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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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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旁有个中年男人。体格健壮，不高不矮，穿深色调的外衣和蓝衬衣，系一条小圆点图案的藏青色领带。打理得整整齐齐的头发中混杂着几缕白发。大概五十多岁。下巴略尖，但算得上相貌堂堂，神情中能看出那个年代的某类男人常见的简洁安静的从容。两人似乎很要好地拉着手走在大街上。作微微张着嘴，目光透过玻璃墙追逐着两人的身影。像一个在穿衣打扮的时候怔住了的人。他们就在作眼前缓缓走过，沙罗却没有把目光转向他。她好像沉浸在与那男人的谈话中，周围的东西根本没进入她的视线。男人简短地说了句什么，沙罗开口笑了。连牙齿都清晰可见。
然后，两人被薄暮中的人群吞噬。作隔着玻璃望了许久他们消失的方向，心底暗暗期待着沙罗也许会返回。也许她会忽然发现作在那里，回来向他说明情况。然而沙罗一去不返。只有长着各种面孔、穿着各种衣服的人络绎不絶地走过眼前。
作重新坐回椅子上，喝了口冰水。留下来的只有寂寂的悲哀。胸膛左侧彷佛被尖利的刀具割伤，剧烈疼痛，温乎乎的还有流血的感觉。那大概就是血吧。许久没有感受到这样的疼痛了。也许是大学二年级的夏天被四位好友抛弃以来头一次吧。他闭上眼睛，如同让身体漂浮在水面，在那疼痛的世界里漂流片刻。有疼痛感还算好。他试图这样想。真正不妙的是连疼痛都感觉不到。
种种声音混成一体，在耳鼓深处形成叮的一声尖鋭的噪音。那是在深邃无际的沉默中才能听到的噪音。不是从外界传来，而是从自己五脏六腑中发出的。每个活着的人都有这种固有的声音，但几乎没有亲耳听到的机会。
睁开眼，他觉得世界的形状似乎发生了某些变化。塑料桌子，简洁的白色咖啡杯，吃剩一半的三明治，他左腕上戴的全自动豪雅旧手表（父亲的遗物），读了一半的晚报，街道两旁的景观树，对面商店不断变亮的橱窗。一切看上去都显得有些变形。轮廓模糊，没有正确的立体感。比例尺也有误。他连做几次深呼吸，让情绪一点点平静下来。
他内心的痛楚并不是忌妒带来的。作知道忌妒是什么。他曾在梦中栩栩如生地体验过，虽然只有一次。那时的感觉至今依然留在心里。他明白那是何等令人窒息，何等无可救药。然而此刻的感受并非那样的苦楚。仅仅是悲哀。彷佛孤零零地被遗弃在幽暗的深深洞穴中的悲哀。但说到底那只是悲哀而已。那里存在的不过是物理性的痛楚。作甚至对这一点感到庆幸。
最令他痛苦的不是沙罗与别的男人手牵手走过街头，也不是她接下去或许会跟那个男人发生关系。想象她在某个地方脱去衣服，跟别的男人上床，对作来说当然残酷。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把这番情景赶出大脑。但沙罗毕竟是个三十八岁的独立女子，未婚，是自由之身。她有她自己的人生，就像作有作自己的人生。她有权跟喜欢的人去喜欢的地方做喜欢的事。
对作来说，最大的打击是当时沙罗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她和那个男人说着话，整张脸绽放着欢笑。她和自己在一起时，脸上从来不曾浮现如此坦率的表情。一次都没有。不管在什么场合，她展现给作的表情永远是冷淡内敛的。这比任何东西都严峻无情地撕裂作的心。
他回到家，便开始做去芬兰的准备。反正动手干活就不必胡思乱想了。话虽如此，也没有那么多行李。几天的换洗衣物，装盥洗用具的小包，几本飞机上看的书，泳衣和泳镜（这两样不管去哪儿总放在包里），折迭伞，就这些。全都装进随身的挎包里。连照相机都没带。照片能有什么用处？他想寻找的是血肉之躯的人，是鲜活的话语。
