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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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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斯文·赫定发现罗布泊，揭开古楼兰失踪之谜的时候，学识渊博，才华惊人的瑞典地质学调查所所长、考古学家、探险家安特生博士，正率领本国政府组织的一支考察队奔赴南极。这支考察队于1901年春动身，直到1903年底才告结束。尽管安特生率部历尽千辛万苦，于九死一生之后终于踏上了南极冰川地带，但由于事先准备不足，无力长期抵御变化无常的恶劣气候，不得不遗憾地匆匆返回瑞典本土。
第一章 龙骨的启示（2）
南极的考察结果收效甚微，研究成果也不尽人意，此次行动没能给雄心勃勃的安特生带来声誉和荣光。而这时赴中国西域的斯文·赫定却一炮打响了。
安特生后悔自己选错了方向，如果自己能到远东或具体的中国西域一带考察，他坚信也一定会获得比斯文·赫定毫不逊色的声名。在一番捶胸顿足的悔恨之余，他暗暗地下定了到远东考察的决心，同时加速了同远东各国科学界人士的联系。他在默默地等待时机。
安特生的好运终于等来了。
1914年4月，他接到了中国政府农商部部长张謇签发的聘请书。
当然，他的受聘，除了自己的努力和运气，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这便是——自17世纪以来，作为欧洲帝国主义逐鹿地点的旧中国，被迫为任何“高等的白人势力”胡作非为而大开门户。许多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古生物学家、政治冒险家、商人、社会闲杂人员、流氓无产者，像淘金者一样纷纷拥向远东尤其是中国大陆。于是，在中国的版图上，片刻之间便被折腾得伤痕累累，满目疮痍，中国古代文化遭受了空前的大劫难。著名的敦煌、龙门、云岗等石窟壁画和古代石雕像被砍凿盗走；西安、洛阳的古墓以及大批古建筑和古遗址被掘得千疮百孔，地下珍宝被盗一空。
1912年民国成立后，迫于民众的呼声和政府的抵制政策，外国人不再明目张胆地在中国版图上肆无忌惮地进行抢掠，而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把他们的科学家不怀好意地派往中国，以得到中国的矿藏资源特别是煤矿和铁矿的第一手资料。为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展开了一场场激烈的争夺。安特生被聘，是中国政府根据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的建议做出的决定。因为当时瑞典被认为是西方少数几个没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国家之一，是瑞典民族的良好声誉，给安特生带来了人生的契机，这个契面使他以“中国农商部矿政顾问”的体面身份，踏上了梦寐以求的远东之旅。
安特生始终没有忘记斯文·赫定，尽管这位昔日的同行在中国西域探险已过去了十几个年头，但他还是决心亲眼目睹一下使这位“时代的幸运儿”一举成名的神秘之地。他从瑞典抵达印度，又辗转千里来到新疆地区。在这里，他真真切切地领略了山川大漠的奇峰异彩与壮观神秘，他忘记了曾多少次为这具有悠远历史和迷人故事的神奇土地而赞叹喝彩。也难怪斯文·赫定能取得如此辉煌夺目的考古成就。
1914年5月16日，安特生完成了瑞典至中国途程的跋涉，踌躇满志地来到北京农商部赴任。不久，这位年薪18000大洋（这一时期或稍后的北京大学顶级教授如李大钊等，月薪为300大洋，北大图书管理员毛泽东月薪8个大洋）便组织一批技工，在估计有矿藏的中国北部开始大面积的野外考察并采集化石。
令安特生大惑不解的是，田野考古学在西方兴行了近一个世纪，而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中国却对此知之甚少，或者说全然不知。当安氏来到中国并向他的中国同行介绍西方田野考古方法时，有许多学者不屑一顾，甚至针锋相对，谓安氏的一套纯属下九流的胡闹台，非正人君子所为。特别是中国金石学一些学派的老朽加儒生，直到安特生组织人员走向田野进行实际科学发掘时还顽固坚持自己的观点。安特生不顾别人的脸色如何，坚持率队在山野密林，沙漠大泽中进行调查发掘，并用自己的亲身行动，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开始了的具有真正科学意义的田野考古示范。这一开创性劳动，最终成功地唤醒了沉浸于古典之中的儒生者面对科学而做出了新的抉择。
