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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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治丝”，宁都更是“俗无不缉麻之家”④。四川的荣昌也是“南北一带多种麻，比户皆绩，机杼之声盈耳”⑤。而制糖业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以及四川的内江等地。在一些手工业品或经济作物的集中产地，小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已主要不是为了自给，而是更多地作为商品在市场出售，并且也已主要不是为了满足当地市场的需要，而是为了遥远的市场。如新津家庭棉纺织业所产的棉布就“有贩至千里外者”⑥。乾隆年间，江浙一带所产蚕丝除了销往各地，还有一部分销往国①　康熙《松江府志》卷5。
　　②　道光《新津县志》卷29。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　卷201　页。
　　④　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卷14。
　　⑤　同治《荣昌县志》卷16《风俗》。
　　⑥　道光《新津县志》卷29。
　　外市场。小生产者的分散、孤立状况与扩大了的市场之间产生的不可调合的矛盾，势必使小生产者日益依附于商业资本。这就为商业资本乘机插入小生产者与市场之间、控制小生产者、侵入生产领域提供了机会，于是包买商作为商业资本的代表也就空前地活跃起来。
　　乾隆年间，在江浙一带的蚕桑产区，每当蚕茧收成之时，有商人携带资金分赴各村，利用蚕家急于出售的心理，乘机贱价收购，垄断了市场。
　　商人还通过放款预购的方式，利用高利贷进一步控制小生产者。在广东制糖业中，商人往往预先向蔗农发放糖本，冬天则收取糖利①。或预先向糖寮放帐，待榨出糖后收取产品②。在江西赣州苎麻产区，福建商人于二月发放苎钱，到夏季收获时将苎麻运走③。
　　无锡盛产棉布，但当地不产棉花④，棉花仰给于外地。一些商人就开设棉花庄，专门以棉花向小生产者换取棉布⑤。在湖州南浔镇，商人也屯积棉花，以花换布⑥。广东的佛山镇也有类似情况，棉布业的老板向纺工提供棉花二斤，收回棉纱一斤⑦。
　　在南京和苏州的丝织业中，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开设“账房”，向小机户发放原料，收回成品。小机户一般在“家中置木机从事织造。”⑧为账房加工，称为“代料”。小机户织丝之前，先要将原料送染房染色，并分散给织工络丝，织成绸缎后送回账房，账房评定产品质量，称为“仇货”，然后按产品质量和数量支付工资⑨。“小机户无甚资本，往往恃账房为生”⑩，只能完全依附于商业资本。尽管账房并未变革小机户分散生产的方式，但实际已经使小机户变成在家内为账房劳动的雇佣工人，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家庭劳动。账房已经达到商业资本的最高形式，在这里，账房的商业资本变成了工业资本。
　　手工业部门的增多清代前期，朝廷对于手工业的限制比明代有所放宽，民间手工业的发展①　李调元：《南越笔记》卷16《糖》。
　　②　乾隆《澄海县志》卷19《生业》。
　　③　乾隆《赣州府志》卷2《物产》。
　　④　黄卬：《锡金识小录》卷1《备考》上。
　　⑤　钱泳：《履园丛话》卷23《杂记》上，《换绵花》。
　　⑥　咸丰《南浔镇志》卷24。
　　⑦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　卷257　页。
　　⑧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85《实业考》。
　　⑨　陈作霖：《凤麓小志》卷3《记机业》。
　　⑩　陈作霖：《凤麓小志》卷3《记机业》。
　　条件比明代有所改善，这对于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是比较有利的。清代前期，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手工业资本主义葫芽的发展程度超过了明代。