准备完，取出久未听过的李斯特《巡礼之年》。拉扎尔贝尔曼演奏、一套三张的LP。是十五年前灰田留下的。他几乎只是为了听这套唱片，才依然留着老式唱机。把第一张唱片放上转盘，唱针落在第二面上。
《第一年：瑞士》。他在沙发上坐下，闭上眼聆听音乐。《LeMal du Pays》是这套曲集的第八支曲子，在唱片上位于第二面起首。他常常从这支曲子开始听，听到《第二年：意大利》的第四支曲子《彼特拉克十四行诗第47号》。至此，唱片这一面播完，唱针自动抬起。
《Le Mal du Pays》。这支宁静忧郁的曲子，让裹着他的心的形状不定的悲哀一星一点现出轮廓。宛如潜藏在空中的透明生物，因为表面附了无数细蒙蒙的花粉，整体形状静静地浮现在眼前。而这一次，最终显现出了沙罗的形象。身穿薄荷绿短袖连衣裙的沙罗。
心口的疼痛再次复苏。不是剧烈的疼痛，只是关于剧痛的记忆。
不是没办法吗！作说给自己听。不过是原本就空无一物的东西，再次变回空无一物的状态。又能找谁诉苦？大家都跑到他这里，确认他是何等空无一物，之后又离去。在他们身后，空无一物或者说更加空无一物的多崎作再次被孤零零地抛弃。仅此而已，不是吗？
尽管这样，人们还是不时留下小小的纪念品。灰田留下了《巡礼之年》精装版唱片。他大概是有意留在作家里的，絶不是单纯的遗忘。作喜欢这音乐。它联系着灰田，也联系着白。不妨说它是将已然离散的三个人连为一体的血脉。虽然纤细脆弱，但那里还流淌着鲜红的血。是音乐的力量使这一切成为可能。作每次听这音乐，尤其是倾听《Le Mal du Pays》时，关于他们两人的记忆仍然历历在目。有时还觉得他们此刻仍在自己身畔，正静悄悄地呼吸。
他们两人都在某个时间从作的人生中悄然离去。连理由也没说。无比唐突。不对，不是悄然离去。说将他割合、弃于不顾恐怕更接近事实。不必说，这刺伤了作的心，那伤痕至今犹存。但归根结底，真正负伤或者受到损害的，与其说是多崎作，不如说是他们俩吧。作最近常这么想。
我是个没有内容、腹中空空的人。作心想。但正因为这样空无一物，哪怕是暂时的，也有人在这里寻觅到栖身之地。就像夜间活动的孤独的飞鸟，在某处无人居住的空屋的屋檐下，寻觅白昼安全的休息地。飞鸟们大概是把那空空如也、微暗寂静的空间当作理想之地。如此看来，也许作应当为自己的空洞感到喜悦。
《彼特拉克十四行诗第47号》的最后一个乐音在空中消失，唱片结束，唱针自动抬起，唱臂水平移回唱臂架。然后他再次把唱针在同一面的开始处放下。唱针沿着唱片沟槽游走，拉扎尔贝尔曼重新演奏起来。无比纤细，无比优美。
连续听了两遍这一面的音乐，作换上睡衣上床。随即关掉枕边的台灯，再次感谢自己心中只有深切的悲哀，而不是沉重的忌妒。那东西无疑将夺走他的睡眠。
不久睡意来临，环抱住他。只有短短几秒，他全身却感受到了那令人怀念的柔软。这也是他那个晚上感谢过的极少的东西。
在睡眠中，他听到了夜鸟的呜叫。
14
在赫尔辛基机场一下飞机，先在外汇兑换所将日元现金换成欧元，找到手机店买了一款操作尽量简便的预付式手机。然后挎着包走向出租车搭乘点，坐进一辆老式梅赛德斯一奔驰，把市内一家宾馆的名字告诉司机。
驶出机场，驶上高速公路，眺望着窗外掠过的浓绿树林和写着芬兰语的广告牌，分明是第一次海外旅行，却没有来到外国的真实感。仅仅是移动上所需的时间长了一点，心情跟回名古屋并没有太大不同。只有钱包里货币的种类改变了。服装也仍是工装裤配黑色Polo衫、浅褐色棉上衣、帆布鞋。跟平日一样的装扮。只带了最少的换洗衣服，不够的话找个地方买点就行。
“你是从哪儿来的？”
中年司机浓密的胡须从面颊一直长到下巴，望着镜子里他的脸庞，用英语问道。
“从日本。”作回答。
“大老远的到这儿来，行李很少嘛。”
“我不喜欢行李太重。”
司机笑了。“谁都不喜欢行李重。但回过神来，就到处都是沉重的行李了。这就是人生哦。C’est la vie。”然后又开心地笑了。
作也微微一笑。
“你做什么工作？”司机问。
“造火车站。”
“工程师？”
“对。”
“是来芬兰造火车站的吗？”
“不，请了假来看朋友的。”
“那好啊。”司机说，“假期和朋友是人生中最精彩的两样东西。”
