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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翩翩-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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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报复;更离谱的,说是那天晚上的月亮太明了,月光化做火苗,把这房子烧了一半。”
起舞(10)
“我相信是月光烧的。”丢丢泪光闪闪地说:“世上只有这种火,才能烧得这么鬼斧神工啊。”
第三章:傅家甸
哈尔滨主要分三个区,道里、道外和南岗。东北烈士纪念馆和哈尔滨火车站,是区分道里、南岗和道外的标志性建筑。
先说南岗吧,它是哈尔滨地势最高的地方,传说这条“岗”是条土龙,为哈尔滨风水所在地。南岗曾被俄国人称为“新城区”,那时的中东铁路局、秋林公司、中央电话局、苏联领事馆、日本领事馆以及一些达官显贵的私人官邸,均在这里。今天,它也是哈尔滨的政治中心,省直主要的行政机构都设置于此。
如果说南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话,那么道里和道外就是对孪生姐妹,她们手拉手,守望着松花江。不过这对孪生姐妹的命运和气质是不一样的。
道里是旧哈尔滨的埠头区,一条由花岗石铺就的大街宛如一条青龙,游走其间,给这里带来云蒸霞蔚的繁荣气象。过去的那条中国大街,到处是欧式建筑,旅店、商店、酒店、洋行、咖啡店、绸缎铺、茶庄林立,店的招牌都是中西文对照的。街上可以看到欧洲的传教士,牵着洋狗穿着貂皮大衣的白俄女人,以及开店铺的中国人。那时的中国大街,现在已经叫中央大街,成为步行街了。这街就像个老贵族,遗风犹在。犹太人约瑟·开斯普创办的马迭尔旅店,曾接待过溥仪、宋庆龄等历史名人,如今它就像中央大街的一棵苍松,风骨依然。而巴洛克风格的标志性建筑——砖木结构的老松浦洋行,听不见了点钞声和银币的叮当声,如今它是一家书店,满楼的墨香。著名的华梅西餐厅,也就是老马尔斯西餐厅,仍然经营传统的俄式大菜,其纸包大虾、罐羊、软煎马哈鱼,是来哈尔滨的游客最喜欢品尝的。除了老建筑,中央大街还有新起的玻璃幕墙的商厦和酒楼,这条街繁华依旧,皮草行、眼镜店、服装店、珠宝店、玉器行、美发厅、茶馆、咖啡店、饺子铺、面馆一爿连着一爿,招牌和霓虹灯交相辉映,令人眼花缭乱。
如果说道里是一个衣着华丽的贵夫人的话,道外就是一个穿着朴素的农妇了。道外原来叫傅家甸,也称马场甸子,这里曾经是松花江畔的一片沼泽地。随着大自然的变迁,松花江江道逐渐北移,沼泽演变成肥沃的泥土。如果说房屋是果树的话,那么泥土就是能让这房屋开花结果的地方。果然,这片土地迎来了零星的打渔人,他们在岸边支起窝棚,使松花江不仅仅能被晚霞映红,也会被渔火映红。到了乾隆年间,这里出现了阿勒楚喀副都统驻屯戍守的旗兵营房。之后,来此当差的山西人傅振基,被恩准于此落户,开始了垦荒种地。傅振基就像一缕晨曦,引来了一场壮丽的日出,之后,又有杨、韩、刘、辛四户人家到此落户,使它人气渐旺,所以这儿也称“五家子”。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的迁入,傅家甸成了气候。傅振基家开了第一家店,为往来的车马提供粮草、食宿,做着修车、挂马掌的营生。之后,其他人家陆续开了烧锅、药铺、网场、客栈、线香铺、打尖店等。所以,傅家甸从一开始,就是小手工业者聚集之地,虽没有大气象,但最具人间烟火的气息。直到如今,哈尔滨的道外区,仍是大店小店,遍地开花;三教九流,无所不有。
