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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魑�新的贸易口岸的企图。针对英国的这一阴谋，嘉庆帝在给粤督蒋攸铦的指示中说：英人“其意似专欲来天津贸易，以遂其垄断之谋，该督总当设法，将伊国来京之意严行杜绝，使之不萌此念。”①在嘉庆时期，清朝在处理中外关系时，仍然固守着传统的闭关锁国政策，对外部事物一概采取盲目排斥态度。嘉庆四年（1799）十一月，嘉庆帝向两广总督吉庆查询广州海口纹银外流的情况。吉庆在复奏中称：“西洋夷商来粤贸易，向系以货易货。或有不敷价值，亦系互用番银，尚无携带纹银出洋之事。惟贩来钟表玻璃等物，以无用易有用，未免稍损元气。若内地不以此等为要物，夷商自无从取巧。”吉庆在复奏中把钟表玻璃视作无用之物，这不是个别人的偏见，反映了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作为立国之本的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认识水平。嘉庆帝在为此颁发的谕旨中，把吉庆的这种思想作了更为淋漓尽致地发挥，说：“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玩好，乃天性所禀，非骄情虚饰，粟米布帛，乃天地养人之物，家所必需。至于钟表，不过为考察时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废其起晚息之恒业乎？尚有自鸣鸟等物，更如粪土矣。当知此意，勿令外夷巧取，渐希淳朴之俗”②。嘉庆帝作为封建帝王，不贵珍奇，不爱玩好，自有可贵之处。然而，将反映时代科①　《清仁宗实录》卷319。
　　②　《清仁宗实录》卷319。
　　①　《清仁宗实录》卷323。
　　②　《清仁宗实录》卷56。
　　学技术进步的新事物，采取不分青红皂白、全盘否定、一概排斥的态度，这又不免失之片面。他在接待阿美士德使团时，其防范意识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其中对外使觐见礼节的斤斤计较，将来自国外负有交涉使命的使节称为“贡使”，携带礼品作为“贡物”，以及在给英王文书中充满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傲慢态度，这一切，则不能不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表现。
　　鸦片贸易和清政府禁毒鸦片流毒泛滥是嘉庆道光时期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
　　鸦片流毒在中国泛滥成灾，是西方新老殖民主义者为填充贪得无厌的欲壑而向中国偷运越来越多的鸦片造成的。十六世纪中后期，葡萄牙人开始从他们占据的印度的卧亚和达曼将鸦片贩运到中国。踵其后尘者有西班牙、荷兰。西方殖民主义者还将吸食方法传入中国，为鸦片的大量输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对鸦片毒流推波助澜的是殖民强国英国。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当整个印度半岛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时，英国为了改变中英贸易中所处的不利地位，遂把一个对华大量倾销鸦片的罪恶政策付诸实施。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经过专家依据中国人的口味研制熬炼而成的鸦片，由东印度公司在国家市场上标价拍卖给投机商人，然后再由这些投机商人转卖给鸦片商人，由他们运往中国。英国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的政策，使得鸦片的流入量成倍、成数十倍地增加。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充实了英国和英属印度政府的国库，填满了鸦片商人的私囊。然而，鸦片的泛滥成灾，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社会造成严重危害。鸦片的大量输入造成白银的大量外流，使中国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阻滞了商业的发展，增加了劳动人民的负担；鸦片流毒严重摧残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和国防力量；鸦片的泛滥腐蚀了整个清皇朝，使其统治力量不断削弱。