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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第1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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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明拿究①。
总之，由于嘉庆帝的坚持与努力，原来的基础尚未完全破坏，木兰秋狝勉强举行，直到他本人逝世。而后来就不再举行这一大典了。围场也在同治元年（1862）开围放垦，光绪二年（1876）设围场厅，1913 年建围场县，和地方行政体制一样了。
① 《清仁宗实录》卷118，页89；卷132，页13—14。
② 《清仁宗实录》卷118，页39—40。
③ 《清仁宗实录》卷132，页14。
④ 《清仁宗实录》卷233，页20—21。
① 《清仁宗实录》卷272，页36。
第十章官修图书第一节清代官修图书制度与机构清入关前官修图书机构清代官修图书的制度与机构，至少可追溯到清入关前皇太极时期的文馆之设。文馆也就是清代最早的官修图书机构。天聪十年（1636），改文馆为内三院，其中内国史院负责“记注上起居诏令，收藏御制文字，凡用兵行政，六部所办事宜，外国所上章奏，俱令编为史册，并纂修历代祖宗实录”①。内三院之设，使文臣分工更为明确，编纂书史成为内国史院的专门职责。只可惜清入关前之官修图书，仅有一部分保留下来，如《满文老档》、《太祖实录图》及现在所见《满洲实录》，最早就是天聪九年（1635）修成的；《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也有崇德元年大学士刚林、希福等恭修本。②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后，沿明制另设翰林院。顺治十五年（1658），改内三院为内阁，十八年六月，复改内阁为内三院。康熙九年（1670），又改内三院为内阁，另设翰林院，如明朝之制。此后的官修图书，主要由翰林院承担，内阁、詹事府、内务府和雍正以后的军机处、方略馆，也都有修书或参与修书之责。
内阁内阁大学士之责，主要是“钧国政，赞诏命，厘宪典，议大礼大政，裁酌可否入告”，“修实录、史、志，充监修总裁官”。①所以，清代的官修图书，大都是由大学士领衔的，如顺治《御制孝经》一书，特命大学士冯铨为总裁官，冯溥、黄机等为修纂官；②内阁大学士是官修图书的主要负责人，由他们负责组织修书班子，报请皇帝批准，即可开始工作，并由他们负责监督。而具体负责编撰工作的书馆成员，则大抵由翰林院、詹事府等官员充任。内阁还负责大库和皇史宬藏书工作。
翰林院“翰林院官，以编辑校勘为职业，敕撰书史咸与”，“凡馆局，则充提调、纂修，慎其编校”③。翰林院的主要职责即是纂修图书。例如纂修实录、圣训，翰林院掌院学士充副总裁官，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等充纂修官，典簿、待诏、孔目充收掌官，笔帖式充誊录官，亦间充收掌官。纂修玉牒，则以翰林院满洲、蒙古、汉军修撰、编修、检讨① 《东华录》天聪卷“天聪十年三月辛亥”条。参见阮葵生：《茶余客话》卷1，“内三院”条。中华书局1960 年版。
② 《大清会典事例》卷1049。又《清朝文献通考》卷220。
① 《清史稿》卷114，《职官》。
② 《大清会典事例》卷1048。
③ 《大清会典》卷70《翰林院》。
职名，移送宗人府，充纂修官，庶吉士也得拟送①。凡各馆纂修书史，翰林院掌院学士充正副总裁官，侍读学士以下、编、检以上充纂修官或提调官，庶吉士亦简充纂修官，参加修书工作，典簿以下之职责，与修实录、圣训相同。清代绝大部分官修图书是由翰林院承担的。仅据《光绪清会典》所记载，从顺治初年至光绪十二年，由翰林院纂修的图书即达一百五十九种之多②，对那些实录、圣训以及名曰“御注”、“御撰”而实由翰林院所撰之书尚未计算在内。
詹事府詹事府本为东宫僚属，其官员职责是辅助皇太子的文学侍从官，并司讲读牒奏之事。但由于从雍正朝以后实行秘密建储制度，詹事府的职责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乾隆朝开始，其主要职责是修书。詹事府官员成为清代官修图书的笔修官的来源之一。
