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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闱-宋代的婚姻与妇女生活-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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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婚姻的意义婚姻的意义 2
宋代法律确实把订婚作为约束女方家庭的条文：“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陆拾。虽无许婚之书，但受娉财，亦是。”如果把已经订婚的女儿许配给别人，则杖一百，如果已经办了婚礼，服刑一年。法律还规定，如果新郎家长允许女家改变主意，48女家就不能要求男方退还礼品。⑨法律承认订婚和聘礼制度，新郎家庭据此得到未婚新娘的许诺，有权期待在双方商定的时刻迎娶新娘。如果三年之内不娶，新娘家有权推断男家对此事失掉兴趣，因而可以把女儿嫁给别人。
族外婚制意味着合法的宋代婚姻模式与父系观念相连。人类社会在早期已达成共识，即便是血缘很远的父系亲属之间也不能通婚；到了宋代，这个规定严格的程度达到同姓不婚。《宋刑统》申明：“诸同姓为婚者各徒贰年。”四代以内有共同祖先的家族内部，若通婚，受到的刑罚更为严厉，亲属关系越近，违法程度就越重。妾和妻子一样，不能来自同姓人家。法律文献一再重述古代的规矩，打算买一位姓氏不明的妾以前应该进行占卜，确保她与男方不同姓。法律还规定了与母族、妻族亲戚联姻的规则，规定主要在辈分方面： 男子可以和不同姓的同辈表姐妹结婚，但不能娶上一辈或下一辈的女表亲。女人再婚时，前夫的亲戚也属禁止的范围。一个案例中，法官判决女当事人与结婚3年的前夫的堂弟离婚，他援引一条规定，这类情况要强迫离婚，除非已婚20年或更长时间。
婚姻法支持家长的权威。父亲和家长控制着子女的婚事，如果违法就要承担责任。长大的儿子离家后若与别人私订终身，事后发现父母已给他订婚，那么只有父母安排的订婚才算有效。父权也因离婚的规定而得到加强。公婆可以因儿媳不招二老喜欢或未生育把她送回娘家。对比之下，女人不能单方面决定离开丈夫和他的家，她的父母也不能未经亲家同意把她领回自家。的确，离家出走是导致获罪的违法行为。刑法规定擅自出走的妻、妾，须服刑3年。对此法律做了解答：“妇人从夫，无自专之道。”
结婚以后，男人的法律身份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他与别人的关系不因已婚而承担任何法律后果： 婚后他与其他已婚或未婚女人的性关系并不比婚前的更违法，49就像他婚前或婚后杀、伤了父兄一样，没什么不同。换句话说，他的主要身份仍然是父亲的儿子。作为丈夫，他的身份决定着与妻子和她父母的关系，但是其余也就没什么了。
比较而言，结婚使女人的身份从根本上改变了。从结婚的那一刻开始，她就是一个特定家庭的儿媳，一个特定男人的妻子。夫家以外的任何人（除了她的娘家）都首先把她当作已婚女人。嫁入一个人家就处于这家家长的权威之下。然而，她不仅仅是丈夫家里的从属人员；在这个家里她有一个专门的位置，一个规矩很多、动辄得咎的位置。儿媳误杀了公公，服刑三年，与误杀父亲的丈夫相比，罪减一等，但儿媳的罪行远远高于杀了公公的她自己的兄弟姐妹，后者因为是外人，可以交罚金减刑。
针对非法性行为的处罚涉及到已婚女人时比较重。强奸已婚女人的，服刑两年半；强奸没有丈夫的女人，服刑两年。通奸（已婚女人和不是丈夫的男人之间自愿的性关系）者服刑两年，诱奸（男人和没有丈夫的女人之间自愿的性关系）只服一年半徒刑，两种情况下，男女的刑期都一样长。
宋代法律不太注意社会性别，在家族中担任何种角色才是基本的、重要的因素。简而言之，造成形势显著不同的原因不在于当事人是男是女，而在于丈夫或妻子。男当事人的角色不尽相同： 有的是家长，有的是儿子或家长的弟弟，这类不同很重要。女人也不是同一种情况： 女儿和儿媳不同，妻和妾不同——都得到截然不同的对待。法律上重要的是一个人在特定关系里的位置而不是他或她的性别。
