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影重重-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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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闻的实验（我猜不管在哪儿，人们都能找到乐子）：行刑者观察到，在砍下犯人人头后的几秒钟之内，犯人的眼部和嘴唇仍然在颤动和抽搐，直到他闭上眼，这一切才停止。然后行刑者大叫死者的名字，被砍下的头居然猛地瞪大眼睛，直愣愣地盯着他！几秒钟之后眼睛又闭上了，接着行刑者又叫死者的名字，死者的眼睛再次睁开，又盯着他。真逗！也就是说在身首异处三十秒之内，脑袋还有反应能力。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铡刀早已落下，现在他们在叫我的名字。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阿诺德·米查姆办公室的电话，告诉他的助理，我正要去他那儿，顺便问她我该怎么走。

我的喉咙干得厉害，想顺道去趟休息室，取一听以前免费而现在要价五十美分的汽水。休息室在这层楼的中部，靠近电梯，所以要经过办公区。在魂不守舍的“旅途”中，我又遇到几个同事，他们见到我就赶紧尴尬地转过身去。

我仔细看了看布满水汽的玻璃柜里的饮料，决定不要以前常喝的健怡可乐——我现在实在用不着再增加咖啡因了——于是抽出了一听雪碧。为了表示我的不满，我没往钱罐里搁一美分。过瘾！就是要做给他们看看！我砰地一声打开易拉罐，径直向电梯走去。

我痛恨我的工作，打心底里鄙视它，所以失掉这份工作其实对我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另一方面，我没有信托基金，所以当然需要这份工资，这就是问题所在。可不是吗？我之所以从曼哈顿搬来这儿工作，主要就是为了帮我老爸支付医疗费用——哦，我老爸，他从来都认为我是个废物。在曼哈顿当酒吧侍者的时候，尽管赚的钱只有这儿的一半，但是我好过多了。我们谈的可是曼哈顿！在这里我住在珍珠街上一套破旧的一居室公寓里，整条街都弥漫着汽车尾气，早上五点卡车隆隆地开过，我屋子里的窗户也随之嘎嘎地响个不停。手头上有钱的话，我每个礼拜还能出去跟朋友们聚一聚。不过通常在每月十五号，我的薪水支票显示出前一周左右就已透支到了支票户头的最高限额。

我并没有辛勤劳动，我只是得过且过。我用尽可能少的时间工作——上班晚到早走，但任务可全都完成了。当然我的绩效评分不是很理想——虽然我被评为部门

“核心贡献者”，但人家要炒你的时候，在这个只有两个人的部门里，“核心贡献者”距“最低贡献者”也就只有一步之遥。

我走进电梯，低头看了一眼我的行头——黑色牛仔裤、灰色polo衬衫和网球鞋。咳，真该挂条领带的！　　
　第三章
在大公司里工作，你从来就没法知道有什么是可信的。你总能听到许多“雄”心勃勃、强硬到有点儿骇人的口号。有的叫你“干掉对手”，让他们“永世不得超生”；有的向你灌输“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和“弱肉强食”的概念，鼓动你“抢了他们的饭碗”；

或是指使你做“创造性的测试”（指生产商把产品的测试版最先在公司内部发放，以便测试和改进——译者注）和“创造性的毁灭”（一种市场策略，指的是生产商迅速推出新产品取代之前自己生产的产品，以占领市场先机——译者注）。

你挂着个软件工程师或者产品经理或者销售助理的头衔，但过不多久就开始觉得自己好像处身于某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原始部落中，身边尽是些拿野猪牙穿在鼻子上扮酷，却只懂得用葫芦遮羞的土著们。发封不太正经、“政治立场不正确”的笑话给某个在IT部的哥们儿，那个家伙再把它抄送给隔间外的几个同事，结果你就可能被关在一间闷热的人力资源会议室里，接受长达一周的所谓“多元化培训”的重罚。偷几个纸夹，生活就一定会给你以血的教训。

当然，现在的情况是，我做的事儿的确是比洗劫办公用品柜严重了那么一点点。

他们让我在阿诺德·米查姆的办公室外间等了约半小时，也许是四十五分钟，可是感觉似乎不止这么久。那儿没什么可读的，只有《安全管理》一类的东西。前台接待员的灰黄头发像一顶头盔似的罩在脑袋上，黑眼圈很明显。她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敲击键盘，还时不时地偷偷瞟我一眼——那种你在经过车祸现场时，既想抽空儿看一眼惨不忍睹的血腥场面又不得不小心翼翼驾驶的表情。