“内廷三馆”
清代官修图书，大都临时成立书馆，且以所撰之书而名其馆，如修《明史》即开“明史馆”，修《四库全书》，其馆名为“四库全书馆”等等。凡奉旨编纂诸书所开之馆局，应用纂修官等人数，一般由大学士等斟酌议定，奏请皇帝批准后实行，其所修之书刊刻告竣，即奏请撤销该书馆。但也有常设之馆局，即所谓“内廷三馆”。
一为武英殿修书处（属内务府）。康熙十九年（1680）设武英殿造办处，雍正七年（1729）改名为修书处，其职责为“掌缮刻装潢各馆书籍及宫殿陈设书籍之事”①。该处实际由监造处和校刊翰林处两部分组成。监造处负责“监刊书籍”工作，校刊翰林处设总裁、提调、总纂、纂修、协修等官，负责“校正文字”工作。
二是国史馆（属翰林院）。首开国史馆是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从山东道御史徐树谷之清“纂修三朝国史”②。康熙四十五年（1706），谕修国史诸臣传，乾隆九年（1744），又命续修国史。以上几次均为告竣则停馆。至乾隆三十年（1765）十月，命重修国史列传而开国史馆后，国史馆成为常设③。
国史馆设总裁官，“掌修国史”；下设提调，“掌章奏文移，沿其吏役”，总纂、纂修“掌分司编纂之事”；校对，“掌分司校勘之事”④。又特定国史体例为本纪、传、志、表四部分，但修成之国史，除大臣、儒林、文苑等传（合称《满汉名臣传》）外，皆无刻本，而且不准人们传抄，直至民国初期① 《大清会典事例》卷1049。
② 据《大清会典》卷70《翰林院》统计。
① 《清朝通志》卷66。
② 《清圣祖实录》卷145，康熙二十九年三月乙末条。
③ 参见李鹏年等《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第216 页。
④ 《清会典》卷70《国史馆》。
才加入大臣传新档而刊成《清史列传》，即是清国史馆列传稿⑤。
三系方略馆（属军机处）。方略馆是专门负责撰辑“方略”、“纪略”
之类书籍的修书机构。每次军功告成，或遇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奉旨纂辑成书，纪其始末，或曰“方略”，或曰“纪略”。此外，也修纂皇帝特交纂辑的其他书籍①。如《大清一统志》、《西域图志》、《明纪纲目》等书是②。清代所修第一部方略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勒德洪等奉敕编纂的《平定三逆方略》③。
此外，尚有“起居注馆”，也是常设之馆。清代起居注馆康熙九年（1670）始设④，五十七年（1718）裁并归内阁⑤，雍正元年（1723）复置⑥，此后常设。其职责为“掌侍直起居，记言记动”⑦，“凡侍直，既退则载笔。。必具年月日，书其当直官之名，乃匦而藏焉。。。岁终以送于内库而储诸库”⑧。
另外，宗人府也参与部分修书工作。清代从顺治十三年始，每十年修一次《玉牒》，相应成立“玉牒馆”。嘉庆朝以后，又每十年修《宗人府则例》一次，相应开设“则例馆”⑨。又不定期开设修纂律例的“律例馆”等，但均非常设，书成即闭馆。宗人府所开各书馆之纂修官由翰林院简派。
官修图书的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清代官修书籍还有监督稽察机构，即内阁所属“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此机构设于雍正八年（1730）①，其职责为“察各部、各旗谕旨特交之事，而督其限”。官修书籍一般为奉敕而撰，故属稽察处职责范围之内②。
⑤ 参见李宗侗：《中国史学史》第161 页。台北华冈出版公司版。
① 《大清会典》卷3《军机处》。
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223。又李鹏年等：《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第67 页。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9。又《清朝文献通考》卷219。《大清会典事例》卷1049。④ 雍正《会典》卷155；《清史稿》卷115。
