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9-历史选择-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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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毛泽东耐心说服，贺诚才派医政局长陈志芳，忍痛把这台机器送到石坎杨家寨一户名叫杨保和的贫苦人家掩藏起来。　　　　
　　　　当蒋介石命令各路敌军纷纷向滇东杀奔而来时，中革军委和毛泽东却命令中央红军神速东返。红军东返贵州，走活了一盘棋，从战略防御转为局部的战略反攻。黔北地区，只有黔敌一个军，中央军吴奇伟部远在乌江沿岸。红军重返黔北，将三万红军捏成一个拳头，变劣势兵力为优势兵力，以泰山压顶之势扑向王家烈黔军。分散在滇北、川南、乌江沿岸的敌军远水解不了近渴，只能望而生叹。难怪敌军高级将领发议论说，红军“忽进忽退，一再回旋，使国军迷离徜徉，摸不着企图之所在”。　　　　
　　　　让敌人“摸不着企图”，吃不准红军行动方向，这正是毛泽东所要达到的第一步目的。接下来，就要选准有利时机打歼灭战了。　　　　
　　　　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毛泽东在这份文告中解释了自己的战略意图：　　　　
　　　　“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眼下，红军走的第一条老路，就是“二渡赤水回到黔北”。2月11日，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开始东进。2月15日，军委发布《二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2月18日，又发出《关于我军速渡赤水的指示》，要求我军“最迟要在20夜及21上午全部渡河完毕，以利时机”。　　　　
　　　　敌人回过味后也赶紧行动。然而他们战线过长，无法迅速驰援黔北。中央红军进入扎西地区后，黔军王家烈暗自为红军离开黔境而庆幸，他命令副师长魏金镛、侯汉佑各带一个团，至二郎滩东岸布防，防堵红军重返贵州。而在太平渡方向则没有派兵防守，为红军渡河敞开了大门。　　　　
　　　　18日下午2时，红一军团前卫二师抵达赤水河畔，太平渡无敌，红二师迅速控制了渡口两岸。　　　　
　　　　19日，红三军团两个先锋团——红十二团和红十三团到达赤水河畔二郎滩，征集船只，搭架浮桥。二郎滩东岸把丝垇制高点有黔敌两个团把守。红军迅速过了一个营，又渡过了后续两个营，这是一个背水阵。红军向敌人发动了冲锋，两个团敌人如惊弓之鸟，仓皇逃窜。红军牢牢地控制了二郎滩。　　　　
　　　　19日和20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了赤水河，重新来到了黔北地区。蒋介石企图在滇东北地区“一鼓荡平”中央红军的计划成为泡影。　　　　
　　　　红军走的第二条老路，是回师遵义。当毛泽东在太平渡同参谋人员搭乘小船向赤水河对岸驶去时，在他心中已规划好了二渡赤水后打一个遵义之战的宏伟蓝图。


第四章　得意之笔回师遵义，胆略超群（二）

　　　　与毛泽东全局在胸、充满信心的状况相反，蒋介石一直没有搞清红军的真正用意。红军二渡赤水，矛头所指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打乱了敌军的部署。蒋介石慌忙调集兵力，企图阻挡红军进入遵义。但已聚集在扎西的敌之主力，往回掉头尚需时间。毛泽东决定乘追击之敌尚未到达之际，迅速击破黔军的阻拦，占领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再取遵义，以争取主动。　　　　
　　　　2月24日，红军占领桐梓。当晚，毛泽东等到达桐梓，马上同周恩来、刘伯承等人开会，商讨攻打娄山关的计划。　　　　
　　　　位于桐梓、遵义两县交界处的娄山关，雄踞娄山山脉之巅，是川南通往遵义的必经之地。娄山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两侧群峰高耸，怪石林立，悬崖陡峭，中间只有一条小路盘旋而过，地势十分险要，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能否夺取娄山关，关系遵义之战的成败。毛泽东把这一硬仗交给了善于打攻坚战的彭德怀，由他指挥红一、三军团攻打娄山关。　　　　
　　　　2月25日晨，部队以强行军速度疾进，甚至连彭德怀也承认，连续的行军使他们疲惫不堪。2月26日晨八九点钟，贵州军阀王家烈率部从遵义出发，试图在红军到达娄山关之前将其截住。大约11点钟，彭德怀得到了这个情报，命令部队跑步前进。　　　　
