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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第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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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议处蒙藏等少数民族问题。清极重视与蒙古的关系，早期特设蒙古衙门，崇德三年（1638）改为理藩院，专管“外藩”事务，处理蒙、藏等民族事务，但遇有重大问题，仍交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顺治十年达赖五世入京朝贡后，奏称水土不服，请回西藏。因对达赖的安排，关系到喀尔喀蒙① 《清世祖实录》卷52，页11。
② 《清世祖实录》卷87，页4、6；卷108，页19、20；卷109，页3、4。
③ 《清世祖实录》卷124，页14、15。
① 《清世祖实录》卷86，页18。
② 《清世祖实录》卷84，页3、7；卷85，页17。
③ 《清世祖实录》卷86，页5—9。
古与清廷的关系，经议政王贝勒大臣议定，厚赐达赖财帛，册封名号，盛情挽留，召漠南蒙古各部王贝勒会见达赖。不久清帝赐以金册敕文，册封达赖为“天下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达赖喇嘛”。顺治帝曾降旨召外藩蒙古王所尚五公主及额驸来京，科尔沁部亲王吴克善、郡王满珠习礼以公主有病，奏请免朝，理藩院劾其不恭，应催令来京，严加议处。皇帝下谕：二王不闻命即至，借端推诿，“尔衙门会同议政王贝勒大臣议奏”。因满珠习礼星夜赶来，免议。议政王、议政贝勒会同上三旗大臣遵旨议奏：应夺吴克善亲王爵，降为贝勒，罚马千匹，皇帝命从宽免革爵，罚马千匹①。喀尔喀三部土谢图汗之下索诺额尔德尼遣使进岁贡驼马，理藩院因喀尔喀部曾掠外藩漠南蒙古巴林部人畜，不敢收受，请旨定夺。帝命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王大臣议奏：应遣使往视，若已全还巴林之人，则可令来使入口进贡，否则逐之。帝从其议②。
第七，惩治渎职大臣。帝谕吏都，原大学士今任刑部尚书图海，专擅恣肆，“负恩溺职，殊为可恶”，业已革职，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同从重议罪具奏。王贝勒大臣议拟论绞，帝命免图海之死，革职籍没家产③。第八，议定典章制度，改革、完善行政制度。顺治十年正月，皇帝召集议政王大臣、内三院大学士、满汉九卿，谕告诸臣：各部院奏事，经朕面谕者，部臣回署录口谕票签，送内院照票批红发科，这样作，错误必多，朕日理万机，焉能记忆而一一予以改正。前都察院参吏部侍郎孙承泽双耳重听，通政使司参议董复年老，朕原谕交吏部议覆，乃传旨错误，致将二人革职。此尚易于改正，至于罪人生死，性命攸关，倘一时误杀，悔之何及！今后如何详明无误，合于大体，著定议具奏。王大臣等议奏：今后部臣照常面奏，候上览毕，退，上批满汉字旨，发内院，转发该科。帝允其议④。顺治十八年三月，辅政大臣传旨，谕吏部等大小各衙门：国家纪纲法度，因革损益，各代不同，必开创之初筹画精详，贻谋弘远，所定典例，可以永行无弊，“今应将大小各衙门见行事务，如铨法、兵制、钱谷、财用、刑名律例、内外文武各官一应恩恤荫赠谕祭造葬，款项繁多，难以枚举”，“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同详考太祖、太宗成宪，斟酌更定，汇集成书，勒为一代典章，永远遵行”①。
第十，议处特殊大事。顺治十年八月，皇帝以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系科尔沁亲王吴克善之女，为多尔衮所聘定，相处不协，谕将其降为静妃，改居侧宫。礼部奏谏，皇帝命“议政诸王、贝勒及大臣、内三院、九卿、詹事、六① 《清世祖实录》卷125，页17、18；卷126，页9。
② 《清世祖实录》卷78，页6。
③ 《清世祖实录》卷125，页14。
④ 《清世祖实录》卷71，页8、9。
① 《清圣祖实录》卷2，页5、6。
科都给事中、各掌道御史会议具奏”②。
