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味沧桑 作者:郝树声-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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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马寨人根本不知道，在中国政坛上，曾经为人口生育进行过如此激烈的斗争，要是知道的话，肯定站在毛主席一边。尤其是那些小门小户的人家，真是沾了他老人家的光。多子虽然没有多福，他们依然在传宗接代上，有着不懈的追求和旺盛的精力，对于生育后代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自觉性。山里本来土地资源缺乏，人口剧烈增加，吃穿都成了大问题，反正依靠的是大集体，劳力多了，当然挣的工分也多，没有人肯替国家分忧。　
　　实际上，毛主席在世时，已经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提倡计划生育。当时，一些领导讲话时，幽默地动员上上下下，干部职工群众，“男的要戴套，女的要戴环，领导干部要带头”，喊了近十年，效用不太大，该生的照样生，人口增长的速度并没有明显地降下来。　
　　治乱要用重典。这一年上级规定：“一对夫妇只准生两个孩子，超生的一律结扎。”控制生育的指标数字层层下达，采取的措施一级比一级严厉。咱们这个省，历来好刮风，各级都把计划生育工作列在首位，采取绥靖政策，大打一场节制生育的攻坚战。　
　　紧接着，高楼乡机关人员和村组干部全部编成了“小分队”，主要任务是催粮催款，刮宫引产。工作的重点放在计划生育上，一年四季不停地抓“大肚”。　
　　我们马寨的墙上，到处写有宣传计划生育的大标语，最为醒目的是：　
　　对抗国策，死路一条！　
　　一户生育，五户联保！　
　　要生不要命，要命不要生！　
　　超生对象，人民公敌！　
　　撒下计划生育的天罗地网，让超生对象插翅难逃！　
　　这些口号十分吓人，你要是第一次看到，一定会觉得杀气腾腾的。　
　　支书刘庆典的兄弟媳妇兰秀娟，是我们村的计生专干。她这个女人在没有过门时，就是她娘家那里的妇联主任。嫁给刘庆玺以后，一直没有当什么大队干部，大队安排她学习了接生技术，她在大队卫生所当接生婆。到了抓计划生育的时候，得到了提拔重用，成为计生专干。有了领导职务，这女人的积极性爆发出来，工作就像　“瞎子打娃子——抓住不丢”，在她的肚子里，有全村育龄妇女的一本账，谁家的女人肚子只要鼓起来，都逃不过她的火眼金睛，领着小分队，抓了这个抓那个。全寨子的妇女们恨死了她，看见她就急忙躲起来，说她是“催命鬼”，没有少骂她的祖宗八代。这更让兰秀娟觉得自己的工作神圣，没明没夜地跟着小分队抓“大肚”。　　
　　狼叔的二儿子刘继省的媳妇，怀上了第四胎，听到春季计划生育大突击的风声，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跑了个无影无踪。村里把刘继省抓到村部，逼问他女人的下落。这家伙不知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意志坚强，什么也不供认。村里决定处罚他，他家里竟然坚壁清野，粮食、牲口，什么也找不到。特别让领导们生气的是，年迈的狼叔狼婶，好像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儿，闭门不出，冷眼旁观。于是，干部们想，如果不在这个太岁头上动土，恐怕撬不开刘继省的嘴巴。然后采取了先礼而后兵的办法，动员狼叔说出儿媳妇的下落。狼叔说：“我们已经分门另住，扎鞭缠脖子，各自顾各自，你们把她杀了我也不管！”也没有咬槽任何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把小分队领导的肺都快气炸了，组织一群小伙子，用粗绳拴着他家的瓦门楼，一声令下，这门楼轰然倒地，大门也拉得歪歪斜斜的，没法让人出入。　
　　狼叔气得摇头跺脚，大叫：“反了，反了！不让人过了！”要是当年，说不定要掂着刀出来拼命，这时却让狼婶给他准备了干粮，去县城找已经当了多年干警的大儿子刘继华告状去了。谁知刘继华也因为超生，正在停职反省，劝慰了狼叔。狼叔无可奈何，回到家里，把门楼简单地修复一下，仍然对老二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　
