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3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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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女真这个少数民族来说，他们对待汉人也并非一视同仁，而是清楚地将其划分为“北人”与“南人”。北人是原先归附于辽朝的汉人，南人则是居住于河南和山东的前宋遗民。这从世宗，这位具有敏锐观察力的皇帝的一些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认为北人不可靠，其俗诡随，善于随风倒，而南人在他看来则率直正派，“南人劲挺，敢言直谏者多”。①这个看法明显地不同于有关地域特点的老生常谈。13世纪，北方汉人还是像他们12世纪时的河南祖先一样普遍地具有重信义的特点，而“真正的”南人，特别是广东人，则颇与12世纪的燕京人相像。
尽管女真人在迅速汉化，但在管理帝国时肯定存在语言问题。上朝时汉文的奏本必须被译成女真文时，常常造成拖延和误解。特别是在早期，那时即使是受过教育的女真人，也很少能够掌握汉语。更复杂的问题出在文字上，1119年女真人正式颁行了一种特殊的文字，即所谓的女真大字，它明显是在契丹大字的基础上创制的。1138年又颁布了一种女真字，称为“小字”，现在仅存于很少的一些石刻中。金亡之后这种文字还被满洲人继续使用到17世纪。这样，女真字、契丹字和汉字一起，成为金代并存的三种完全不同的文字，以至于在各民族间和在官僚机构中，就不仅简单地存在着语言障碍，而且还存在着文字障碍。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一种官方通用的女真文字的创制并不意味着其他两种文字的废止。对于汉语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它毕竟是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人和他们中的文化精英所使用的语言。金朝与高丽、西夏和宋的外交通信似乎一直是完全使用汉字的。但是在金朝的官僚机构内，契丹文字也继续通行，所通行的如果不是那种极为复杂的契丹大字的话，那么至少也是半拼音化的契丹小字。1138年规定，对于汉人和渤海人的委任要用汉字书写，对于女真人用女真小字，对于契丹人则用契丹字。此后几十年间，甚至在国史馆这类敏感的机构中，契丹字也始终被使用着。在所有的金朝皇帝中，世宗要算是最有民族感情的一位，但他本人也赞许契丹文字，说它比女真字能够更好地表达深奥和复杂的诗句，这反映了契丹小字在字母和语音能够很容易地表示女真语发音的特点。而更重要的还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契丹文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充当了汉族文学向女真人传播的媒介。汉文的著作被翻译（或者转写？）成契丹文，然后又从契丹文译成女真文。直到世宗之后，契丹字才被停止使用了。1191至1192年间朝廷开始排斥契丹字，在国史馆一类机构中，仅仅认识契丹字的人都被解雇了。
汉人建立的宋朝对于他们的女真对手的文字，从未付出过任何努力来了解研究，这是很令人奇怪的。当他们掳获到女真字的文件或其他材料时，竟没有一个人能够看懂。中国后来的朝代，特别是明清两朝，都曾建立过负责翻译的机构和学习翻译的学校，形成一套复杂的制度。但是在宋朝，也许是出于民族自尊心，却决不肯去付出这种努力。而在高丽，事情就完全两样了，女真语一直被教授和学习，直到金朝灭亡后的几个世纪。①社会阶层