顺治年间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对扩大、巩固清皇朝的统治，维护满族贵族的利益，提高皇权，削弱王权，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消失顺治后期，十名议政王病故，五名议政贝勒贝子公中两名病逝，两名被处死，一人削职。其子嗣袭爵者，仅三人奉旨议政，议政的宗室王公已显著减少。三藩之乱时，郡王勒尔锦、贝勒洞鄂、察尼、尚善，贝子温齐，以贻误军机削爵罢议政，其后，亲王岳乐、福全、常宁又罢，亲王杰书病故，就很少见到王贝勒贝子参预议政了。这一机构也常写为“议政大臣会议”，有时也袭用“议政王大臣会议”旧词。
议政大臣的成员也减少了很多。康熙元年（1662），裁去八旗所设固定的二十四名议政大臣，八年又因人员繁杂泄漏机密，停止王府长史及闲散议政大臣议政。此后，议政大臣主要由满蒙八旗都统、尚书左都御史和内大臣三种官员充任了。
康熙年间，议政王大臣会议除一般事务外，主要议处用兵、民族关系、边界和重大案件等四个方面的问题。从平定三藩之乱、取台湾、雅克萨之战、三征噶尔丹，到征讨策妄阿喇布坦与罗卜藏丹津等等重大战争，其决策、军事方略、调遣兵将，等等，都由议政王大臣会议或参与处理。
三征噶尔丹前后，对漠北喀尔喀三部蒙古的安置，对青海蒙古各部的争取，派官入藏协助拉藏汗，册封六世达赖，等事，亦经议政王大臣商议处理。议政王大臣会议对中俄边界的签定，也作了大量工作，如议定《尼布楚条约》签定后应行事宜。
平定三藩之乱后，对靖南王耿精忠等叛逆的处理，对贻误军机之王贝勒贝子公和大臣的处治，皆经议政王大臣会议审讯议处。
议政王大臣会议虽然仍在议处一些军国要务，但是由于南书房的设立及康熙帝对入值书房大臣的倚任，索额图、明珠、高士奇、熊赐履、马齐、张廷玉等先后参赞机密，代拟诏稿，裁处部务，成了真正的宰相，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最高权力机构之地位和影响，受到了相当的限制和削弱。
雍正初期，胤禛充分利用议政王大巨会议来惩治反对派和威胁皇权的大臣，谕命王大臣议处廉亲王允禩、敦郡王允■、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年羹尧等人，分别将他们处死、削爵或监禁。
雍正帝为了加强和巩固绝对君权，在革除下五旗王贝勒对该旗之旗主权力的同时，于雍正七年设立军机处，将用兵及与此相关的蒙藏等少数民族事务归军机处办理，从根本上动摇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基础，不叫议政王大臣② 《清世祖实录》卷77，页10。
经理政务。
乾隆前期，满蒙尚书、左都御史福敏、纳彦泰（蒙）、鄂善等人，仍按旧例列为议政大臣，称“议政处行走”，但已未见满蒙都统担任此职。议政大臣对一些具体事务尚在集议，如祭堂子典礼，出师告捷典礼，乾隆十几年用兵金川之时，它也有所活动，但军国大政已由军机处商议报乾隆帝批准，议政大臣会议已名存实亡，“议政大臣”成为虚衔，因此，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弘历下谕将其革除，谕旨称“国初以来，设立议政王大臣，彼时因有议政处，是以特派王大臣承充办理。自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之后，皆系军机大臣每日召对，承旨遵办，而满洲大学士尚书，向例俱兼议政虚衔，无应办之事，殊属有名无实。朕向来办事，祇崇实政，所有议政空衔，著不必兼充，嗣后该部亦毋庸奏请。”①议政王大臣会议终于在成立一百五十六年之后正式消失了。
① 《清高宗实录》卷1389，页26、27。
第三节财政管理清初财政之重建明清之际的社会动乱，曾使清初财政濒于崩溃的边缘。据顺治九年（1652）的统计：“钱粮每岁入数一千四百八十五万九千余两，出数一千五百七十三万四千余两，现在不敷银八十七万五千余两”①。实际上，入不敷出的财政困境已难以维持封建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为此，清初采取了一系列加强财政管理，整顿与改善财政状况的措施。
