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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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史志的种类相当多，大体有一统志、通志（省志）、府志、州志、县志、厅志、卫志、所志、土司司所志、合志（原为一县，后分两县，联合修志），以及乡镇志。另外，还有专志，如山志、水志、湖志、堤志、水利志、盐井盐场志、宫殿志、寺观志、祠宇志、陵墓志、名胜古迹志、风俗志，等等。
　　官修方志清代的方志，多系官修。中央设有一统志馆，总裁官一般系大学士兼任，第一部《大清一统志》于康熙二十四年开始修纂，至乾隆八年始成，三百四十卷，乾隆四十九年又奉敕修成第二部《大清一统志》，五百卷，道光二十二年再修成第三部《大清一统志》。省府州县厅志由地方官府主持，设立志书局，主要官员任总裁，聘请学者文人任总纂和纂修，如乾隆《盛京通志》一百二十卷，大学士阿桂等奉敕修。乾隆《浙江通志》二百八十卷，大学士兼浙江巡抚稽曾筠、闽浙总督李卫为总裁官。雍正《河南通志》八十卷，总裁为河东总督田文镜、王士俊，编修孙灏为撰修，嘉庆《扬州府志》，主修是两淮盐政阿克当阿，状元姚文田为主纂。一些文人有志于修方志，如乾隆《无锡县志》比较简略，县人秀才黄卬花了十六年，写出十二卷《锡金识小录》，作为县志的补充。书名“识小录”，是因为私人写的不能成为官定的志书，是野史，不能叫“无锡县志”。
　　方志的体裁从一统志到县志、镇志，各有自己的体裁。一统志汇载全国各地情况，以省和特别地区立卷，先京师，次直隶，然后分列各省。各省通志多以府直隶州为单位，分述各项制度和人物传记，也有以志传为纲，下面分叙各府州县之情。各种方志大都沿用正史体例，采用志、传、图、表的表达方式，大都有疆域、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税课、职官、山川、古迹、桥梁、隄堰、陵墓、祠庙、寺观、名宦、人物、流寓、烈女、仙释、土产、公署、水利、盐法、艺文、物产等等分类。
　　清代方志的繁富清代方志甚多，内容非常丰富，记载的范围极广，有自然现象、地面概貌、地下矿藏，有政权机构、社会组织，有军政要员、文人学士、释道隐逸，有赋税徭役人丁田地，有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风土人情，可以说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及人事，包罗万象，无所不有，因而为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史、科技史、文学艺术史、地方史提供了多门类的详细的广泛的资料。比如，大事记、武功、寇乱、堡塞、祥异、人物等门，保存了大量反封建、反侵略史料，光绪《广州府志》及其所属包括《佛山忠义乡志》在内的州县、镇志，记述了广东人民在鸦片战争中奋起反抗英国殖民军的事迹。方志中有大量经济史料，如山西等省方志中有煤，《新疆图志》、《玉门县志》有石油，四川方志有天然气史料，十分丰富。田赋、徭役、盐法、户口等门类，是极好的经济史料。乾隆《威远县志》卷四记录田契房契至三十二页之多。水利门是很有价值的水利史料。物产、人物门有大量关于中草药及医理、医案、医方和名医高尚品德的记载。方志中的地图史料甚多，乾隆《浙江通志》有地图一百五十一页，光绪《繁峙县志》有历代疆图边关图。风俗门记述了各地时令节气和人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社交往来、宗教信仰、文化娱乐等风俗习惯，是其他文献较少记载的珍贵史料。
　　第五节清人边疆史地书籍边疆史地，特别是西北、东北和西南史地，是清代兴起的学科，成就很大。所有著述，既与一般地方志有很多类似之处，也有不少差异，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方志。
