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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国人一定要记的作战事-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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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姆椿鳌！�
此时围攻长沙的日军第11军已是粮弹将尽，死伤惨重，既无法攻下长沙，腹背又同时受到中国军队的打击，处境危殆。在这种局势下，日本第11军的全体参谋，向阿南惟几提出反对意见，要求下令日军设法尽速退出阵地。阿南惟几同意了，在1月3日夜决定撤退。
1月4日，日军在撤退前又对长沙进行了一次猛烈的攻击，既是隐蔽其撤退意图，也反映了日军的不甘心。这次进攻，日军以空军助战，而且抱着强烈的复仇心态。只见日军冒着刺骨严寒，赤背袒胸猛冲猛进。但血肉之躯，怎能挡住猛烈的炮火，日军所有的进攻均被守军击退。
日军第三次进攻长沙又以失败告终，日本新闻发布日军已经攻陷长沙的快报，自然在全世界人面前闹了个大笑话。
日军原是想把长沙完全攻下，把第10军完全消灭后再走，要是做不到，好像会失去“皇军”的面子。这就使其失去了撤退的时机。等到我外线主力部队接近长沙时，日军除了态势不利和伤亡重大、疲劳过度外，携带的粮弹也不允许它再对优势兵力作战，它不得不趁夜仓皇撤退。第10军首先发觉日军由长沙南部撤退，即派小部队向长沙北部东北部夜袭，这更增加了日军的混乱。日军非万不得已是不在战场遗弃尸体的，这次却未及烧完。后来第9战区参谋长吴逸志让人把已经掩埋的日军尸体全部扒出来，埋在一起，堆一个高台子，并勒石留念，上书“倭寇万人冢”，旁书“陆军中将吴逸志题”。虽没有万人，但冢中也有几百具尸体。
日军仓皇撤退，一路退，一路被打，在第9战区各部队的阻击、追击、侧击、袭击下，撤退行动极为狼狈、迟缓。长沙到汩罗江不过70公里，而日军直到12日才撤至该地，足足走了8天才得脱困。1942年1月15日，日军全部撤退至新墙河北岸原阵地。第三次长沙会战以日军的惨败而告结束。日本的第11军在几年之内，都不敢再对长沙进行任何重大的攻击。
第三次长沙会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首次大捷
中国跻身为主要盟国
第9战区司令官薛岳叙述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战果为：击毙日军联队长5人，大队长5人，中队长4人，小队长10余人，击毙敌官兵56000余人。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统计的数字是，此役日军死伤6003人。日军事后对这次会战失败的检讨说：“重庆军节节败退，我军是完全跳入重庆军事先设置的陷阱而进行作战的”，“作战始终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次作战，动摇了一部分官兵的必胜信念”。
中国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获得大胜，的确是珍珠港事变以来，盟国在亚洲战区中唯一的胜利。这时，美、英、荷军队在对日作战中均遭失败：1941年12月25日，英军在香港向日军投降，日军第14军于1942年1月2日攻占美军防守的菲律宾首府马尼拉，第25军于1月11日攻占英军防守的马来亚首府吉隆坡，第16军同日攻占荷兰军队防守的东印度群岛的婆罗洲。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指出：“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
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立刻成为全球新闻的焦点。会战刚结束，苏、美、英、法各国记者就到长沙来采访。
在西方国家的军队被日军击败之后，中国军队取得长沙会战的胜利，使这些国家认识到中国军队的作战实力是不可以等闲视之的。西方国家开始认识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美国政府以最快速度，通过法案拨给中国5亿美元的信用贷款，英国政府也立刻通过给中国5000万英镑，作为法币的平准基金。由于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中国成为抵抗法西斯轴心的主要盟国，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空前提高。