安特生不愧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田野考察专家，在他的具体指导下，不同时代的矿物化石源源而来。一批批化石标本由北京迅速运往瑞典乌普萨拉（Upsala）大学，供维曼（Carl Wiman）教授领导的古生物研究室研究鉴定。
幸运的时机与独特的环境，令安特生很快成为野外地矿考察领域的开拓者。1914年秋，他成为第一个偶然发现叠层石矿石有机起源的人。1918年，发现了聚环藻团块并认识到它与北美寒武纪前期相似的“化石”的联系。同年，又在中国北部发现了第一个三趾马田野遗址。一系列发现，使安特生开始受到同行的敬慕并引起了科学界的注意。可喜的成果使他在经费上得到了更多的资助……
第一章 龙骨的启示（3）
历史需要英雄，而英雄必须适应历史，否则便不再是英雄。
使安特生在世界考古史上留下不朽声名并把他的事业推上辉煌顶峰的契机，真正而富有戏剧性地降临了。
北平街头的奇遇
1918年2月某日，安特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麦格雷戈·吉布（J。MeGregor Gibb）教授，这位化学家很了解安特生对化石特有的兴趣，当即出示一些包在红色粘土中的碎骨片。“这是在周口店发现的，详细地点是叫一个鸡骨山的山崖左侧，这个鸡骨山是由于红土中随处可见到鸟类骨头而得名。前几天我到那里考察后亲自采到了这些粘有骨头碎片的泥块。”吉布教授得意地说着，将碎骨从泥块中剥下递给安特生。
“这些泥块是充满特色的红土构成的，我发现这种土在周口店地区许多地方的石灰岩洞中均可见到。但引起我注意的是其中有许多小碎骨，大部分骨头是空腔的，显然属于鸟类骨头……”吉布教授的叙述对安特生来说极有诱惑力，这不仅仅是由于安特生涉猎广泛、知识渊博，激起他最大兴趣的则是因为在这之前一个悬而未决的学术案例。
20年前，一位叫哈贝尔（K。A。Haberer）的德国医生在北京行医期间，从中药店里买到了不少“龙骨”和“龙齿”。这位医生虽不是研究古脊椎动物化石的专家，但极具科学头脑的他很了解这些化石的学术意义。当他在1903年离开中国之时，便把买到的“龙骨”经过认真挑选，装在木箱内带回了他的国家。此后不久，哈贝尔把这批化石全部送给当时著名的德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施洛塞尔（Max Schlosser）教授研究。
施洛塞尔经过反复研究鉴定后，惊奇地发现在众多的“龙齿”化石中，有两颗是人的牙齿，且有一颗属人的上第三臼齿——这是整个亚洲大陆首次破天荒的发现。
如果那时的施洛塞尔敢于公布他研究鉴定的真实成果，那么亚洲具有远古人类生息的事实论断，将会提前23年公布于世，安特生的声名也不会在日后大放光彩，相反的是哈贝尔这位普通的医生将会占据报纸头条，成为传奇性人物并载入科学史册。但是，令施洛塞尔和哈贝尔二人遗憾终生的是，他们没敢正视眼前的事实，只把两颗人类牙齿当作类人猿的而匆匆公布于世了。
施洛塞尔和哈贝尔与伟大的发现荣光失之交臂。但是，这两颗牙齿还是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因为早在1856年，就有德国发现了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 Man）；1891年又在爪哇岛上发现了爪哇人（Java Man），而亚洲大陆却是一片空白。这一发现，不能不引起繁感的学术界重视。
安特生来华后，始终没有忘记施洛塞尔的研究成果，并隐约感到在远东大陆特别中国这片神秘的土地，尚有一种未被参透的天机未泄其秘。他在广泛向中国科学界外籍朋友写信的同时，总要随信附上施洛塞尔关于中国动物化石的鉴定结果，并请他们注意收集和提供化石产地的线索。
一念至诚，感动上天，安特生的好运正式来临。
二十年前哈贝尔在北京中药店买到的“龙骨”，当然不会确知它的详细产地，但来自华北地区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华北地区是主要的“龙骨”产地，北京药店不会舍近求远从南方购买。也许，施洛塞尔发现的牙齿就来自周口店……想到这里，安特生的身心不由自主地抖动了一下，他不敢再想下去了，他不相信世界上真有这样偶然的巧合，但又不情愿否定这个念头。他安捺住心中急如潮涌的波澜，匆匆谢过吉布教授，回到自己的居室静静地默想起来。