鸦片贸易的危害逐渐引起清政府的重视，清廷从雍正七年（1729）开始禁烟。这一年，消廷为此制定了一个处罚条例，规定：对兴贩鸦片的人，“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对私开烟馆的人，“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对借鸦片走私而需索计赃的兵役等人，“照枉律治罪”；对疏于纠察的各海口地方文武官员以及没有负起监察责任的各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①。雍正年间制定的这个条例，给予有关人员的处罚相当严厉。然而，这个条例并没有认真执行，故而“开馆应拟绞律，律例早有明条，而历年未闻绞过一人，办过一案”②。由于煌煌圣谕形同具文，鸦片的买卖、吸食自①　李圭：《鸦片事略》。
　　②　《林文忠公政书》乙集。
　　然是禁而不止。结果是“内地嗜食渐众，贩运者积岁而多”③。有鉴于此，乾隆帝再颁禁令，由于“官吏奉行有名无实”，禁令还是一纸空文。在雍正、乾隆两朝，清廷不仅没有实力查禁鸦片，而且各海关仍对由海关公开入口的鸦片征收关税。严格说来，鸦片在当时并没有成为真正的禁品。
　　鸦片是在嘉庆朝才真正成为禁品的。对于已逐渐成为社会公害的鸦片流毒，嘉庆帝主张严厉加以禁止。清廷不仅为此制定了更为严厉的禁烟条例，而且实力推行。嘉庆十五年（1810）三月，北京广宁门巡役查获身藏鸦片烟六盒入城的杨姓烟贩，嘉庆帝令将烟贩交刑部严审办理。清廷根据当时“购食者颇多，奸商牟利贩卖，接踵而来”的严重情况，令步军统领、五城御史，与专理税务的崇文门有关官员协同配合，于京城各门禁严密访查，“一有缉获，即当按律惩治，并将其烟物毁弃”。为了正本清源，嘉庆帝令于闽粤出产之地，由闽粤督抚“关差查禁，断其来源”①。要求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沿海各督抚认真查察，“嗣后海船有夹带鸦片烟者，立行查拿，按律惩办。如委员胥吏有卖放情弊，均予以重惩。傥竟透入内地货卖，一经发觉，著穷究来从何处？买自何人？不得以买自不识姓名商船，搪塞蒙混。当将失察卖放之监督及委员吏役人等一并惩办不贷”②。嘉庆帝的严厉警告并没有发挥实际作用。各处海关照样私纵偷越，有的海关甚至私征鸦片烟税银以肥私囊。嘉庆十八年（1813）七月，清廷再次重申禁令，指出：“鸦片烟一项，由外洋流入内地，蛊惑人心，戕害生命，其祸与鸩毒无异”，必须严加禁止。清廷在这一年制定、颁布了对吸食鸦片烟者的处罚条例，规定：侍卫官员买食鸦片烟者，革职杖一百，枷号二个月；军民人等杖一百，枷号一个月；供役内廷的太监，如有违禁故犯，立行查拿，枷号二个月，发往黑龙江给该处官员为奴。嘉庆帝再次严饬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各关，严加巡缉，如查有奸民私贩鸦片烟，冒禁过关，一经拿获，将鸦片烟立时抛弃入海，奸商按律治罪。对于敢于阳奉阴违，并私收税课的管关监督，嘉庆帝责成该省督抚，实力查参，将该督先行革职，由驿具奏，从重惩治③。清廷在打击内地贩卖吸食的同时，开始采取措施，杜绝鸦片的输入。嘉庆十四年（1809），嘉庆帝令广州“公行必须具结保证他们所承保的每艘船在到达黄埔时，船上没有装载鸦片”④。嘉庆二十年（1815），清廷决定，在“西洋货船至澳门时”，“应按船查验，杜绝来源”①。清廷加强了在广州海口的查禁，英、美等国鸦片商人将装载鸦片的船只改泊澳门。当时，窃据澳门的葡萄牙当局③　梁廷楠：《夷氛闻记》。
　　①　《清仁宗实录》卷227。
　　②　《清仁宗实录》卷240。
　　③　《清仁宗实录》卷271。
　　④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
　　①　《清仁宗实录》卷344。
　　允许英船每年运鸦片五千箱入澳门。葡萄牙当局每年因而获得10　万两关税。澳门一时成为输入中国内地鸦片的集散地。葡萄牙当局对运入澳门鸦片数量的限制和对鸦片征收关税，使英国鸦片商人大为不满。其后，外国商人遂于正当货物中夹带鸦片，于广州黄埔港夹带私售。鸦片市场一度又从澳门转移到了黄埔。因此，清廷在嘉庆朝实行的“禁止从外洋输入鸦片”的政策，没有能杜绝鸦片的输入，鸦片以“夹带私售”的形式越来越多地涌进国内。面对鸦片流入日益增多的情况，道光帝即位后对禁烟更为重视。从道光元年（1821）至道光十九年（1839），是清代真正实行禁烟的时期。