缅北、滇西反攻战：异国扬威与绝地大反击
中国远征军
一本《独自阅读——战争就能够取胜》的小册子这样告诉日军士兵：“在经历了欧洲人几个世纪压迫之后，这些国家已经差不多完全丧失了解放的能力。我们希望帮助他们迅速获得解放。”当日军侵略舰队开往东南亚时，每个士兵得到了这本标着“机密”的小册子。日军士兵侵入到东南亚这个陌生的地方，被赋予了“解放”的使命。但这个小册子又告诫他们：“登陆后当你遭遇到敌人时，把你自己想像成一个复仇者，最终你面对的是谋杀父亲的凶手。你血液沸腾，怒火中烧：必须将这个人置于死地。如果没有完全杀死他，你就将永无安宁。”这里透露出，在东南亚，侵略与反侵略之间的争夺将是无比的残酷。
1940年9月，日军入侵越南，加紧了对东南亚侵略的步伐。
1941年12月8日，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当天，日军南方军第15军的近卫师团攻入中立国泰国境内，泰国被迫于上午9时30分同意与日本订立军事同盟。同时日军发动了对马来亚的进攻。由于在太平洋地区作战异常顺利，日本大本营考虑提前进行入缅作战。12月23日，大约60架日军飞机狂轰滥炸仰光。接下来，饭田祥三郎中将的第15军从泰国向缅甸发起地面进攻。到1942年1月份的第3个星期，日军的两个步兵师团已经穿过丛林地带。3月8日，日军攻占仰光。
日军占领东南亚地区的野心，损害了英国等国家的利益。英国决定改变对日本的妥协态度，与中国建立军事同盟，希图借中国人民长期抗战的力量，支援它在远东殖民地特别是缅甸、印度、马来亚方面的作战，挽救其远东大后方的危机。为了保持惟一国际通道滇缅公路的畅通，中国政府也迫切希望与英国在军事上的合作。
早在1941年2月中国军事高级代表团在考察缅甸、印度、马来亚三国时，就提出了与英国共同保卫缅甸的问题，但英国害怕中国军队进入缅甸会对其殖民统治产生不利影响，拒绝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日军对东南亚地区的入侵，使中国军队入缅作战问题出现了转机。经中国政府提议，1941年12月23日，在重庆召开了东亚联合军事会议，26日，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公路协定》，中英正式结成军事同盟。但当中国政府向英国驻印缅军总司令韦维尔表示，如果英国需要，中国可以派遣8万人入缅作战时，韦维尔还是拒绝了。就在这时，日军对缅甸的进攻势头越来越猛，1942年1月31日，日军击溃英印军第16步兵旅，占领了毛淡棉，形势危急。在这种情况下，英军于2月3日和2月26日，多次请求中国军队迅速入缅，协助英军作战。
1941年12月11日，中国政府开始作远征军动员，1942年3月12日正式成立“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原定第二路在越南方面，以后情况变化未组建），率第5、第6和第66军，入缅与英军并肩抗击日军。
“中国远征军”是一个笼统的称呼，它的发展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分属不同作战地区。
第一阶段自1941年12月11日中国军队动员入缅始，到1942年8月止。这一阶段的远征军属于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指挥，司令长官卫立煌未到任，由杜聿明代理，继任罗卓英，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共3个军，即：杜聿明的第5军，辖第200师（戴安澜）、新22师（廖耀湘）、第96师（余韶）、第5军新兵训练处（黄翔）；甘丽初的第6军，辖第49师（彭璧生）、第93师（吕国铨）、暂55师（陈勉吾）；张轸的第66军，辖新38师（孙立人）、新28师（刘伯龙）、新29师（马维骥）。这一阶段的主要作战有东吁防御战、仁安羌解围战等。
第二阶段自1942年8月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及新22师、新38师等部队退入印度始，至1945日本投降止。这一阶段中国远征军分为中印两个方面。