3月22日一大早，安特生踏上了考察周口店的途程。此时，连他自己也未意识到迈出的这一步，对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研究意味着什么。
周口店位于北京西南大约50公里处，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山野村镇。这个地点之所以被科学界发现并引起兴趣，在于附近的燕山山脉因造山运动而沉积了距今四亿多年前的奥陶纪与寒武纪石灰岩，除外还有侏罗纪的砂岩，因地壳变更而形成的大理石和花岗岩石等等。在奥陶纪与侏罗纪的地层中，夹有较厚的煤层，可供开采。尤其是上新世和更新世的堆积物更是随处可见而保存齐全。
第一章 龙骨的启示（4）
安特生根据麦格雷戈·吉布教授预先指明的路线，很快找到了周口店西南约两公里处的鸡骨山。这里最初引起科学家们的注意，就是在奥陶纪的石灰岩中有明显而较多的石灰石矿。吉布教授正是在这里一种深红色砂质粘土里发现了要找的化石。
安特生悄无声息地开始了他的田野考察。
他发现，眼前的深红色砂质粘土，是地壳变更之时，由于石灰岩断裂，粘土才得以充填进来。很明显，土层充满石灰岩洞，石炭岩炉膛将泥土中的物质小心地保存下来，并逐渐从填洞的土层转变成可分离的石柱特色，无数碎骨化石就粘贴在这独立高耸的石柱上。这宛如古塔似的石柱，离地座约5。5米，直径1米左右。上面含化石的堆积物的围岩差不多都被捷足先登的科学家剥光，不能轻易地摘取了。
安特生挥动考古控铲，开始在石柱的四周发掘。很快，他找到了两种啮齿类化石和一种食肉类化石，尤其是后一种化石收获颇丰。
安特生将采到的化石装了满满的两个背包，这位精明而有着科学头脑的瑞典人，没有像吉布教授那样急着回去向同行显耀自己的发现，而是悄悄来到龙骨山一侧的乡间寺庙住了下来，静静地思考着所发现的一切。
两天后，安特生回到了北京。他对周口店之行非常满意。能够在北京附近找到一处“龙骨”产地，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况且，这是安特生来华近4年来第一次发现骨化石。尽管骨骸很小，看起来属于普通并可能是幸存下来的鸟的种类。但这个发现，毕竟为他解开施洛塞尔发现的人齿地点之谜，敞开了一扇透着些微曙光的门户。可以说，日后周口店那轰动世界的考古发现，从安特生的这次考察就注定了。要不是1918年秋天，安特生派出考察的人员在河南发现了大批三趾马化石而把他的兴趣吸引过去，或许，周口店那举世瞩目的发现比事实来得还要早些。但历史老人没有这样安排，安特生放弃了周口店的进一步考察，率领助手转入河南，一头钻进了三趾马化石的田野调查发掘之中。
3年后的1921年初夏，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Otto Zdansky）根据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维曼教授的建议来到中国。由于维曼的热情介绍和荐举，安特生准备和这位刚刚取得博士学位的年轻人合作三年，主要从事三趾马动物群化石的发掘和研究。此时的安特生已经在这个领域的发掘和研究中初见成效并可望获得非凡的成果。
但是，安特生仍没有忘记施洛塞尔留下的那个谜。当师丹斯基到北京后，便安排他先去周口店的鸡骨山进行发掘，公开的理由是使这位年轻人体验一下中国的农村生活，以便日后工作。其实安特生心中另有打算。
历史在兜了一个小圈之后，师丹斯基又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人类祖先的家园。
这一年的8月某日，安特生和葛兰格（Walter Granger）博士一起来到周口店看望师丹斯基。葛兰格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派往中国的著名的猛犸古生物学家，其主要任务是协助由安德鲁（Rey Chapman Andrews）和李契夫曼领导的考察团在蒙古的探索工作，他是作为该团的首席古生物学家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
安特生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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