　　　　这是同时间赛跑。彭德怀率领英勇的红军战士，比敌人早五分钟占领了娄山主峰，取得长征中胜利的第一个捷报。守卫娄山关的敌人只有一个团，迅速被红军打垮。当夜幕降临之前，红军已牢牢控制了关口，后敌人又进行反扑，战斗几经反复，红军战士浴血奋战，终将驻守在娄山关和板桥一带的四个团敌军大部歼灭。27日，敌残余部队沿川黔路逃往遵义城。　　　　
　　　　攻下娄山关，再取遵义已如探囊取物。2月27日下午，红军威逼遵义城，黄昏时已控制了新城。又经一夜激战，红军于2月28日凌晨占领了遵义。　　　　
　　　　遵义之役，红军按着毛泽东的部署，从扎西挥戈东指以来，首克桐梓，再越娄山，重占遵义，充分施展了运动战的优势，由西向东，从北到南，横扫550余公里。乌江北岸，战火纷飞，规模宏大，场面壮观，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头一回所见。红军以三万之众，雷霆万钧之势，一路摧枯拉朽，击溃与歼灭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近3000人，活捉敌团长一人，击伤敌旅长、团长三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和红军的战斗气势，使敌人目瞪口呆。　　　　
　　　　同样面临强敌，却打出完全相反的结果，鉴于湘江之战与遵义战役的巨大反差，红军指战员受到莫大的鼓舞，毛泽东也因此声誉鹊起，如日中天。　　　　
　　　　过了娄山关，毛泽东心潮澎湃，诗兴大发，写下长征以来第一首千古绝唱的词章：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这首词一扫自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以来如乌云一般压在红军心头的沉闷情绪，表达了毛泽东从青杠坡战役阴影中走出后的悲怆、豪放心情。　　　　
　　　　是的，毛泽东完全有理由舒展一下紧绷的思绪，借景抒情，倾吐一下内心的远大抱负。遵义会议以来一个多月，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仿佛注入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敌人如坠入云里雾里，摸不清我军行动方向。敌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我军处处主动，生龙活虎，进退游刃。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实践证明，毛泽东用兵出神入化，胆略超群，他从井冈山时期发展起来的军事指挥艺术，此时趋于成熟。　　　　
　　　　放弃进攻打鼓新场，棋胜一筹　　　　
　　　　就在红军欢呼雀跃之时，蒋介石却气急败坏，哀叹遵义战役失败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为雪此耻，他亲自飞到重庆“督师”，要与中央红军和毛泽东决一雌雄。他以战场指挥官自任，于3月3日发出电令：“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成使命。中正手令。”　　　　
　　　　这样一来，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三万红军，将直接面对蒋介石统帅的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袖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蒋介石周密策划“围剿”红军的新的部署：命令湘军、黔军、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一部及徐源泉一部在乌江沿岸严密布防，防红军东进与萧克、贺龙之红二、六军团会师；命令滇军驻防黔西、大定、毕节一带，周浑元纵队布防长干山、坛厂一线，王家烈残部集结于打鼓新场一线，堵红军西进；命令吴奇伟纵队主力集结于镇西卫、烂泥沟、修文、大厂河、息烽、黄沙河、刀靶水、大渡河一线，防红军南出；命令川军郭勋祺部向桐梓、遵义推进，堵红军北上。从地图上看，围绕遵义东西南北画了一个大圆圈，企图在乌江以西、川黔大道周围聚歼红军。　　　　
　　　　蒋介石还祭起在江西“围剿”红军的碉堡政策，命令各军“最好每里一碉”，在川滇黔边界构筑四道碉堡线，采用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办法，压迫红军于遵义和鸭溪的狭小地区内，一举全歼。　　　　
　　　　毛泽东洞察蒋介石的图谋，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引诱中央军出动，力图在黔北再歼其部分主力，以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九军团在桐梓、娄山关、遵义一线，阻击北面进攻之敌，并吸引川敌向东而钳制之；集中红一、三军团在鸭溪、白腊坎一带，寻机打击周浑元纵队。　　　　