在印度方面，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及新22师、新38师等部队退入印度后，人员陆续得到补充，在印度蓝姆伽接受美军的装备和训练，于1943年6月在印度成立“中国驻印度军总指挥部”，简称“驻印军”或“中国驻印军”，也称为X部队，史迪威兼任总指挥，副总指挥罗卓英（后为郑洞国），共2个军，即：新1军（郑洞国，继任孙立人），辖新30师（胡素，继任唐守治）、新38师（孙立人，继任李鸿）、第50师（潘裕昆）；新6军（廖耀湘），辖新22师（李涛）、第14师（龙天武）。驻印军的主要作战有胡冈河谷战斗、孟拱河谷战斗及八莫、新维、腊戍战斗等。
在中国方面，第一阶段中国远征军的一部分从缅甸撤回至国境内怒江东岸，后经整顿补充，全部接受了美式装备，于1943年4月在云南楚雄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司令部”，陈诚任司令长官，卫立煌继任，副司令长官黄琪翔，也称Y部队，所属部队有：宋希濂的第11集团军，辖第2军（王凌云）、第6军（黄杰）、第71军（钟彬）、第5军第200师（高吉人）；霍揆彰的第20集团军，辖第53军（周福成）、第54军（阙汉骞）；何绍周的第8军为司令部直属部队。这一方面远征军的主要作战有围攻松山、腾冲、畹町等战斗。
缅北、滇西反攻战：异国扬威与绝地大反击
异国苦战
缅甸可分为二部分：曼德勒（即瓦城）以北为上缅甸，以南为下缅甸。上缅甸西有那加山脉，中为明克山脉，东南为汤彭山脉；下缅甸西有阿拉干山脉，中为勃固山脉，东有蓬隆山，与泰国毗连的是登劳山脉。伊洛瓦底江、色当河（又称西当河、锡当河）、萨尔温江三条河流，南北贯通全境；铁路公路南北贯通，并与我滇缅路相衔接。
曼德勒是上缅甸政治中心，握交通之枢纽，扼水陆之总汇，为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下缅甸的中心仰光，有现代化的港口设备，是我国抗战物资供应的最后一个国际海港，也是中国远征军必争之地。总起来说，仰光为全缅门户，东吁、普罗美都是要隘，曼德勒为四战之地，八莫、密支那为最后屏障，而棠吉、梅苗又为腊戍的屏障；屏障一倒，不仅缅甸自身无以立足，中缅边境物资汇集的腊戍、畹町也就危险了。
日军在占领仰光后的攻击计划是，以曼德勒为中心，预定在1942年5月底以前歼灭中英联军的主力，然后肃清缅甸境内的残敌。按此计划，日军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命竹内宽的第55师团在击破正面之敌后，迅速向东吁方向推进，以准备向曼德勒跃进。
东吁距曼德勒190里，滇缅公路从这里穿过，是日军北上必经之路。仰光失守后，东吁成了军事上的重镇。3月8日，远征军第5军第200师刚接替英缅第1师在东吁的防务。史迪威的计划是，以第200师吸引日军，然后对日军进行合围。
3月18日，日军追击撤退英军至远征军警戒区，双方发生激烈的前哨战。20日，日军第143联队向我第596团阵地攻击，遭到坚强阻击。此后数日，第596团在最贝、奥敦等前沿阵地层层阻击，日军称是入缅以来“第一次与强敌遭遇”，使“指挥陷于混乱和苦战”。
24日，日军占领东吁城西北的克永冈机场，第200师后方联络被完全切断，陷于三面被围的形势，师长戴安澜决定放弃前沿阵地，集中兵力固守东吁。
25日起，日军第55师团从西、南、东3个方向全力猛攻东吁，激战至26日晚，日军攻占了铁路以西的市区，但守军仍坚守铁路以东的主要市区。两日的激战，双方均付出较大的伤亡，日军自称：“攻击力量已达极限”。戴安澜知道以后作战将更加残酷，把22日写的一封家信交给通讯连长，要他战后设法送到家中。信中说：“此次奉命固守东吁，因上面大计未定，与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第200师的防守苦撑到29日。此时，增援的新编第22师和第96师均受阻无法向东吁推进，而日军第56师团先头部队已于28日中午到达第55师团的位置，第200师处境更加艰难，有被围歼的危险。在此情形下，杜聿明决心命令第200师于29日晚突围。但史迪威坚决反对，并派他的参谋监督杜聿明实施他的攻击命令。杜聿明不为所动，最后还是下了第200师撤出东吁的命令。在新22师的接应下，第200师安全地从东吁撤离。
东吁保卫战是缅甸作战中，中英联军进行阵地防御战斗中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战斗，也是阵地防御战斗实施敌前撤退的一次成功的战例。远征军作战之英勇连其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进攻东吁的日军第55师团在其记录中说：“当面敌人是重庆军第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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