上世纪六十年代,丢丢出生在道外航运站附近的一座简朴的民房里,她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一个大她十岁,叫傅钢,一个大她八岁,叫傅铁。她的父亲傅东山,是国营理发店的理发师,他三十二岁的时候,妻子生下傅铁后得了产褥热,由于救治不及,猝然离世。丢丢的母亲刘连枝,那时在街道办的火柴厂上班,因为生有兔唇,大家便送了她个绰号“三瓣花”。虽然她身材俊美,眉清目秀,可那朵绽放在脸上的“三瓣花”,似乎散发着有毒的香气,吓跑了一个又一个前来相亲的人。“三瓣花”无疑成了吊在刘连枝脸上的婚姻丧钟。刘连枝二十八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家人手忙脚乱地为他穿完寿衣后,发现他头发乱蓬蓬的,胡子乱糟糟的,想着他蓬头垢面的上路,于心不忍,就想请个理发师来家里为他理发修面。除了殡仪馆的整容师,没谁愿意给死人理发的。正在一筹莫展之时,刘连枝想起了华发理发店的傅东山。他是劳模,报纸在报道他的事迹时,说他对待顾客态度和蔼,技术好,工作以来,从未休过礼拜天。刘连枝便一路打听,找到了这家理发店。傅东山矮矮胖胖的,眯缝眼,塌鼻子,厚嘴唇,穿一件白大褂。他见了刘连枝,愣了一下,刘连枝想一定是自己的豁唇吓着他了。刘连枝说明来意后,傅东山一边点头,一边收拾东西,带上剃头推子、刮胡刀、肥皂、毛巾等理发用具,与同事打了声招呼,让他们帮助照应一下,跟着刘连枝走了。
起舞(11)
傅东山这一去,结了姻缘。他精心地给刘连枝的父亲理了发,刮了胡子,让他面容洁净地上路了。刘连枝感激他,一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就打听到傅东山的住处,买了两斤核桃酥和二两茉莉花茶,前去道谢。傅东山一家正吃晚饭,两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坐在饭桌前,脸颊和领口沾着玉米糊,看上去顽皮可爱。刘连枝放下东西,帮他打扫了屋子,又给孩子洗了衣裳。傅东山送她出门的时候,对刘连枝说:“你要是不嫌弃我们爷仨儿,就搬过来做个伴儿吧。”刘连枝问:“你不嫌弃我的豁唇?人家都叫我‘三瓣花’。”傅东山说:“我老婆死后,我常梦见她。她每回来,总要举着一朵花。这花很怪,不是五瓣七瓣的,而是三瓣!她见了我不说话,只是跟我笑,把那朵三瓣花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这梦我连续地做,知道它暗示我什么,可我解不了!直到那天我在理发店第一眼看见你,才知道你就是她打发来的‘三瓣花’啊。”
刘连枝比傅东山小六岁,而且傅东山又拖着俩孩子,所以刘连枝的母亲坚决反对他们结婚。她的话说得很难听,说是女儿上边的唇豁着,下边的唇可是一朵未开的花苞,凭什么嫁给你一个死了老婆又带着两个小鬼的人?可是刘连枝下决心要跟傅东山好,三天两头就往那里跑,直到有一天跑大了肚子,刘连枝的母亲这才撒手不管了,给她做了两套行李,打发她出门子了。
刘连枝喜欢傅钢傅铁,对他们视如己出。她担心生下的孩子是豁唇,临产前忧心忡忡的。当护士把刚分娩的孩子抱给她,她一看一切正常,喜极而泣,对着孩子粉红的唇亲了又亲,当即给她取名为“傅红唇”。刘连枝对丈夫说,咱有了红唇,儿女双全了,不再要了。所以女儿两岁时,刘连枝做了绝育手术,一心一意伺候这仨孩子。
丢丢六、七岁时,开始闹着改名字。刘连枝说,一个小丫头,叫红唇多么豁亮啊,不能改!可丢丢说,我要改,我要改!傅东山问她想叫什么?是想叫秀珍、红玉、天芳还是金玲?在他心目中,这些都是女性最美的名字。丢丢说,我才不叫什么“珍、玉、芳、玲”呢,我要叫丢丢!刘连枝说,哪有女孩子叫丢丢的,太难听了,不行不行!丢丢说,难听你们怎么一到了晚上老要偷着叫“丢了——丢了——”,叫得那么高兴?看来“丢”是美的!我要叫最美的名字,我现在就是“丢丢”了!
刘连枝和傅东山臊得满脸通红。他们文化不高,但读过两本私藏的古典小说,没想到从那里借鉴来的房事的秘密,就这样被天真的红唇给听去了。他们对丢丢说,“丢”不是个好事,是丢人的事情,你可不能叫丢丢!丢丢又哭又闹着,说,我不叫红唇,我就要叫丢丢!父母无奈,只得说,你的大名不能改,都上了户口了。你想叫“丢丢”,只能让它做你的小名了。丢丢说,叫小名也行。
红唇成为丢丢的时候,文革正在高潮。两个哥哥因为根红苗正,整天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街串巷,揪斗知识分子。他们一回家,傅东山总要唉声叹气,说是他虽然大字不识几斗,但是明白读书人是世上最单纯的人,对他们动武,就跟在庙里吹灯拔蜡一样,是造孽的。傅钢顶撞父亲说:“书读多了就反动了,不斗他们斗谁呀!”傅铁则白了父亲一眼,奚落道:“你懂什么?你白天只知道给人剃头,晚上就知道跟一个三瓣花‘丢了丢了’地叫,一身的奴性和动物性!”