婚姻法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很大，但是它只不过是法律，它并不描述人怎样行动、怎样受惩罚。宋代法律针对很难管制的违法行为——如法律反对的通奸、重婚、以妾作妻、与堂兄弟的遗孀结婚等——把它们当作可与盗亡律相比的罪行进行处理。罪行并不罕见，因为确非罕见，只是当权者愿意把它们当作大逆不道的。即便身为判官也很难按照简单的法律原则办事。法官面对违法行为的证据，几乎像旁人一样不认为那是犯法。50但是法律若与法官认为不是犯法的事矛盾、冲突时，法官很少依法惩办罪犯。
儒家伦理与礼仪模式
很多人认定的正确的基于儒家的家庭伦理把婚姻置于普遍地服从父母和父系祖先的大背景里。汉代以来的儒家经典都强调儿子应该服从并尊敬父母，妻子应当为丈夫的家庭服务。到了宋代，儒家家庭伦理的主要内涵可以便捷地从朱熹的《小学》看到最新的概括。朱熹从古代经典和晚近的著作里选出了强调婚姻严肃性的段落，强调妻子应服从并忠实于丈夫，还强调了男女之隔的原则。他引用了礼仪经典中的儒家之论：“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 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朱熹还引用了司马光怎样择妻、程颐关于寡妇再嫁不当以及柳开说女人倾向于偏执、喜好争论等言论。
儒家关于女人美德的教导常通过堪称模范的典型进行表述。司马光在《家范》里举下面的例子，形象化地表扬献身于丈夫家庭的女人：
第三部分：婚姻的意义婚姻的意义 3
韩觊妻于氏。父实周大左辅。于氏年十四适于觊。虽生长膏腴，家门鼎贵，而动遵礼度，躬自俭约。宗党敬之。年十八，觊从军没。于氏哀毁骨立，恸感行路。每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丧，其父以其幼少无子，欲嫁之。誓不许，遂以夫孽子世隆为嗣，身自抚育，爱同己生。训导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以后，唯时或归宁至于亲族之家，决不往来。有尊亲就省谒者，送迎皆不出户庭。蔬食布衣，不听声乐，以此终身。
51于氏为儒家的妇德提供了典范的说明。丈夫的家庭是她认同和关注的中心。她忘记了自己父母家的富裕和舒适，表现得抑制、谨慎和节俭，并完全从夫家传宗接代的角度考虑嗣子问题——丈夫的儿子——不管他们是不是自己亲生。她的行为一点也不像妓女那样： 她最关心的是节俭和责任而不是漂亮和娱乐。丈夫的死并未减轻她对丈夫一脉承担的义务。
用家庭内部的角色和相互关系术语确认一个人的身份，这种思想的伦理基础在儒家早期的礼仪著作《礼记》、《仪礼》里已得到充分阐述。这种学术传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塑造了普遍、自然、正确的家庭关系。礼仪著作用五个等级的丧服系统地规定了各种各样亲属关系的本质和远近程度。男人有责任为祖父的大多数后代服丧。责任最重的三个等级都在父系内部，包括他们的妻子。等级最高的丧服是为父亲，共27个月（名义上服丧3年）。祖父（父亲的父亲）为第二级，服丧一年；叔、伯是第三级，服丧9个月；堂伯中最年长的，第四级，服丧5个月；其他堂叔，第五级，服丧3个月。男人也有责任为少数不同姓的亲戚服丧，但是时间较短。为外祖父母、同胞兄弟姐妹和姐妹的子女服第四等丧。为姑姑、舅舅、姨的儿子，还有妻子的父母，服丧3个月。