　　道光元年，清廷采取源流并治的方针，禁止鸦片从海口的输入和在内地的销售。为了清源，清廷规定：“凡洋船至粤，先令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忍，加等治罪。”②为了扼流，清廷作出了对“开馆者议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徒”的新规定。在这些新政策颁布后，清廷实力加以推行。道光帝指示广东地方当局封锁了黄埔和澳门的鸦片市场；令将四艘夹带鸦片烟的外国船只驱逐回国，并永远不准它们再来广州；摘掉了对外商夹带鸦片故意隐瞒的广州十三行总商任敦元的三品顶戴；令广州地方当局将居于澳门的鸦片贩卖大户叶恒树加以法办。
　　道光元年采取的这些措施，并没有收到明显效果，鸦片的输入量仍然是与日俱增。道光帝在分析其原因时认为：“鸦片烟一项，流毒甚炽，总由地方官查拿不力所致。”有见于此，清廷采取措施，打击惩治徇隐自肥、敷衍失察的官员。道光三年（1823）八月，清廷制定了失察鸦片烟条例。规定：“嗣后如有洋船夹带鸦片烟进口，并奸民私种罂粟煎熬烟膏，开设烟馆，文职地方官及巡查委员，如能自行拿获究办，免其议处，其有得规放纵者，仍照旧例革职。若止系失于觉察，按其鸦片多寡，一百斤以上者，该管大员罚俸一年；一千斤以上者，降一级留任；五千斤以上者，降一级调用。武职失察处分，亦照文职画一办理。”①失察鸦片烟条例是制定出来了，但它对各级官员的警戒作用是微乎其微的，鸦片仍然还是畅通无阻地通过各海口、关隘流入内地。
　　道光十年（1830），道光帝根据江南道监察御史邵正笏不仅要严禁贩卖鸦片还要严禁内地种植鸦片的提议，在全国进行了种卖鸦片情况的调查。道光帝令各地官方在对所管辖地区鸦片的种卖情况查证确实后，加以惩治。为了使各地的惩治有所遵循，这一年十二月，清廷颁布了严禁种卖鸦片章程。规定：“嗣后内地奸民人等有种卖煎熬鸦片烟者，即照兴贩鸦片烟之例，为首发近边充军，为从杖一百徒三年。地保受贿故纵者，照首犯一体治罪，赃重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其知情容隐，虽未受贿，亦照为从例问拟。所种烟②　李圭：《鸦片事略》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6）。①　李圭：《鸦片事略》。
　　苗拔毁，田地入官。”②清廷还令各地官员在对管辖区域鸦片种卖情况调查确实之后，还要就如何严禁所在地种卖鸦片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妥议章程具奏”。清政府的命令发布后，不少省份立即行动起来，督抚大员纷纷派员赴乡稽查，并把所在地种卖鸦片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清廷根据各地陆续汇集上来的情况，颁发一道道命令，令各地实力禁止种卖鸦片。
　　从道光十年（1830）二月开始，至道光十二年（1832）二月止，在两年时间里，计有广东、福建、陕西、安徽、湖南、云南、贵州、四川、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先后向皇上就各省鸦片的种卖情况以及各地已经实行和准备实行的各项禁烟措施作了报告，道光帝根据各省报告中提供的情况作了一系列非常具体的指示。清廷提出的各项禁烟措施，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从沿海到内地到少数民族聚居地；从鸦片的走私入口到贩卖种植吸食到鸦片烟具的制造；从官员到衙役兵丁到民人，无不包含在内。且实行奖惩并举、源流并治的方针。清政府的这些措施，如果能被真正付诸实施，鸦片毒流将会被遏止。然而，实际上道光帝这些包罗万象、疏而不漏的禁烟措施，由于外国侵略者的蓄意破坏和腐朽的封建贪污政治而付诸东流。
　　从道光十二年开始，英国商船避开清廷规定的对外贸易口岸广州，擅自驶入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洋面，以“求市为名，实质图贩鸦片”。清廷对这些闯进江、浙、山东洋面的外国船只，一方面严令沿海各督抚将其驱逐出境，“以肃洋面而杜私贩”，一方面令沿海各督抚“出示晓谕沿海居民，毋许与之交接。如有内地奸民，及不肖将弁，冀图获利，私与勾结，即严行惩办”①。清廷对北上英商船只的驱逐，不仅没有使福建、江苏、浙江、山东洋面的英船绝迹，反而由于“沿海地方文武各官，不知认真查察，遇有洋船往来，一报了之”，“复有内地奸民，驾船接济，彼此获利”等原因，竟使“洋船之来日多”。特别是到道光十四年（1834），英国议会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