从金朝复杂的民族问题转到它的阶级结构，我们面临着一个明显的难题。像所有的朝代史一样，我们所依据的主要文献《金史》，都是从都市的和官僚机构的角度出发来记录人物、事件和结构的，至于金朝统治下中国人口的社会状况及其变化，我们却知之不多。但是我们有理由设想，这些文献之所以相对较少，其原因是与北宋相比，金朝统治期间的社会并没有发生值得注意的变革。在中国农村地区，生活与在宋朝统治时期肯定没有太多的不同，而像开封那样的城市生活，我们也不难想象，当攻城的激战过去以后，生活很可能就一切如故，惟一不同的就是宋朝宫廷和它那帮高官显宦已不存在。所以不能说女真人对中国北方的征服导致了社会的大变动。虽然许多中国人，特别是上层人士，从外族入侵中深深感到个人的痛苦，但中国人口的阶级结构并没发生根本的改变。富人、受过教育的人和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继续依靠剥削劳动大众、佃农和贫穷的小地主为生。我们也不能说在金朝农民受到的剥削比在辽朝或宋朝时更为苛酷。女真人征服中原后出现的惟一新因素，就是对奴隶的广泛使用。
关于女真人口和它的阶层之内的变动，我们掌握较多的是这个社会阶梯最上层的有关材料。金朝最高的社会阶层毫无疑问是皇室完颜氏。也有其他完颜氏，他们是那个部落中非贵族家庭的后代，但后来统治金朝的酋长们的家庭比一般完颜氏享有大得多的威望和权力。他们是女真这个少数民族之中的少数，一个小的精英集团，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所提到的，他们中许多人身居高位，尤其在建国之初的那些年，他们实际上掌握着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大权。根据1183年的籍户数字，这部分人共有170户，包括了982名氏族成员。在这个数字之上，还必须加上27808个奴隶，也就是说每个皇族家庭都拥有163名以上的奴隶。由于占有奴隶的多少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和经济指标，并影响到财产税的征收，所以将其与每个普通的猛安谋克户平均占有两个奴隶相比，我们就能对这些家族的财富之巨有个大体的概念。皇族与普通军户间的不平等还表现在拥有土地的数量上。皇族每户平均占有土地数为2166亩，而普遍军户每户仅仅占有274亩。皇族成员豪富而傲慢，他们中的大多数虽然占有土地，却不居住在那片土地上，而生活在京城中。他们的懒惰和挥霍不仅在普通百姓中，而且也在世宗那样严厉的统治者那里激起了怨恨。世宗对他们一再训斥，其中一段话的内容就是说，这些皇室的亲戚都居住在城市中，仿效汉族的生活方式，丢掉了他们的民族特点，也丧失了他们原有的作战能力。
皇帝和皇族成员肯定很早就开始受到汉族文明的影响了。再没有比将阿骨打和他那一群人当成是野蛮人更荒谬的了。金朝及其他少数民族王朝统治之下被汉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个人的姓名。凡是女真家庭，当孩子出生时都要为他取一个女真名字，至少当他们旧有的语言和文化习俗尚未消失时一直是如此。不过取汉族名字的现象也很早就出现了。孩子除了取女真名之外还要再取一个汉名，早在阿骨打那一代就已经如此。更过分的是，取名时女真人还往往遵从汉族的所谓“排行”制度，就是凡属同一代的所有男性成员，名字中都要有同一个汉字，或者都要从事先预定好的一个序列中抽取一字（有时这个序列是特殊的一句诗）。举例说，阿骨打的下一代，汉名中的第一个字就都是“宗”（祖先），这显然是在有意识地仿效宋朝的习俗，因为在宋朝的赵姓皇室之内，取名时也要遵循建立在排行原则上的严格规定。①汉族传统上还有一种惯例，即将皇族的姓氏赐给有功的外族人，特别是汉族以外的部落酋长，这种事在金朝也不乏其例，曾有30人得到过这种廉价的荣誉。但在皇室认可的情况下，其他女真氏族的姓氏有时也被赐给非女真族的官员。无论怎么说，取汉名也标志着女真氏族内接受汉族影响的程度。
在不同的文献中，对于女真姓氏的数目记载也不相同。关于建国前的时期，汉文史料曾谈到过有“三十个姓”；另一条史料则说有七十二姓（这显然是一个虚数，因为七十二被认为是一个与“上天”有关的数，有时就是“几十个”的意思）。《金史》中有很长的女真姓氏的名单，总数为99个，如果再加上被单独举出的完颜氏，应该共有100个。这看起来太像玩数字游戏了，何况在历史上实际出现的姓氏甚至比列举的这些更多。在这篇氏族的名单上还有一种奇特的划分方式，即将其中83个姓氏称为“白号之姓”，16个称为“黑号之姓”。②我们并不清楚这里提到的黑白之别到底意味着什么，很可能白姓是被作为更古老更优越的姓氏，因为女真人和蒙古人一样，将白色作为吉利的颜色。①在83个白号之姓中，有27个，其中包括完颜氏，都受封于女真人的东北故乡即金源郡；30个姓封在河北（广平郡），26个姓封在甘肃（陇西郡）。而16个黑号之姓则被封于河南和江苏北部（彭城郡），也就是在国家的最南部。虽然在《金史》的有关段落中对此未作任何解释，但受封地点的不同在某种情况下肯定是与最初猛安谋克组织向新占领区的迁移有关的。此外我们也还不清楚，这些是否仅仅是有名无实的封号，或者是否还具有对这一封地的控制权或对土地的实际拥有。