第一，建立与完善财政管理机构。清初继承与仿效明代制度，中央则政的主管部门为户部，首席长官是尚书，其职责是“掌天下之地政与其版籍，以赞上养万民，凡赋税征课之则，俸饷颁给之制，仓库出纳之数，川陆转运之宜，百司以达于部”②，户部之下设有十四个清吏司，各按省区命名，对口考核与管理各种财政的收入与支出事项。在地方，以藩司主管一省财政机构，上受中央户部管辖、下管道、府（州），分管税粮运输、储存；设盐法道主管盐税征收；设关司道，分管关税征纳。道一级的财政长官为分守道，掌钱谷征纳与会计，府一级由同知掌税征、会计、出纳诸事。州县是地方财政的基层组织，除知县负有理财职责外，县丞掌粮马、征税、户籍诸职，县的属官巡检、课税大使等也为经征赋税、办理财政收支事务官员。这样随着中央到地方各级财政机构的建立与官员的配置，就形成了由皇帝严密控制全国财政收支的组织体系。
第二，编订《赋役全书》。从稳定统治出发，清朝廷通过清理赋役簿籍，编订《赋役全书》，以整顿赋役制度，增加财政收入。顺治三年（1646），“谕户部稽核钱粮原额，汇为赋役全书”③，此书系以明万历旧籍赋役原额为准编定的。顺治十一年（1654）又“命侍郎王宏祚订正赋役全书”①。在书中，“先列地丁原额，次荒亡，次实征，次起运存留。起运分别部寺仓口，存留详列款项细数”②。顺治十四年（1657），正式按修订后的《赋役全书》执行。由于《赋役全书》详列地丁原额、逃亡丁数、田亩开垦数、赋役的实征数及留存等内容，分别按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栏汇编，这就使各地在征收赋税时有章可循，从而稳定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为使各地赋役的征收完纳落到实处，清朝还同时编立鱼鳞册与黄册，使之与《赋役全书》相互配套，利于执行。鱼鳞册即土地丈量册，详载田地的形状、大小，以及上、中、① 《皇清奏议》卷4，刘余谟：《敬陈开垦方略疏》。
② 《大清会典》卷13《户部》。
③ 《清史稿》卷120《食货》一。
① 《清史稿》卷121《食货》二。
② 《清史稿》卷121《食货》二。
下田则等内容。黄册也系清初斟酌明制而定，顺治三年（1646）规定三年一编审，后又改为五年一编审。黄册不仅详载人丁数，而且详列各项赋税预征数。鱼鳞册与黄册都与《赋役全书》互为表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防止地方官吏的私征滥派，保证了国家的田赋收入。
第三，清查田亩户口，均平负担。为了保证财政收入，清朝还把清丈田亩、查核户口、均平负担作为改善财政状况的重要措施。顺治十五年（1658）派御史赴河南、山东等地去督率州县官吏“履亩清丈，分别荒熟实数，凡直省田土，悉登十一年新编《赋役全书》，其与前明万历年间《赋役全书》数符者不丈。又以山东明藩田产相沿以五百四十步为一亩，照民田例概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顺治十八年（1661）巡按河南御史刘源濬请以开垦荒地之初，免其杂项差役，并令地方官先给帖文，详载姓名、地址、年月，以杜争讼。”③康熙八年（1669），特令“将前明废藩田产给予原种之人，改为民户，号为更名地，承为世业。。与民田一例输粮，免纳租银”①。由于各地田亩资料详载于鱼鳞图册，因而各地在清丈田亩的同时，还不断核实与修订鱼鳞图册。此外，从计丁授役的目的出发，又不断进行查核户口，强化对户籍（主要是人丁）的控制。“悉令州县，编置牌甲，于是制编审户口之法”②，并规定“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保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书其姓名丁口，出则注其所往，入则稽其所来”③，也就是要控制人口流动和掌握人丁的确切数。
第四，改进赋税征收办法。《赋役全书》颁行后，各地虽以此为征收钱粮的依据，但又有胥吏巧立名目，进行私派。顺治十二年（1655）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孙建宗指出：“大抵今日之为百姓，不苦于额赋而苦于赋役额外之征求，苦乐不均之摊派也”④。为了免除奸吏中饱苛征，清初多次改进赋税征收方法。先是采用易知由单和截票法，征收前先将列有税率、应纳钱粮数及见交钱粮数等栏的易知由单发给花户（民户），花户按限完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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