　　　　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从战争的实践中更加相信、佩服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与军事指挥才能，认为毛泽东在前方指挥战斗更有把握，所以当红军二进遵义时，他提议成立一个前敌司令部，请毛泽东到前方担任前敌总指挥。3月4日中革军委朱德（主席）和周恩来、王稼祥（副主席）签发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这一新的建制与任命，显然是把前方机动灵活地指挥战役的权力交给了毛泽东。不过整个军事领导的体制依然保留，周恩来仍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就任前敌司令员的朱德和就任前敌政委的毛泽东，决定攻打周浑元部第九十六师和第五师。但由于敌人固守在工事里不肯出来，红军未能与之交战，于是军委决定主力部队至鸭溪、白腊坎一带休整，待机迎敌。　　　　
　　　　3月8日，毛泽东随前敌司令部由白腊坎移至花田，再移至苟坝。军委纵队也同时进驻苟坝。　　　　
　　　　苟坝，这个外形像睡葫芦似的不知名的小田坝，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在这里，毛泽东刚刚担任前敌政委一周就被免掉。可不到一天时间，又出任了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实际上登上了帅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红军领袖们在苟坝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


第四章　得意之笔回师遵义，胆略超群（三）

　　　　3月10日1时，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以“万急”致电军委，郑重提出：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并且提出了五条具体建议。　　　　
　　　　周恩来拿着这份电报同毛泽东商量，表达了他与多数军委委员赞成避开中央军，在打鼓新场出击一下滇军和黔军，以扫清西进道路的意见。　　　　
　　　　不料，毛泽东完全不同意进攻打鼓新场。根据他对敌情的了解，认为黔军、滇军正纷纷向打鼓新场集结，蒋介石也很看重那个地方，认为那是“共军西窜必经之地”，因此，绝不能鸡蛋碰石头，白白去送死。　　　　
　　　　于是，军委开会研究是否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与会者展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绝大多数与会者都赞成攻打打鼓新场，仅毛泽东一人持反对意见。他又孤立了。　　　　
　　　　在军事指挥问题上，出现不同意见是屡见不鲜的事。在毛泽东的戎马生涯中，以一人之见反对大多数的意见也不是头一回了。在赣南会议、宁都会议上，毛泽东都处于少数的地位，但他都服从了大局，等待历史的结论。而现在的情况不同，前有堵截之敌，后有尾追之军，红军又处于穷乡僻壤之间，稍有不慎，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毛泽东不肯轻易退出，用要挟的口吻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　　　　
　　　　主持会议的张闻天为难了，大家争得不可开交，怎么拍板？为了避免以前的负责人主观专断而引起非议，他建议交付军委会议表决。举手表决不但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林聂电报的建议，同时也就把毛泽东刚上任一个多星期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表决掉了。会后，毛泽东的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沉甸甸的。倒不是因为失去重要职务而沮丧，而是为红军的前途担忧。因为一旦进攻打鼓新场，红军势必会遭土城战役的结局，后果将不堪设想。深夜，他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左思右想，最终他不再犹豫，披上衣服，提上马灯，决定再找周恩来去做工作。　　　　
　　　　“砰！砰！砰！”他叩响了周恩来的房门。恰巧周恩来也没睡，他正在起草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