　　小分队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在兰秀娟的提示下，去山里丁庄把刘继省媳妇的娘家妈，带到乡计生办审问，这老太婆问小分队，凭什么抓我？计生办的人说，就凭你是刘继省的老丈母。说吧，把你的女儿藏到哪里去了？那老太婆说，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是个螃蟹都有　“家”（夹），我为什么要藏她？计生办的人员无论怎么劝，刘继省的老丈母就是不肯承认知道女儿的下落。计生办的人也不着急，把她关到了乡礼堂里受罪。礼堂里关满了老太太，刘继省的丈母娘一打听，原来这些都是丈母娘。凡是能够得到解脱的，是已经见到成效的。只要“大肚”不露面，这个丈母娘一直在这里喝稀饭，别想出去。　
　　这样的招数真是灵验，每天都有一批丈母娘放出去。刘继省的小舅子给他妈来送饭时，丈母娘对儿子说，孩子，你表伯、表母都不管这事儿，咱犯不着为他老刘家卖命，回家让你姐引产吧。说罢，丈母娘号啕大哭了一场。　
　　生育本来是一种光彩而又羞于出口的事情。自古至今，人们光明正大而又偷偷摸摸地干着这个延续种族的伟大事业。许多闺房里的隐秘事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言传出来，肯定是男人们的笑谈。到了这个年代，大气候使然，人们没有什么可避讳的了。一家老少，大闺女、小媳妇在一起讨论起结扎、上环来，没有丝毫羞怯的成分。　
　　你要是不信，我给你说一个典型事儿。我们寨子里破落文人孙乃社的女儿，是头号“大封建”，她从小受父亲熏陶，对男女之大防，最为严谨。当她长大后，家里给她找婆家时，她说啥也不嫁人。只要在她面前一提这事儿，她就恼了，脸蛋子通红地说：“羞死了，羞死了！”还是她爹孙乃社劝她：“妮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夫妻行的是周公之礼，没有什么可以害羞的。”这才出门嫁人。临出嫁时，羞得要命，怕得要死，哭得像个泪人儿，家里人好说歹说，才把她劝上了“席篷车”。到了婆家，前两个晚上，她穿着衣服睡觉，把新郎急得抓耳挠腮，死缠活缠，到第三天晚上才让这位夫君占领了身子。第四天嫂子去叫她回门时，她竟然害羞得把头部包得只剩下眼睛，回到娘家躲着不出来见人。现在，像变了一个人，去接受孕检时，竟然大大方方地躺在床上，任凭计生工作人员反复摆弄，临了，还搂起上衣，问人家：“摸妈儿不？”　
　　尽管撒下了计划生育的天罗地网，只要是网，就有漏网之鱼。高恩典的大妹妹高恩慧已经嫁到外村，一口气生了两个孩子，被小分队抓去，年轻轻的做了结扎手术。二妹高恩慈刚刚定亲，婆家给了彩礼钱。她们两个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帮助她哥高恩典带上嫂子和两个孩子，穿破罗网，逃向了地旷人稀的内蒙古。这一去就是九年，终于有一天，高恩典从那遥远的地方，带回了大大小小七个孩子。　　　　
第47节　罚款　　
　　高恩典带着女人和孩子们，扒火车再回到家乡时，计划生育的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厉害措施主要演变成经济手段。　
　　在他们出走的这九年里，他妈没有少哭泣，跪在主的面前，求神保佑他们。等他们一群人，大的背着小的，哭哭闹闹地排着乱七八糟的队伍，回到寨子里时，全寨子没有人不感到惊奇，纷纷说：“咦，养人专业户回来了！”他爹和他妈则是惊喜，惊喜过后，就是无奈，不知道这一家大小该怎么生活。别人家都已经盖了瓦房或者平房，唯独他家还是那两间处在风雨飘摇中的草房。好不容易打开生了铁锈的锁，屋子里空空荡荡，吃的穿的，什么也没有。两个老人和他的小弟弟高恩佑，给他们送来了衣服、被褥和一些粮食，日子算安顿下来。他妈不知道的是，他在内蒙古以捡破烂为生，有一点积蓄。他把这几千块钱，在墙上挖下一块土坯，用一塑料包，把这笔流动资金，包裹得严严实实地藏了起来，慢慢地进行消费。　
　　他们回来的消息，本来就没有秘密可保，乡计生办闻风而动，抓计划生育的女副乡长亲自带队，领了十来个人，立即扑了上来。　