傅东山气得脸色发青,他扬起胳膊,狠狠地扇了傅铁两巴掌。傅铁的唇角出血了,他捂着嘴,哭着对父亲说:“我妈死了,你找来一个三瓣花不够,还想把我也扇成三瓣花呀?你扇吧,扇吧!”那时丢丢才朦胧觉得,自己跟两个哥哥,并不是一个妈的。
不管傅钢傅铁对父母态度多么恶劣,他们对待自己的小妹,却是格外呵护。有一回丢丢在巷子里跳猴皮筋,她边跳边唱:“猴皮筋,我会跳,三反五反我知道。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也反对。”这时从屋顶忽然传出一个男孩阴阳怪气的唱和声:“猴皮筋,我会跳,三瓣花开我知道。春也开,秋也开,风吹雨打花不落。”丢丢听出来了,这男孩是百货公司卖布的王店员的儿子王小战,比她高一年级。他非常淘气,如果学校的玻璃被砸了,十有八九是他用弹弓打的。周围的人,都知道刘连枝的绰号“三瓣花”,丢丢明白王小战编的歌谣,存心是气她的。丢丢哭着跑回家,把王小战唱的歌谣跟两个哥哥说了。他们二话没说,拉着妹妹,冲进王小战家,把他揪到巷子里,让他跪着,用猴皮筋勒着他的脖子,说是如果他不跟丢丢赔罪的话,就让他见阎王爷。王小战被勒得脸色发青,他哆哆嗦嗦地唱了另一首歌谣,为丢丢赔罪:“猴皮筋,我会跳,丢丢一跳鸟儿叫。问鸟儿,为何叫,丢丢跳得比我好!”
起舞(12)
傅钢傅铁虽然教训了王小战,但私下里却佩服这坏小子,说他机灵,有点歪才。他们对妹妹说,女孩子不能太老实了,老实就会受欺负,你得学厉害点!丢丢我行我素的性格,与哥哥的说教不无关系。
傅钢傅铁高中毕业后,纷纷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了。傅钢去了小兴安岭伐木,傅铁去北大荒种地。他们春节回家时,会给小妹妹带来松子、榛子等吃食。一九七四年初春,刚刚入党的傅钢在小兴安岭林区救山火时死亡,成了烈士。从那以后,傅东山的头发就白了,他在理发店干活时常常心不在焉,屡出事故。不是把人的脸刮破了,就是把人家的头发剃走形了。傅钢的死刺激了满怀壮志的傅铁,他说自己不能要求进步,进步往往意味着牺牲。要是把青春的黑发埋在土里,不管你身后获得多么大的荣誉,人生都是失败的。所以他把写好的入党申请书扔进炉膛烧了,说是这样到了危难关头,党就可以不考验他了。傅铁在农场里常常装病不出工,有时还揣着一把高粱米,半夜溜到老乡家的鸡舍,撒了米,引出鸡,偷了吃了。他还与当地的一个姑娘谈起恋爱,她帮他做些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的活计。就这样,傅铁混到了文革结束,捱到了返城的日子。他返城后的第二天,朝父亲要了二十块钱,跑到秋林公司,买了红肠、面包和啤酒,然后乘车来到松花江边,上了渡船,到了太阳岛,钻到一片茂密的桦树林中,脱光了衣服,仰躺在林地上,让七月的阳光在身上每一个毛孔中生根开花。他在北大荒这些年所感染的风寒,经由这银针似的阳光一调理,轻烟般散去。他畅快地喝着酒,畅快地哭着。傅钢死后,他一直没有好好哭过他。除了哭哥哥,他还哭他住过的干打垒的房子,哭他种过的谷子和高粱,哭那个曾给他带来过温暖的姑娘。返城前,他找到她,说,将来你去哈尔滨,别忘了找我。姑娘明白这话等于是把她给抛弃了,她心里委屈,眼泪汪汪,可嘴上却说,俺舍不得离开这儿,农场开拖拉机的人看上俺了,兴许俺年底就成亲了。要是有一天俺有了儿子,等他长大了,俺让他代俺去哈尔滨看你吧。这番话,把傅铁说得无地自容。傅铁在太阳岛独自呆了一天。到了晚上,他离开岛上的时候,对自己说,我一定要自由地活着,一定要在哈尔滨混出个人样!他登上渡船,站在船头。江风浩荡,把他的头发吹得像春节门楣前贴着的挂钱儿似的,颤颤跃动着。江水被夕阳点染得一片嫣红,好像青春的血液在流淌。
傅铁在家呆了一年后,得不到就业的机会,灰心丧气。这时候他忽然想起哥哥的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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