是芬兰人都像这样，喜欢满口说些关于人生的警句，还是这位司机的性格倾向？如果可能，作希望是后者。
出租车行驶了大约三十分钟，开到赫尔辛基市内的某宾馆大门前，作才发现没有看看旅游手册确认该付多少小费，还是根本不用付。（仔细想想，自己事先没做过任何关于这个国家的功课。）所以比计价器显示的价格多付了一成，算作小费。司机似乎很高兴，递来一张收据。看来这么做没错。就算错了，肯定也没有让对方不快。
沙罗为他选了市中心一家古典雅致的宾馆。在英俊的金发侍者引领下，乘坐摇摇晃晃的古董电梯，入住四楼某个房间。有古老的家具和一张很大的床，褪色的墙纸上描画着细巧的松叶图案。浴缸是旧式的老虎腿，窗户是上下开合的，配有厚厚的帷幕和薄薄的蕾丝窗帘，散发出一种说不出的怀旧气息。从窗口可以俯瞰中央行驶着绿色有轨电车的宽阔大街。让人心平气和的房间。尽管没有咖啡机也没有液晶电视，反正他也不用那些东西。
“谢谢。这房间就可以。”
作对侍者说，递给他两枚一欧元硬币当作小费。侍者微笑一下，像聪明的猫咪般静静走出房间。
洗完澡换好衣服，已经是黄昏时分。窗外却像正午一样明亮。天空清晰地浮着半只白色的月亮。望去像一块用旧了的浮石，被谁扔到了天上，因为某种缘由滞留在那里。
下楼来到大堂，向大堂经理桌前的红发女子要了免费的市内地图，然后说了沙罗她们旅行社驻当地的事务所地址，请她用圆珠笔标上记号。那家事务所与宾馆只隔三个街区。他听女经理的建议，买了市内公交车、地铁及有轨电车通用的交通卡，请教了相关的乘坐方法，还要了张线路图。她大约过了四十五岁，长着一双淡绿色的眼睛，和蔼可亲。和年长的女性交谈，作的心情会变得像平日一样从容自然。看来在世界各地都一样。
在大堂一隅的安静处，用在机场买的手机往市内黑的公寓打了电话。电话是录音状态，传出一个声音粗重的男人用芬兰语说的约二十秒钟的录音。最后有信号声，好像可以往里面录信息。作一声不响地挂断电话。稍过片刻再拨这个号码，同样的情况又重演了一遍。录音里大概是她丈夫的声音。内容自然听不懂，但有种说不出的明快和积极。是没有不满、生活富裕的男人发出的健康的声音。
作挂掉手机，放进口袋里。再一次深呼吸。有种不太妙的预感。黑现在可能不在家。她有丈夫和两个孩子。眼下正是七月。没准真像沙罗说的那样，全家暑假出游，去马霍卡岛玩了。
时针指向六点半。沙罗告诉自己的旅行社事务所肯定关门了。可是试试又不会吃亏。再次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按下那家事务所的电话号码。跟预想相反，事务所里还有人。
一个女人用芬兰语说了句什么。
“请问奥尔加小姐在不在？”作用英语问。
“我就是奥尔加。”那位女子用发音纯正的英语答道。
作自报姓名，说是沙罗介绍来的。
“啊，多崎先生，沙罗对我说过你的情况。”奥尔加说。
作说明了现状。是来见朋友的，可她家里的电话设为录音状态，自己听不懂里面的芬兰话。
“多崎先生，你现在在宾馆里吗？”
是的。作答道。
“现在事务所正好下班。三十分钟后我去你那里。能在大堂见面吗？”
奥尔加身穿瘦瘦的牛仔裤配长袖白T恤，是个金发女郎。大概过了二十五岁。身高一米七左右，脸蛋胖乎乎的，气色很好。给人一种出生于富裕的农家、同温良聒噪的鹅儿一起长大的感觉。头发拢在脑后，肩挎黑色漆皮包。像邮递员一般姿势端正，大步走进宾馆大门。
两人握手后，并排坐在大堂中央的大沙发上。
沙罗多次来过赫尔辛基，每次都是跟奥尔加一起工作。两人不单是工作上的伙伴，奥尔加私下里对沙罗也有好感。
“好久没见到沙罗了，她好吗？”她问。
很好。工作好像很忙，总是飞来飞去。作答道。
“她在电话里说，你是她要好的私人朋友。”
作微微一笑。要好的私人朋友。他在大脑中重复。
“只要能办到，我很乐意帮忙。有事尽管跟我说好了。”
奥尔加盯着他的眼睛，笑嘻嘻地说。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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