漫长的等待使我的自信开始动摇——这可能就是他们的阴谋。我开始觉得每个月领这份薪水其实也不错。公然反抗也许不是最佳方案。

前台接待员领着我进去的时候，阿诺德·米查姆连身都没起。一张巨大的好像是由花岗岩磨制而成的黑色桌子横在我们之间。他四十来岁，身材瘦削但不矮小，一副Gumby小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整整一代美国人是看一个泥偶动画片《Gumby》长大的。该片讲的是一个叫Gumby的小孩的故事——译者注）的体格；长长的四四方方的脑袋，鼻子细长，嘴唇薄到几乎看不到；棕色的头发已经发灰，并且开始谢顶。米查姆穿着一件双排扣的外套，配上蓝色条纹的领带，活像某个游艇俱乐部的主席。他脸上架着副特大的金属框眼镜——那种飞行员喜欢的款式，目光穿透眼镜死死地盯着我。很明显，他是那种毫无幽默感的人。桌子右边坐着一个女人，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几岁，好像待会儿由她来做笔录。米查姆的办公室很宽敞，墙上郑重其事地挂着许多证书、奖状。办公室的那头，一张门半开着，里面是一间黑乎乎的会议室。

“你就是亚当·卡西迪？”他问道。他说起话来严肃而又谨慎。“小子，玩儿得过瘾吧？”他抿着嘴笑了起来。

啊，老天，我是在劫难逃了。我努力装出一副虽然困惑但是愿意积极合作的表情：“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你能为我做点什么？不如先开口说实话吧，这就是你能为我做的。”他说话时带着南方口音。

一般来说我挺招人喜欢的。我蛮擅长哄人开心的——不管是对暴跳如雷的数学老师，还是对我们迟了六周才交货的企业客户——无论什么人我都能轻松搞定。但是我立刻认识到，戴尔·卡耐基的那一套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是行不通的。在那一刻，保住我那可鄙的工作的可能性陡然变小了。

“当然可以，”我答道，“不过，是关于什么的实话？”

他“哼”地一声乐了。“那就说说昨晚的盛宴吧。”

我愣了一下，脑子飞转。“您说的是昨天晚上那个小型退休聚会？”我说。我实在不知道他们掌握了多少情况，我对那笔款项做手脚的时候可谓十分小心谨慎了，所以现在我必须提防祸从口出。拿着笔记本的那个红发碧眼身材娇小的女人，也许就是特地来当人证的。“的确是场及时雨，真是剂士气兴奋剂，”我补充说，“先生，请相信我，我们部门的生产力肯定会因此而激增。”

他的薄嘴唇撇了撇。“‘士气兴奋剂’。那剂‘士气兴奋剂’的账单上布满了你的指纹。”

“账单？”

“噢，别跟我废话了，卡西迪。”

“我想我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先生。”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尽管我和他之间隔着张六英尺长的人造花岗岩桌子，他飞溅的唾沫还是喷到了我身上。

“我猜是……不，先生。”我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实在是难以自制：这就是“能工巧匠”的自豪。真是犯了大忌。

米查姆苍白的脸红了。“利用电脑潜入公司数据库，盗取支付密码，你觉得好玩儿是吗？你把这当消遣是吧？还是显示你小聪明的把戏？不用负责任的，嗯？”

“先生，不是的……”

“你这个满口谎言的人渣，下流胚子！这他妈的跟在地铁上偷走老太太的钱包一样下流！”

我努力装出一副虚心受教的样子，但是他会说些什么我是知道的——谈话根本毫无意义。

“你从企业活动账目上偷了七万八千美元，就为了给你的码头哥们儿搞这场该死的聚会？”

我用力吞了一口唾沫。哦！七万八千美元？我知道花了不少钱，但我不知道到底是多少。

“他跟你是同伙？”

“您说谁？我想您大概不太清楚这……”

“‘琼斯’？那个老家伙，蛋糕上的那个名字？”

“琼斯跟这没关系。”我开始反击了。

米查姆往后靠去，好像在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突破口而洋洋得意。

“如果你想解雇我，悉听尊便，但是琼斯完全是无辜的。”