⑤ 《大清会典事例》卷1055，《皇朝词林典故》卷17，《清史稿》卷115。⑥ 《清史稿》卷115，《皇朝词林典故》卷17。
⑦ 《清史稿》卷115。
⑧ 《大清会典》卷70《起居注馆》。
⑨ 《宗人府则例》卷首。
① 《大清会典事例》卷15《内阁职掌》。
② 《大清会典》卷3，《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
第二节清代官修图书的基本概况康熙、雍正时期的官修图书顺治年间，虽然连年征战，但摄政王多尔衮和清世祖福临，仍然谕令撰修了一批图书，如《赋役全书》、《人臣儆心录》、《资政要览》、《御注孝经》等，还曾下令纂修明史，但未能完成。如和明朝相比，显然更为重视官修图书事业。
康熙时期，官修图书事业大为发展，种类繁多，卷帙浩繁，百卷以上者屡见不鲜。其在经学方面的著作，便甚为繁多。
康熙皇帝一生极重视儒家经典，屡开经筵，召儒臣讲论五经四书之经义，并将经筵所讲之稿，命大臣编辑成书，取名“解义”，先后编成《日讲四书解义》等书。他又命儒臣先后编纂成《春秋传说汇纂》（40 卷）、《周易折中》（22 卷）、《诗经传说汇纂》（21 卷，序2 卷）和《书经传说汇纂》（24卷）；康熙五十二年（1713），又命理学家、大学士熊赐履、李光地等修成《朱子全书》（66 卷）；五十六年，又命李光地等人刊正明成祖时命胡广等纂辑的《性理大全》一书，并亲加厘定，纂辑成《性理精义》（12 卷）。康熙雍正时期官修史学著作也是比较多的。这个时期完成了四部实录的修纂和修订工作。《太祖高皇帝实录》（10 卷）原有崇德元年（1636）刚林、希福等纂本，为了隐瞒不利于满洲贵族统治的历史事实，康熙二十年（1681）又命勒德洪等重修。《太宗文皇帝实录》（65 卷）顺治时已纂成，康熙十二年（1673）又命图海等修订。此前，康熙六年（1667）还纂成《世祖章皇帝实录》（146 卷）。以上三朝实录，至雍正十二年（1734）又均命鄂尔泰、张廷玉等重加校订。我们今天所见清历朝实录中的前三朝实录，即是雍正十二年后的校订本。另外，雍正时又纂成《圣祖仁皇帝实录》300 卷。
康熙雍正时期也进行了历朝“圣训”的编纂。康熙二十五年（1686）编成《太祖高皇帝圣训》（4 卷）。翌年，续成从顺治时开始编纂的《太宗文皇帝圣训》（6 卷），并编纂成《世祖章皇帝圣训》（6 卷）。雍正九年（1731）又编成《圣祖仁皇帝圣训》（60 卷）。由此可见，清代“圣训”之编纂，创始于顺治时期，而形成于康熙雍正时期。此后各帝则尊祖宗成法，相沿不替。此外，清代的“起居注”自康熙以后，按月皆有缮本，每月两册，成为定制①。在康熙雍正时期，统治者为了宣示其武功，出现了“方略”一类史书。
康熙二十年（1681）所纂《平定三逆方略》（60 卷），是清代的第一部“方略”。此后，康熙二十七年（1688）纂成《平定罗刹方略》（4 卷），四十三年（1704 年）又纂《亲征平定朔漠方略》（48 卷）。其后成为定例，从乾隆至光绪，每当一次军事行动以后，都要下诏修“方略”，由方略馆“纪其始末，纂辑成书”①。
在史学史上有较高地位的正史——《明史》成书于康熙雍正时期。《明史》之修纂，从顺治二年至雍正十三年，前后经过九十一年之久。是历代官修正史中费时最长的。
康熙帝还命令修纂了两部地理类著作，即《钦定皇舆表》（16 卷）和《钦① 参见李宗侗：《中国史学史》第161 页。
① 梁章钜：《栖垣纪略》卷14，《规制二》。
定方舆路程考》（不分卷）。又修成《御定清凉山志》（10 卷），是为清代第一部官修的方志性质的图书。
雍正朝官修图书，有其一定特点。首先，雍正时公布了一批档案材料，并分别命儒臣编辑成书，计有《上谕内阁》（159 卷）、《上谕八旗》、《上谕旗务议复》、《谕行旗务奏议》（各30 卷）、《朱批谕旨》（360 卷）。其次，修纂了一批训诫臣民的书籍，如《执中成宪》（8 卷），前四卷录上溯唐虞，下迄明孝宗，历代帝王之嘉言善政，后四卷则录诸臣论说之被认为“裨于治道者”②。以警诫臣民。第三，又命令编纂了《八旗通志初集》（250卷，乾隆四年成书），当时所以提出修纂此书，是与满洲贵族在入关八十余年，满汉逐渐融合的趋势下，欲保持其特殊权利的思想不无关系的③。
康熙雍正时期的官书中也出现了几部较有影响的自然科学著作，如《数理精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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