　　由于清政府长期开疆拓地，版图扩大，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隶属关系不断增强，边疆少数民族同内地民族的联系空前频繁，漠西蒙古一度势力十分强大，对清朝西北、北方地区带来严重影响，俄国沙皇政府又猛烈向中国扩张，不断蚕食我国北方、西北领土，故清政府非常重视边疆史地的研究，主持撰修了一批边疆史地著作。在此影响下，一些学者从事元史的研究，撰写了《元史氏族表》等书，也促进了西北史地学的形成。
　　清人边疆史地著述清人记述清代历史的边疆史地著述，大致有下列书籍：刘统勋等撰《西域图志》五十二卷；祁韵士撰《皇朝藩部要略》十八卷，《西陲要略》四卷，《万里行程记》四卷，《西域行程记》一卷；张穆《蒙古游牧记》十六卷；松筠《西陲总统事略》十二卷；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八卷；王文锦《西域南八城纪要》一卷；关凤楼《新疆大记》六卷；盛绳祖《卫藏图志》五十卷；佚名《卫藏通志》十六卷；黄沛彪《西藏通考》八卷；佚名《西藏考》一卷；佚名《西藏志》，不分卷；王我师《藏炉述异记》一卷，《藏炉总记》一卷；何秋涛《朔方备乘》八十卷；严如煜《洋防辑要》二十四卷；林谦光《台湾纪略》一卷；卢坤等《广东海防汇览》四十二卷；图理琛《异域记》二卷；还有胡建伟《澎湖纪略》十二卷等书。
　　《皇朝藩部要略》这些书中，以《皇朝藩部要略》等书影响更大。其作者祁韵士，任翰林院编修，参加了乾隆帝敕令纂修十二卷《蒙古王公功绩表传》的工作。他翻阅档案、实录及蒙古书籍，积累了大量资料，历时八年，始完成《要略》。此书十八卷，分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喀尔喀部、漠西蒙古厄鲁特部、回部、西藏五个要略，另有藩部世系表四卷，对各部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如归附、叛服、封爵等，以及该部的历史，作了较好的说明，被学者李兆洛赞为：“如读邃皇之书，睹鸿蒙开辟之规模焉，乌可不令承学之士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了然于天人之故哉。”①①　《养一斋文集》卷5《外藩蒙古要略序》。
　　《卫藏通志》《卫藏通志》，作者不详，有人认为是乾隆末年赴藏督运粮草台站乌拉之钦差大臣工部尚书和琳。卷首为御制诗文，下分考证、疆域、山川、路程、喇嘛、寺庙、番目、兵制、镇抚、钱法、贸易、条例、纪略、抚恤、部落、经典十六卷，引用了大量西藏藏文档案、西藏各种旧志、乾隆时西征廓尔喀及安藏之各种公文、历代碑文资料，叙述了汉唐以来西藏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着重记载了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以及西藏社会的各种制度，生产、经济、风俗，如驻藏大臣职权、驻藏官兵分布、藏中各部落名称、山川形势、金奔巴掣签制度，蒙古人赴藏熬茶制度，达赖、班禅遣使入朝制度，藏民信仰及生活状况，入藏道路，藏兵，等等，是一部关于西藏史地的重要书籍。《朔方备乘》《朔方备乘》，作者何秋涛，原系刑部主事，正六品，“以俄罗斯与中国壤地连接，宜有专书资考镜，始著《北徼汇编》六卷”，继而扩充到八十卷①。其中，卷首十二卷，录上谕及钦定书籍有关文字，自撰六十八卷，为《圣武述略》、《北徼界碑考》、《北徼条约考》、《俄罗斯馆考》、《雅克萨城考》、《汉魏北徼诸国传》、《国朝北徼用兵将帅传》、《俄罗斯互市始末》、《土尔扈特归附始末》、《图说》，等等，详细记述了秦汉以来特别是清朝对东北、北方、西方边疆的经营和治理，当地少数民族的情形及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沙俄之情及中俄关系。咸丰帝奕裕�赞扬何秋涛“通达时务，晓畅戎机”，其书“于制度沿革、山川形势，考据详明”，将他升为从五品的员外郎。
　　《新疆识略》《新疆识略》，作者松筠，久任伊犁将军，政绩卓著。此书卷首为清帝所写平定准噶、大小和卓木之乱的诗文，十二卷卷目是新疆总图、北路舆图、南路舆图、伊犁舆图、官制兵额、屯务、营务、库储、财赋、厂务、边卫、外裔。道光帝旻宁对此书叙述“山河之襟带，城郭之控制，兵食财富之储备，田野畜牧之繁滋”，表示满意，此书确实提供了详细的清代新疆地理和社会经济资料。这些著作，为研究清代民族史、民族关系史、中央与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关系史、边疆地方史，汇集了丰富材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①　《清史稿》卷485《何秋涛传》。
