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三卷冰山底下绽放的玫瑰--杨逵和他的文学世界 作者:石一宁-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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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爸爸曾来信抱怨你爱哭，你也得当心。人家都说婴儿哭叫是一种运动，公公是爱运动的，自然支持你，可是运动是在白天做的呀，怎么可以三更半夜运动起来，吵得爸妈不能睡眠，以致白天没精神工作？逗人笑笑的调皮是可以的，逗人苦恼的调皮可不行，因此挨打小屁股，公公是不能袒护你的啊。　
　　前封信寄去几张相片，是公公参加游泳比赛和跑五千公尺的，公公一直还在水陆两方面力求进步，得了两项第一名，一项第三名，还有一面“自强不息”的锦标哩。你既学会了翻身，再来学爬、学坐、学走、学跑，用实力来赶上公公吧！杨逵：《用实力来赶上公公》，（1960年7月1日，给孙儿天进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248—250页。　
　　　
　　对长女秀俄的两个孩子婵娟和宗能，杨逵同样挂念在心，他在写给女儿的信中说：　
　　　
　　春节又到了，爸不能给孙子们压岁钱，让他们高兴一下，觉得很遗憾。你就把往年我们在园里过年的快乐故事讲给他们听听吧。这样，他们便会觉得有一个好玩的公公多有趣，自然会发生乐观的期望。这是爸惟一能够给你们的礼物。杨逵：《有个好玩的公公》（1960年7月1日，给秀俄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94—195页。　
　　　
　　　1958年，杨逵在绿岛监狱过生日的时候，还在晒衣场上种下七棵榕树，希望多年之后，孙儿们来绿岛玩的时候，可以看到许多人在这绿荫下乘凉玩耍，可以从中体会到一种亲情传递、生命链接的快乐。　
　　杨逵对家人的拳拳之心，在《绿岛家书》中可谓多层面的体现，他让人们看到了有着人间大爱和社会关怀的杨逵，“无情未必真丈夫”的另一面人生。　
　　第二，艰苦岁月中的乐观精神与信念支撑。　
　　杨逵是为理想而坐牢的，能够支撑他度过漫漫绿岛岁月的，是“逆风何所惧”的乐观主义精神，是“雷公打不死”的生命意志。杨逵用这种精神鼓励自己，也透过《绿岛家书》，把它传递给家人。在《我会把笑声带回家》、《乐观是人生最要紧的》、《满屋花香的快乐世界》、《梦见快乐的日子》、《带点漫画气氛的家》、《保持乐观精神》等家书中，杨逵这样表明他们乐观向上的人生观：　
　　　
　　乐观在人生是最要紧的，只要能够乐观，物质上、工作上多吃一点苦也可以从安慰中得到了补偿。杨逵：《乐观是人生最要紧的》（1958年12月6日，给萌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02—103页。　
　　人生的意义是争取个人长久的快乐，同时也为众人争取快乐。杨逵：《人生的意义是什么》（1958年1月12日，给孩子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65页。　
　　　
　　我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安居乐业，保持乐观精神干下去，如此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变卖填充也可以的。只要孩子们都能保持健全体魄、乐观精神，我回去之后要重建辉煌事业是没有问题的，快乐的晚年自不会发生问题。杨逵：《保持乐观精神》（1960年1月2日，给陶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91页。　
　　　
　　在《我是雷公打不死的》、《爬起来迎接黎明》、《坚持意志与决心》、《人生不怕问题多》、《挺起胸来吧！》、《黑夜却有星光》、《跌倒了，爬起来》、《有勇气面对现实》、《穷是不必畏惧的》、《未来是光明的》等信件里，杨逵始终诉说的，就是这样一种生命信念：　
　　　