“解雇你？”米查姆好像觉得我在说塞尔维亚的克罗地亚语。“你以为我只是在说解不解雇你的事儿？你是个聪明人，电脑、数学都顶呱呱，很会算加法，没错吧？也许你能来加加这几个数字：挪用公款，能给你五年铁窗生活加上二十五万美元罚款；信件和电传欺诈，再加上五年。噢，慢着——如果欺诈行为对某个金融机构产生影响——哈，你走运啦，你不仅捉弄了我们银行，而且也玩了对方的入账银行。噢，今天真是你的幸运日啊，混蛋——光凭这项罪名你就得在监狱里蹲上三十年，还有罚款一百万美元。还算得过来吧？总共多少年了？三十五年？我们还没谈到伪造罪和计算机犯罪，从某台受保护的计算机上盗取密码，你可能被判处一年到二十年徒刑以及更多罚款。好了，现在是多少年了？四十，五十，还是五十五年牢狱生活？你现在二十六岁，你出来的时候应该是……让我们算算……八十一岁了。”

现在我的polo衬衫已经湿透了，只觉得浑身发冷，两条腿直哆嗦。“但是，”我开口说道，声音有点嘶哑，于是我清了清嗓子，“七万八千美元对于一家有三百亿资产的公司来说只是个舍入误差罢了。”

“我建议你闭上你的狗嘴，”米查姆平静地说，“我们已经咨询了律师，他们有把握在法庭上定你挪用公款罪。而且，很明显你当时远不只是干了这点事儿，我们相信这只是你们诈骗怀亚特电信计划中的一小部分，你们是打算分次支取、转账的吧？让我们逮着的不过是冰山的一角而已。”他转向边上那个安静地做着笔录的女人，“现在我们说的话不要记录在案。”他再转向我，“美国联邦检察官是我们公司内聘律师的大学同窗。卡西迪先生，我们敢保证他一定会对你做出所有可能的指控。还有，你可能没注意到，地区检察署正在发动打击白领犯罪行动，他们正急着抓个典型呢。他们就缺这么个典型了，卡西迪。”

我盯着他，头又开始疼起来，感觉衬衫下面有股汗水从腋窝流向腰部。

“无论是州级法庭还是联邦法院都会站在我们这边。你完蛋了，彻底完蛋了。现在我们只是在考虑要怎么整你、要把你整得多惨而已。哦，决不要幻想你是去某个风景秀丽的乡村俱乐部度假，像你这么可爱的小伙子，会被关在马里恩联邦监狱的某个角落里，佝偻着身子在上下铺之间爬来爬去。等到出狱的时候，你已经是个牙齿都掉光了的老头儿了。还有，不知道你是不是了解现在的刑事司法——联邦法律已经取消假释权了。你的生命已经在这一刻被完全改变了。你死定了，伙计！”他看了一眼拿着笔记本的女人，说：“现在可以继续进行记录了。让我们来听听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你最好识相点儿。”

我试图用力吞一下口水，但是口腔已经停止分泌唾液了。我突然眼冒金星。他显然是来真的了。

上高中和读大学的时候，我常因超速而被警车拦下，却因此成就了“逃罚高手”的名声。我的诀窍就是：让警察感觉到你的痛苦。这是场心理战，要不你以为他们为什么要戴上像镜子一样反光的太阳镜？这只是为了阻止你苦苦恳求他们的时候直视他们的眼睛。就算是警察，他们也是人啊！以前我常常在汽车前座上堆上几本有关执法的教科书，然后告诉他们我正在为成为一名警察而努力学习，我忧心忡忡地说：“这张罚单可千万不要成为我事业的绊脚石。”要不我就拿个药瓶给他们看，满脸愧疚地解释说我母亲癫痫病发作了，我得尽快给她买药，所以才会超速。这是我体会到的一个真理：如果你打算开始胡说八道，就得想方设法不让谎言被揭穿，一定要全心全意地编织你的连篇鬼话。

现在情况远不是丢工作这么简单了。我怎么也摆脱不了脑子里有关马里恩联邦监狱的阴霾画面。我被吓得魂飞魄散了。

所以，尽管我并不为自己在当时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但是你也知道，我那时别无他选：如果不搜肠刮肚绞尽脑汁地给这个安全部门的烦人家伙编个最好的故事，我就只得去监狱里当一只丧家之犬了。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好吧，”我说，“我打算老实交代。”

“正是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