　　第六节文集清人文集，大体上可分为别集和总集两类，但具体名目不一，或称集、文集，或称别集、全集，或称稿、文稿、剩稿、类稿、未定稿，或叫文存、文钞，或名遗书、遗集，有的更采用其他书名，如包世臣的《安吴四种》，形式上看不出它的性质，实即文集。清人文集的题名，或用作者的别号、官名、谥号，或以其故里命名，或因特点题写。别集系个人著述汇编，总集系汇辑多人的文章。
　　清人文集数量极大，仅《清史稿》的《艺文志》和《清史稿艺文补编》，就著录了总集书目八百五十七部，别集书目五千四百三十二部；因总集中包括了清人编辑的前人文集，扣除之后，清人文集也在五千部以上。但此数很不准确，不少文集未收录入《清史稿》。据近人柯愈春研究获悉，清人文集目前存放于各大图书馆的约有一万三千种。
　　文集之多，即意味着作者众多，而且成员也很广泛，上自天子，以及八旗王公贵族、文武大臣，下及举人秀才一般文人，多有著述。康熙帝玄烨有《御制文初集》四十卷、二集五十卷、三集五十卷、四集三十六卷、《避暑山庄诗》二卷。雍正帝胤禛有《御制文集》三十卷、《悦心集》二卷。以后仁宗、宣宗、文宗、穆宗皆有文集，而以高宗弘历最多。乾隆帝弘历有《御制文初集》三十卷、二集四十四卷、三集十六卷、《御制诗初集》四十八卷、二集一百卷、三集一百一十二卷、四集一百一十二卷、五集一百卷、《御制乐善堂文集》三十卷、《余集》二十卷、《全史诗》二册、《全韵诗》二册、《拟白居易乐府》四册、《圆明园诗》不分卷。
　　八旗王公大臣多有著述。勤郡王蕴端著有《玉池生稿》，安郡王玛尔浑撰《宸萼集》、《敦和堂集》，果亲王允礼有《春和堂集》、《静远斋集》，果郡王弘瞻著《鸣盛集》，和亲王弘昼有《稽古斋全集》，怡亲王允祥撰《明善堂诗集》。大学士、三等伯鄂尔泰有《文蔚堂诗集》八卷、《西林遗稿》六卷，大学士尹继善著《尹文端公诗集》十卷，大学士明珠之子纳兰性德著《通志堂集》十八卷，协办大学士、尚书阿克敦有《德荫堂集》。
　　文集体例各有不同。孙奇逢之十六卷《夏峰集》，卷一、卷二为语录，卷三是记、论、说、辨、议，卷四、五系序、跋，卷六、七为书，卷八、九、十是传、志、行述，卷十一杂著，卷十二赞、铭、杂文，卷十三、十四诗，卷十五、十六为补遗。傅山的四十卷《霜红龛集》，一至十四卷为赋、诗，十五至二十六卷是传、叙、题跋、墓铭、碑、记、书札、家训、杂文，卷二十七至三十系杂著，卷三十一至三十五为读经史子，卷三十六为杂记。魏象枢之十卷《寒松堂集》，前四卷为奏疏，卷五是书序、传记，卷六、七为书简，卷八系碑志、表状、祭文，卷九杂著，卷十庸言。
　　数逾万种的文集，各有偏重，体裁不尽相同，有的奏议为主，有的偏于传记，也有的重在学术研究，但大体上包括了以下十种文体：奏疏、颂赋、论说、序跋、记、书启、传记、诗词、家训、家传、杂著。另外，还有表，谢恩表、朝贺表、策问、策论、拟诏、文告、赞、铭、箴、详谘、批详、示檄，等等。
　　文集因其作者众多，成员广泛，题材多样，数量庞大，包罗万象，故而史料价值甚大。归纳起来，文集之作用大概有三个大方面，一是文集提供了清代政治、军事、经济等等各方面的大量的、详细的、珍贵资料，二系今人可以利用文集作者关于前代前人的研究成果，三为便利今人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
　　以乾隆皇帝弘历的御制诗文集为例，虽然不少诗文是逢场作戏或敷衍成篇，但也有许多文章诗词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政治含义，或论述某事某制，或言己之政见，或臧否人物评论史事，或嘉奖贤臣名士，促进臣僚效忠朝廷，争取汉族名流学者，为了解当时社会及乾隆帝本人，提供了大量珍贵史料。其乾隆五十八年所写《御制喇嘛说》，简述了佛教传入西藏之沿革，论证了活佛转世纯系迷信，阐明了清为安蒙古而承认其转世之旧俗，并非谄敬番僧，讲清了兴黄教以安蒙古之基本政策，姑引一段如下：“喇嘛又称黄教，盖自西番高僧怕克巴始盛于元，沿及于明，封帝师、国师者皆有之。我朝惟康熙年间始封一章嘉国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