　　江南的丝织业在明代就相当发达，并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清代江南的丝织业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城镇中集中了一大批与农业脱离的丝织业作坊。苏州东城一带以丝织为业的不下万户①。杭州的丝织业也空前兴盛，“东北隅数万千家之男女，俱需此为衣食之谋”②。南京的丝织业发展尤其迅速，仅缎机就有三万张，纱、绸、绒、绫织机还不在此数③。已超过苏杭两州。广州的丝织业更是后来居上，雍正年间才开始兴起，到嘉庆、道光年间，已有织工四五万人了④。从苏州城中“比户习织”的情况来看，这些城镇中的丝织业大多是家庭手工业作坊，生产规模比较狭小，有许多可能还是向账房领取原料代为加工的小机户。但苏州丝织业中使用雇佣劳动力的情况也比较普遍，“苏城机户，类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①。在苏州城内，每日清晨都有许多机工在桥头待雇，靠出卖劳动力谋生②。不过，对于苏州丝织业机户雇佣工匠的情况还必须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清代前期在苏州丝织业中的机户，一般是通指民间从事机业的人户而言，既包括丝织个体手工业者（小机户），也包括兼营纱缎庄（俗称账房）的铺户，是二者的一种混称。苏州的经营纱缎庄的铺户（账房）除了控制小机户，让他们在家内为自己工作，还“自行设机督织”③，直接雇佣机匠从事生产，从而兼有包买商和作坊主的双重身分。他们雇佣机匠时，是采取“按件而计”的方式购买劳动力的。虽然对于长雇的机匠，除了发给正项工资外，经营纱缎庄的铺户还要按例定期另给酒资，使劳动力的买卖关系蒙上了一层封建色彩。但从纱缎庄铺户与机匠之间关系的基本方面来看，仍然具有资本主义雇佣剥削的性质。至于小机户雇佣机匠，往往是出于生产上的需要，临时补充家庭劳动力之不足。被雇请的短工只是作为一种辅助劳动性质的助手，他们与小机户之间属于帮工与作坊师傅的关系。在南京丝织业中，清廷取消对私人织机数量限制以后，由竞争引起的丝织业机户之间的分化已非常明显，道光时期，南京丝织业中已经出现拥有五六百张织机的大机户④。而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　卷，中华书局1962　年版。
　　②　光绪《仙居县志》卷10，张丽生：《杭州机神庙碑》。
　　③　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19《拾补》。
　　④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183　页，中华书局1959　年版。
　　①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6　页，三联书店1959　年版。
　　②　康熙《苏州府志》卷2《风俗》。
　　③　民国《吴县志》卷51《物产》。
　　④　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15《拾补》。
　　明代私人拥有织机最多不过二十到四十张⑤，这表明清代丝织业中手工业者的分化程度已大大超过明代，生产资料以资本的形式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机户生产规模的扩大，必然使雇佣劳动力的数量相应地大量增加。南京丝织业中大机户的作坊，已经具有处于萌芽状态的工场手工业的性质了。清代前期，苏州是重要的棉布市场，各省商贩大都在苏州采购青蓝布匹，于是苏州的染踹业也就随之兴盛起来，并逐渐脱离布店成为专门的手工业行业。当时苏州有踹坊四百五十余处，每个踹坊各有踹匠数十人不等。踹坊多由包头开设，包头置备平整布匹所需的菱角状巨石、木滚等生产工具以及房舍，招集踹匠，然后向布店领取布匹进行加工。踹匠来自江南江北各县，多是单身前往，由包头提供住房并垫支柴米银钱，显然是无任何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踹匠每踹布一匹，得工价银一分一厘三毫，除偿还包头垫支的柴米银钱，每人每月须向包头缴纳银三钱六分，作为使用房舍及生产工具的费用①。苏州染踹业中，包头虽然也是向布店领取原料进行加工，但性质与丝织业小机户为账房“代料”完全不同。因为小机户是以自己和家庭成员的劳动为主，并且“无甚资本”，只雇少数机匠作为辅助劳动性质的助手，属于在家内为账房工作的工资劳动者，而包头并不从事生产，从他能够招容数十名踹匠，并提供房舍、生产工具以及垫发柴米银钱来看，是拥有相当的资本的。包头凭借房舍及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剥削踹匠，剥削率也是相当高的，据学者计算，包头每月对每名踹匠的剥削总值相当于踹三十三匹布的工价。此外，踹匠也受到布商的剥削。包头与布商分别占有生产资料中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共同参与瓜分踹匠创造的剩余价值，这种情况并不能改变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性质。