　　健全的人生是欢欣而不溺，忧患而不消沉，可伸可屈是我们应该保持的态度。杨逵：《欢欣而不溺》（1958年10月5日，给碧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88页。　
　　　
　　你知道茅草是割了又长，越长越大，不怕风，不怕雨，不怕旱，也不怕人家或蹂躏的。杨逵：“绿岛时期家书”（1954年10月1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2卷（书信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页。　
　　　
　　对于困顿岁月中满是伤痕的家庭，杨逵用《绿岛家书》传递的爱与亲情来抚慰它，用坚忍的生命意志和面向未来的乐观精神来修复它，他一次次地憧憬着出狱后能为家庭遮风挡雨：“等到回家，一切不理想的事情都可以彻底改善，我们便可以过着温暖和气与充满欢乐的生活。”杨逵：《先从容忍做起》（1958年7月19日，给萌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74页。于是，等我回家——重建家园——全家团聚——创造花香满溢的快乐世界，就成为杨逵在绿岛岁月中强烈而执著的向往，成为他对家人深深的承诺与期许。　
　　第三，绿岛生涯中的疾病叙述与生命渴望。　
　　疾疾叙述，构成《绿岛家书》中的重要内容。“其数量之多，整部‘绿岛家书’可以说是一部杨逵自己的‘疾病备忘录’，也可视为杨逵的另类‘身体书写’。”杨翠：《杨逵的疾病书写——以“绿岛家书”为论述场域》，《杨逵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页，（台湾）静宜大学举办，2004年6月19日至6月20日。　
　　在绿岛监狱，杨逵始终处于生命挣扎的矛盾境遇。身为政治犯的杨逵，经受着思想与身体的双重囚禁。他虽然可以用意志坚守自己的思想和信仰，却无法完全左右饱受磨难的身体，坚贞的思想与孱弱的身体形成突出矛盾。而对于家人，特别是在遭遇困顿岁月的子女面前，身为父亲的杨逵首先要担当“医者”的角色，帮助孩子们化解矛盾，渡过人生难关，诸如对长子资崩的情绪处理与精神疗治。与此同时，身为病人的杨逵，又必须面对体弱多病的现实，通过向家人求援，来帮助自己疗治疾病，走出身体困境。这使得一部《绿岛家书》，既是苦难人生境遇中的励志家书，又成为杨逵自己的“疾病备忘录”。　
　　杨逵原本体弱多病，在严酷的绿岛生活环境中，不断经受扁桃腺发炎、淋巴腺肿大、肝功能衰弱，以及感冒、失眠、沙眼等一系列疾病的缠绕。1958年，杨逵的肺病复发；1960年初，为子女思虑成疾，肝功能衰退加剧。这期间，《绿岛家书》中反复出现的，就是“疾病”、“药品”、“治疗”、“健康”、“生命”之类的字眼，涉及自身病情或向家人求药的信件，大约有三十七封之多，由此可见“生病”是经常困扰杨逵的生命状态。　
　　每每家人因生活贫困、无法及时供应杨逵所需药品时，杨逵便向狱友借药救急。绿岛监狱里，政治犯中有不少医生，他们曾热情地救助了狱友。杨逵后来回忆说：　
　　　
　　在火烧岛，政治犯中前前后后大概有十个医生，像吕水阁、胡鑫麟、胡宝珍、王荆树和“阿斯匹林”等。他们就在火烧岛医务室替同学看病。“阿斯匹灵”叫什么名字，我已记不得。当时在火烧岛，药真少。遇到感冒、肚子痛、头痛时，这位从西螺去的医生就开阿斯匹灵，反正治什么都用阿斯匹灵，所以大家叫他阿斯匹灵。这些医生，为火烧岛的同学贡献不小。杨逵口述，何昫录音整理：《二二八事件前后》，原载《台湾与世界》第21期，1985年5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第96—97页。　
　　　
　　当时在绿岛的医生政治犯，内科有吕水阁、徐水泉，眼科有胡鑫麟，小儿科有陈神传，外科有林恩魁，耳鼻科有苏友鹏，皮肤泌尿科有胡宝珍，妇产科有王荆树，可以开个综合医院了。参见胡鑫麟口述，胡慧玲撰文：《医者之路》，收入胡慧玲《岛屿爱恋》，（台北）玉山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26页。　
　　借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不断发生的。杨逵写信说：　
　　　