结婚以后，新郎和新娘与他人的关系都有变化，但是程度不同。新郎方面惟一的改变是增加了为妻子和岳父母服丧的义务。丈夫为妻子服第二级丧，1年；妻子却要为丈夫服第一级丧，3年。好在男人与岳父母之间服丧的义务是双向对等的，3个月。如果妻子早逝，丈夫也得为她的父母服丧。女人结婚以后并不终止为娘家人服丧的义务，但是减低一个等级。因此，已婚女儿为父母亲服丧1年而不是3年；对兄弟等人，从1年减至9个月。这种改变也是双向的： 她娘家的亲人为她服丧的等级也减少一级。儒家经典的注疏经常提到，降低等级但不终止相互服丧的义务，表明女人婚后身份改变的不完全性。在结婚后的新家里，妻子得为很多人服丧。宋代在这一点上看来是改变的时期。52经典著作规定妻子为夫家成员服丧的等级可比丈夫低一等。比如，为公公的兄弟服第三级而不是第二级丧。礼仪指南一类书籍保留了这些规定，但是现实里的妻子常与丈夫同时结束丧期。
服丧的规定表达了一条无可辩驳的原则，女人婚后的身份认同经历了比男人大得多的改变。男人与妻子娘家的关系是相互的： 彼此之间对等，但都视对方为外人。但是妻子与丈夫和丈夫的父亲、祖父之间的义务却不对等，既表明妻与夫之间的不对等，又表明妻子与丈夫家庭之间的不对等，她只是世系的从属。男人为父亲和祖父服丧的等级高于对方为他的，在这一点上，妻子倒与他相同。
服丧的规定强调了女人在夫家既是外人又是内部成员的双重身份，但是祭祀祖先的传统又使她和丈夫父系家庭的联系非常牢固。一个未婚女儿在父母家参加大家庭祭祖仪式时地位较低——这时她和同辈的小姑娘们一样，站在多数年长女人的后面，看着主祭人和他的妻子把酒肉等祭品摆在祖先的牌位前。姑娘一旦结婚，在新家里有相应的位置，祭祖时她和妯娌们站在一起，随着辈分的提高往前移，如果她丈夫是长子，终有一天她会站在最前边，成为女主祭人，掌管准备和奉献祭品的工作。
授予一位妻子完整的礼仪身份（妾没有）可以使她死后不会被遗忘。年轻妻子即便早逝，丈夫再婚了，仍得为她设立牌位，丈夫的子孙，无论是不是她生的，都要保留、护卫这个牌位。但是丈夫去世以前，她的牌位不会与其他祖先的摆在一起。换句话说，她作为祖先主要因为她是儿子父亲的妻子而不因为她是母亲。此时孩子可以把她的牌位摆在一间私室里表示纪念。（类似的情况是留出一块地方置放她的棺木，直到丈夫死后安排合葬事宜。）夫妻双亡以后，他们的牌位在祭拜祖先的场合总成对地摆在一起。夫妻间这种互补性质的礼仪上的视觉形象可以在墓室壁画上见到（见第一章图8），画面上夫妻坐在一起，小辈们侍奉着他们。
儒家家族礼仪的规定和婚姻法之间有许多一致之处。角色和关系重于年龄和性别，强调义务重于权利。但是也有实质的不同。儒家模式给予妻子的尊严多于法律给予的。53男人在祖先祭坛前担任的角色没有妻子的协助就不完整。不仅因为男人需要继承人因而要有妻子，而且还得有妻子亲自参加祭祖仪式。其他女人，如妾，可以生养一个男继承人，但只有妻子才能与丈夫组成一对在一起祭祖。进一步说，也只有妻子死后与男人在一起——她的牌位与丈夫的双双列于祖先灵位前面，她的尸体在坟墓里与他的并列。
第三部分：婚姻的意义婚姻的意义 4
文学作品表现的意象
写了这么多，我注意的是官府和儒家学者、知识精英认可的婚姻的意义。但是与道德、礼仪或法律模式联系不太紧密的文学作品表现的同一主题在宋代文化里也比比皆是，通过很多途径塑造正常人的行为。诗、小说、奇闻轶事和民间传说不仅表达了诸如爱情、美丽和命运这一类话题，有时候还含有颠覆现存秩序的意味，偏爱自发的而不是控制的、出于激情的而不是理智的东西。
有很多资料可以用来推测婚姻的意象，如宋代作家们编辑的指教怎样写婚书、写贴在新房门上的对联的手册。宋朝末年，有一部供月下老人使用的长达24章的参考书，专门提供做媒或提到婚姻大事时用的语汇。婚姻书仪的样品经常引经据典，但它们并没有拘泥于“上以事宗庙”、“阴阳”或“三从”的大框架内。相反，它们指射婚姻的其他方面，有些还偏离了正统观念。比如，婚姻的自然基础可以归结为《诗》和《孟子》里的“宜其家室，宜其家人。”为了说明婚姻大事是命中注定的，人们常引用经典里已成为格言、警句的段落。婚书大全一类手册常列出“人各有耦”、“凤凰于飞”和“天作之合”等短语以供使用。女大当嫁的观念常借《诗》里的句子表达：“标有梅，其实七兮……标有梅，其实三兮。”经典著作把女子最美的短暂时刻比喻为盛开的梅花，这个比喻很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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