再进一步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100个姓氏并非全部都是女真姓。白号之姓中就包括有一些非女真的氏族或部落，例如契丹的耶律，突厥的温古孙，还有蒙古的吾古论。因此，在女真这个作为统治者的少数民族之内，除了有社会阶层的区别之外，也还有种族的不同，尽管被列入这些姓氏内的非女真氏族肯定在过去各自不同的民族背景上，已经经历过某种程度上的政治同化与融合。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这些各部落在向女真这个民族共同体集聚的过程中，具有非常不稳定的特征。
女真民族中另一种社会分化的表现基于这个事实，即身为皇室的完颜氏只与另外八个姓氏通婚，这八个姓氏都具有纯粹的女真血统。②这八个姓氏在社会上都享有很高的声望，我们还发现他们中很多人位居显要。可见，金朝皇族的婚俗正好介于汉族的惯例与辽朝皇族的婚俗之间。汉族的婚姻在理论上对于从什么样的家族选择配偶并无限制，辽朝皇族却只与固定的一个姓氏通婚，在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皇室的惯例也是如此。
如前所述，奴隶的使用构成金朝社会中的一个特征。奴隶位于金朝社会的最底层，但是在这个“遭遇悲惨的贱民”内部，按照财产的多少又可明显分出不同阶层。金朝的户，除了有特权的女真贵族以及免役的汉族品官之外，可以分成数种：课役户、不课役户、本户、杂户、正户、监户、官户、奴婢户、二税户等。①这个区分是很不成规则的，因为它将财产的、种族的和社会经济的各种差异都混为一谈，但我们却可以由此对不同人群内的等级获得一个全面的概念。课役户与承担徭役之户都是拥有土地的家庭，不课役户则由老弱病残者组成。本户是女真户，杂户是契丹户、汉户、渤海户或其他种族之户，这一划分始于1195年，可能是为了避免麻烦，无需再探究某人的族属。正户一词专指曾是猛安谋克户的奴隶，然后放免为良，但仍归于各自谋克的长官管理之下的那些人。
在1183年籍户的猛安谋克人口中，包括了所有曾经沦为奴隶的人，他们想必都是汉人。相对来讲正户一词便是正身户之意。监户是那些被宫籍监所控制的户，他们以前是平民，后来被籍没，成为朝廷的官奴，在官府中主要是在管理宫殿的机构中服役。官户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本来就是奴隶，后来又被迫入太府监从事劳役，与“普通的”家庭奴隶，亦即属于私人所有的奴隶是有区别的。最后是二税户，他们与其被简单地看作是要加倍纳税的户，还不如说是一种奴隶更准确些，这群人由这样的户组成，他们曾被辽帝捐赠给了佛寺，于是他们既要向寺庙交租，又要给官府纳土地税。实际上，他们是寺庙的奴隶。这些人的数量肯定是相当多的，因为直至12世纪末，废止寺庙的奴婢制度才被提上日程，并由皇帝颁诏将他们放免为良。
如果与金朝在战争期间曾发生的大规模掠人为奴事件相比，将人口捐赠给寺庙要算是一个相对人道的方式，这些奴隶中最多的想必都是被俘的平民。百姓沦为奴隶还有一个普遍原因，那是在中国历史无论哪个时期都存在的，每逢遇饥荒或因贫穷不能餬口时，便卖身或卖子女为奴。所有这些沦为私人奴隶的原因（与官府籍没的奴隶相对比）都有史料证明在金朝也曾存在过。占有奴隶最多的人当然是皇族成员。当世宗还是一个亲王的时候就拥有上万名奴隶。奴隶的身份是世袭的，以至于那些由战俘沦为奴隶的不幸者不仅自己本身受苦，还要世代为奴。一个平民女子和一个奴隶结婚，这个女子便要降为奴隶，但如果她婚前不知道丈夫的奴隶身份的话，可以要求离婚。已经放出为良的奴隶所生的子女，如果是在父母还是奴隶时出生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