　　我自回到这里，干嗽、喉咙痛、淋巴腺肿起来；身体疲乏不太舒服，恐怕毛病复发，医生朋友都很关怀，经常给我诊察，打针、药吃，慢慢会好的，不要挂念。只因为，这些药都是向朋友借来的，Ameiazid已经借了四百粒了，Paso借一大瓶，还有复方维他命等。他们的接济也是有限的，　
　　　　　　　　　　这些药不好意思借得太久，以致影响他们的治疗……杨逵：《人生不怕问题多》（1958年10月11日，给杨建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91页。　
　　　
　　四个月来吃的药都是向朋友借的，朋友们也很慷慨借给我，不过，我知道他们的接济也是很有限，不好意思借得太多，拖得太久，以致影响他们自己的疗病，心里免不了有一点沉闷。杨逵：《种了七棵榕树》，（1958年10月25日，给萌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96页。　
　　　
　　1958年10月，在连续四个月没有收到家中寄药、已经欠下狱友诸多药债的情形下，杨逵转而向次子杨建及次女素绢求援，因为杨建刚刚进入凤山陆军步校充任二等兵，当时月薪七十五元；素绢1958年9月担任国小教职，稍有收入。杨逵说：　
　　　
　　我曾向家里要Ameia，写过几封信了，却一直没有反应。　
　　我知道家中的经济情形是很苦的，自然不会怪他们的，不过我曾叫他们整理一些不用的书拿到古书铺去换钱来买药，他们也置之不理。实在叫我难以谅解。也许是顾虑面目吧？我不知道把不用的书卖掉会伤害他们面子的。这样拖下去，假如人都没有了，留那些烂书有什么用？　
　　话虽这么说，你哥哥现在够苦恼的了，我又不敢加添他的烦恼。杨逵：《人生不怕问题多》（1958年10月11日，给建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91页。　
　　　
　　疾病缠绕的日子里，明知家中经济困难，子女人生负重，杨逵又不得不开口求援，这让他不时陷入焦虑、沉闷、矛盾的情绪之中。为了减轻家中负担，杨逵想方设法，诸如，坚持给《新生月刊》写稿，以保证每月二十元的稿费；杨逵也曾想写些故事向外投稿，这是他惟一可能弄到钱的办法，但是向外投稿的手续办理烦难而长久，远水不救近火。他减少了吸烟，把日常开支压缩到最低点，同时也努力锻炼身体，改善自身体质。　
　　离服刑期满的日子越近，杨逵对健康的渴求也越强烈，因为有那么多重建未来的计划在等待他。他在写给子女的信中说：“无论如何，一定要再忍耐一下，让我安然度过这最后一年。只要我能保持健康回去，你们的委曲一定能得到补偿，困难问题也都可以顺利解决。”杨逵：《我正站在深渊崖上》（1960年3月26日，给萌、梅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221页。“近来你不能按月寄钱，个半月才寄一次，我可以猜想你的收支情形是不理想的。但我想，我是可以想办法的。只剩了七个月，再勉强一下很快就到了，多一点负债也是有限的，只要保持健康回去的话，再多的负债也是没有问题的。”杨逵：《我们的少年将会爱它》（1960年8月20日，给建的信），见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265页。基于此，杨逵要咬紧牙关坚持度过最后的绿岛岁月，以健康的身体迎接家族共享的生命背景，所以，疾病述说的背后，是强烈的生存愿望和抗争意志，也是与家人求得互助、共渡难关的一种生命联系方式。这一切，正如杨翠所指出的那样：“疾病可谓杨逵的一种生命本质，‘绿岛家书’中，杨逵兼具病人与医者双重角色，十二年的牢狱之灾，杨逵以疾病为题，透过家书，串织两座禁锢之岛，关照家人的身/心/灵，探索自己的生命姿态，并储存自己的生命能源。”杨翠：《杨逵的疾病书写——以“绿岛家书”为论述场域》，《杨逵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9页，（台湾）静宜大学举办，2004年6月19日至6　
　　　　　　　　　　月20日。　
　　总之，《绿岛家书》让人们看到的，是绿岛杨逵的真实形象和生命历程。透过他的所思、所想、所忧、所历，一个坚持“马拉松精神”的绿岛长跑者，一个有着“雷公打不死”胸襟的乐观主义者，一个坚持《新生月刊》投稿的狱中写作者，一个充满普通人亲情关爱和生命困境的父亲形象，那般鲜明地浮凸出来，引领了受难者家庭的风雨征途，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