　　清代由于对铁矿采铸的控制比较松弛，民间冶铁业有很大发展，广东的冶铁业的发展尤其显著。雍正后期，广东已有冶铁炉五六十座，用工不下数万人①。乾隆时期，佛山镇已有“炒铁之炉数十，铸铁之炉百余，昼夜烹炼、火光烛天”②。在广东民间冶铁业中，都是“富者出资本以图利，贫者赖佣工以度日”③。投资者与雇工之间是很明显的雇佣剥削关系。清代冶铁业主要以木炭作为燃料，只有靠近山林的铁矿才可能开采鼓铸，铁场规模一般都比较大。一个铁场大约有司炉者二百余人，掘铁矿者三百余人，汲水者、烧炭者二百余人，并有驮牛二百余头，舟船五十艘。“计一铁场之费，不止万金，日得铁二十余版则利赢，八九版则缩，是有命焉”④。这种铁场已经是⑤　张瀚：《松窗梦语》卷6《异闻记》。
　　①　《雍正硃批谕旨》第42　册，《浙江总督李卫奏折》。
　　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52《户政》，鄂弥达：《请开矿采铸疏》。
　　②　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5《乡俗志》。
　　③　《皇朝经世文编》卷52《户政》，田畯：《陈粤西矿厂疏》。
　　④　屈大钧：《广东新语》卷15《货语》，《铁》。
　　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了。
　　陕西、云南、四川、湖南等地的冶铁业发展也很迅速。特别是陕西南部的秦岭和大巴山地区，铁矿靠近老林，便于就近烧炭冶铁，并且这些地区聚集了大量流民，劳动力资源也非常充足，所以冶铁业相当兴盛。在陕西的盩厔（今周至）、留坝、略阳、定远（今镇巴）、凤县等地，有铁厂数十处，仅凤县一地就有铁厂十七处，柴厢十三家⑤。在陕西，冶铁炉一般高一丈七八尺，每炉可冶炼矿石几百斤。炉前由十几个人轮流拉动风箱，炉火昼夜不断，还要有专门辨火候、别铁色的技术工匠。通常一炉需要佣工十几个人。再加上运木装窑烧炭、开石挖矿以及运输矿炭，则“供给一炉所用人夫须百数十人，如有六七炉，则运作佣工不下千人”。一些大的铁厂有二三千人，小厂也有千人或数百人①。投资铁厂的，大都是外来客民，他们“携带工本，雇募匠役”②。他们与铁厂中的工匠之间显然是雇佣剥削关系。这些投资者的资本都比较雄厚，“凡开厂之商，必有资本足以养活厂内之人”③。清代陕南地区的冶铁业中也已经出现了处于萌芽状态的手工工场。
　　清代陕南大巴山地区，还有大量的纸厂、木厂、耳厂等，各厂多者数百人，少者也有数十人。以纸厂为例，大巴山区竹林茂密，造纸原料极为丰富，而且成本低廉，非常适宜开设纸厂。在陕西西乡有纸厂二十余处，定远有纸厂一百多处，洋县有纸厂二百余处。厂主和工匠大都来自四川、湖北两省。厂主出资办厂，工匠以出卖劳动力为生④。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在这类纸厂中已经出现。
　　铜矿的采铸是在清代发展得很快的一种矿业。清代的铜矿主要集中在云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湖南等省，特别以云南的铜矿发展最快，也最著名。
　　据官方估计，云南铜矿盛时有大铜厂四十八处，每厂雇佣矿工七八万人，小厂也在万人以上，“合计通省厂丁，无虑数百十万”⑤。
　　云南铜厂的矿工，“非独本省穷民，凡川湖两粤力作功苦之人，皆来此以求生活”①，大都是一些靠劳力谋生的无产者。但是按照领取报酬的不同方式，他们又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类是“招募砂丁”，或叫做“月活”。这类矿工“无论有矿无矿，月得雇价”②，按月领取货币工资。他们去留随⑤　卢坤：《秦疆治略》，“凤县”。
　　①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②　《清代的矿业》第518　页，中华书局1983　年版。
　　③　《三省边防备览》卷11《策略》。
　　④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卷11《策略》。
　　⑤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26，唐炯：《筹议矿务拟召集商股延聘东洋矿师疏》。①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49，岑毓英：《奏陈整顿滇省铜政事宜疏》。
　　②　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14、15、48、49　页。
　　其自便，往往视铜厂的兴衰变化，“来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