　　见到这种阵势，小时候和杜思宝、孙二孬一起去偷书，连屋子都不敢进的高恩典，经过多年磨炼，现在的脸皮比县城的古城墙还厚，不但不知害怕，竟然娴熟老到地对女副乡长耍起了赖皮。他嬉皮笑脸地看着计生办人员，一宗一宗地算应当处罚他的账，算下来，有好几万元。女副乡长责成他立即交出五千元罚款，否则加倍处罚。高恩典说：“乡长妹子，你罚我多少我都认，这样办，你看屋里什么值钱你就拿什么吧！”　
　　女副乡长推开他吱吱呀呀的破门，一屋子狼烟动地，床上、破桌子上，像一架猴山，高恩典的女人正在打了这个，呵斥那个，大大小小的一群孩子，哭的哭，笑的笑，闹的闹，叫的叫，一个个像泥猴子，穿得破破烂烂，不像样子。床上有两三条露着棉絮的破被子，墙角处，有三个土坯支起来的铁锅，铁锅的一边，放了一个红色的塑料桶，桶上盖着一个脏兮兮的案板，爬满了蝇子。飞扬的尘土和着扑鼻的腥臭味儿，把女副乡长呛得退了出来，心里泛出一丝同情和可怜，嘴里还硬邦邦地说：“高恩典，你不要耍赖，你是个顽固的钉子户。你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只有交出罚款，我们才好做其他群众的工作。”　
　　高恩典说：“乡长妹子，我的财产就是这一群孩子，你看上哪个，你就把他牵走吧！”说这话的口气，就好像这些孩子不过是一群会说话的小牲口。　
　　女副乡长气恼地说：“干这么多年计划生育了，从来没有见过你这种滚刀肉人。我看你屋里确实没有什么东西，你要到你亲戚邻居那里转借一下，赶紧把罚款交上！”　
　　高恩典涎着脸说：“乡长妹子，要不然我把一个孩子认给你当干女儿，或干儿子，咱们成了亲家，你得帮衬我一下！”这个馊主意，让一群工作人员忍俊不禁，一个个“哧哧”发笑，把女副乡长气得俏脸一青一红的，拿他没有丝毫办法。气了半天，只好自找台阶下，威严地警告高恩典说：“今天到此为止，限你五天时间内准备好罚款，不然，有你好看的！”说完，带上工作人员，一无所获，悻悻地走了。　
　　第二天，计生办又来了一群工作人员，要把高恩典的老婆抓走，说是去乡计生所做绝育手术。高恩典第一次有点着急，他对工作人员们说：“你们让我生，我也不生了哇，她一身病，咋能结扎呀？”　
　　工作人员不客气地说：“谁相信你们不再生了？她不结扎，你就得结扎！”　
　　高恩典说：“叫我结扎，我就结扎！咱们走吧！”　
　　高恩典的女人本来害怕得要死，这时候却大义凛然起来：“他爹，你不能去，一家人还得指望你养活哩。还是我去吧，大不了也是个死！”说这个话，就好像结扎手术是上刑场，去了以后再也不能活了一样。两口子争来争去，还是把他女人结扎了。从此，这女人落下了一个腰痛毛病，动不动就疼得一头汗珠子。　　　
　　寨子里的邻居们很可怜高恩典，纷纷给他送来一些粮食和衣物。两个妹妹也都来看望他们一家，送来了不少东西。高恩典的日子在父母、亲戚和邻居的接济下，勉强过了下来。他的头两个孩子还有户口，安插进学校上了学。其余五个孩子都是黑户口。人口普查时，倒是给记上了，但发给他家的户籍本上，却没有这几个孩子。高恩典去找兰秀娟反映情况，要求在计划生育的册子上把孩子上进去。兰秀娟对高恩典解释说，你只要交了罚款，孩子们就可以上户口了。高恩典一听又要钱，硬邦邦地顶了回去：“报不上去个　，我就不信你们能把老子怎么样！”兰秀娟说：“你这个人真是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劝你算是劝错人了！”　
　　那时候，报户口对于我们寨子里的群众来说，确实是一件大事，没有户口，就分不了土地，到年龄的孩子，连上小学都不允许。所以，家家户户为超生的子女上户口费了不少劲儿。计生专干兰秀娟权力虽然很大，也得生尽千方百计，才把自己的孙子、孙女上了户口。除了大儿子刘继昆在外工作，她家里还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生了四个孩子，三个女孩，一个男孩，年龄差别不大，都按双胞胎报的户口。其中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报的是龙凤胎。当然，村里的户口簿都是她发的，她以为自己能够瞒天过海，别人不知道其中的诀窍。　
　　那次高恩典顶了兰秀娟以后，兰秀娟表面上虽然没有生气，实际上恨得牙根痒，从此盯上了高恩典一家。经常拿一些青菜送给高恩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