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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十八总督(全文)-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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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有了妓女凭牌照营业的制度,香港的妓女便有了公娼与私娼之分。有牌照的叫做公娼。她们经常被迫验身,因为妓院老板怕她们染上性病,降低了身价,影响妓院榨取钱财。当年香港的妓院又有大寨(高等妓院)和细寨(中等妓院)之分。大寨集中在水坑口,细寨分散于荷里活道。大寨是只有富商阔少才有资格光顾的场所。因为到那里寻欢作乐必须饮宴,一掷数百金,排场很大。大寨的妓女分为三种:1。琵琶仔。这是十四五岁的雏妓,通常是贫苦人家的少女。鸨母把她们当作待价而沽的摇钱树。2。半掩门,又称尖先生,意思是不大不小的妓女。通常是琵琶仔接过客人以后,看上去还是少女,其实已是“大人”,所以叫尖先生。她们是鸨母的高价摇钱树,不公开接客,所以叫半掩门。3。老举。广州话称妓女叫老举,“举”是妓的转意,她们是公开接客的正牌妓女。至于细寨的妓女,日夜都接客,日间收费2元,夜间收费4元,所以细寨又叫“二四寨”。
私娼是无力交纳营业牌照税的妓女,她们的处境比公娼更悲惨。她们的活动地点多在横街窄巷的住宅楼宇里,旅馆客栈中,甚至在海旁小艇上,每次出卖肉体的代价不过是几毫钱。她们往往与正当居民杂居,有的嫖客深夜喧闹不止,搅得四邻不安。
正式建立高等法院
香港高等法院虽然在1844年3月4日开始审讯第一宗刑事案件,但严格来说,实际上还不能算是高等法院正式成立。因为被告没有律师替他辩护;高等法院的条例也还未齐全,只是凭着陪审员的直觉去判断被告是否有罪。因此,一些研究香港历史的学者,认为高等法院虽由第一位港督璞鼎查创立,但正式成立高等法院,应在第二位港督戴维斯任期内。
戴维斯于1844年5月7日乘英舰“批夫”号抵港时,和他同来的有3位官员,一位是新任辅政司布鲁士,一位是正按察司晓吾,还有一位就是高等法院登记官罗拔奇。
戴维斯抵达香港后,即着手改革香港法制。他首先把裁判司威廉?坚的职权局限于违反警律和简易民事范围,削除了他以前在司法裁判方面的权力。
大约一个月后,戴维斯委任正按察司晓吾为立法委员,由他着手研究草拟高等法院条例。这时候,香港真正熟悉法律条文的人才很少,晓吾缺乏助手,工作进度颇为缓慢。到了该年7月28日,新任律政司史德陵来港,并被委任为行政司委员。在史德陵协助下,高等法院条例终于完成,在1844年8月21日公布。这时候,高等法院才算正式成立。
香港高等法院,最初设在中环威灵顿街前近德忌笠街与石板街之间。它在1844年10月1日开幕,举行了非常隆重的开幕盛典,所有在香港的外国人均穿礼服参加,总登记官罗拔奇致了开幕词。
原定在开幕这天要开审一件刑事案,但因当时香港还没有律师执业,按察司晓吾认为,这样的审讯,对于被告不公平,便把这件刑事案押后审讯。
高等法院成立后,按察司晓吾首要的工作,是要确立香港的律师制度,先批准律师执业。依照英国制度,律师有律师与状师之分,状师也被称为大律师,这种制度在香港一直沿用。
1915年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第一天批准执业的第一位律师是甘氏,律政司史德陵则为大律师。
有了律师之后,高等法院于10月2日,正式开庭审案。
这宗香港首次依照正式法律程序审讯的案件,是诱拐少女落娼寮作妓女案。被告是一对华人夫妇,住在港海的货船上,常登岸购物,因此和两个少女认识。一日,这两个少女被该夫妇诱到船上,绑于船舱内运到广州,以每人90元的价钱卖给广州的娼寮。两少女设法通知在广州的亲戚,亲戚花钱把她们赎回。
被拐卖的两少女返回香港后,偕同父母去报案,警方拘捕了那对夫妇。
高等法院开庭审讯时,那对被告夫妇仍然没有大律师替他们辩护,但因案中各人的口供相符,均能陈述被拐诱和运往广州贩卖的经过,陪审团一致认为罪名成立,法官宣判被告夫妇各判入狱18个月。当时香港还没有正式监狱,便只好将罪犯解往上环差馆里警署内的拘留所去监禁。
依照英国法例,警署拘留所只能看管疑犯一段时期,却不是用来监禁罪犯的。
当时的香港警署设于上环荷里活道,所以,那里还有一条横街做差馆里。威廉?坚就管辖这间警署,他不但指挥警察,还任裁判司,又兼任监狱官的职务。
那时候,上环差馆里的警署,和中国清朝的县衙门差不多,既是警察工作的地点,又是裁判司开庭审案的地方,警署的后面便是拘留所,也就是当时的监狱。
这种情形和英国体制大不相同。英国的县长只负责行政,法院只负责审案,都不负责管理监狱,管理监狱另有监狱官。
港府觉得威廉?坚不能以裁判司兼任监狱官,一来警署的拘留所作为罪犯的监狱,显然不是英国的制度;二来上环差馆里的警署,也是极简陋的建筑物,香港的罪案随着人口增多而激增,监禁罪犯的地方便不够用了。因此,港府便着手物色地点,建筑一间真正的监狱。
香港第一座监狱叫做维多利亚监狱,设在中环奥卑利街的一处山坡,到1857年才建成。
占香港?据舟山?举棋不定
鸦片战争时,英国军队侵占了舟山和鼓浪屿,依照《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后,英军应撤出舟山和厦门。但英军迟迟不肯撤退,因为英国要把舟山和鼓浪屿当作抵押品,申明要等中国将赔款全部付清之后,才肯交还这些地方。
1844年,清政府第5次交付赔款的时候,英军突然提前退出鼓浪屿,而将驻鼓浪屿的英军一部分移到舟山,一部分撤返香港。戴维斯竟说这是“实为和好起见,并无别情”。实际并非如此,当时香港的生活环境还相当恶劣,英国人不能适应,逃兵很多。英国政府和港英政府中,有人主张放弃香港而占领舟山,而鼓浪屿只是个无实际作用的小岛,在举棋不定之际,先撤出鼓浪屿,做出归还鼓浪屿的姿态,实为加强舟山兵力,为以后的抉择做准备。
耆英当时也对英国人提前撤出鼓浪屿有所疑虑,他向道光皇帝奏称:“本年五月间,德酋(指戴维斯)初来广东,即有俟十二月银项交足,鼓浪屿先行退还之议。奴才以夷情叵测,今无故将鼓浪屿先还,焉知不为异日缓交舟山地步?”足见当时中国朝野对于英国人的这一行动,已有所警惕。
中方将赔偿鸦片战争的赔款已完全交清后,英军却依然留在舟山不肯走。这样一来,道光皇帝再三催促耆英向戴维斯交涉。戴维斯推搪了几次,最后不得不照会耆英,叫他到香港讨论。
1845年10月,耆英收到戴维斯的照会,内称英国不交舟山,是怕法国侵占,并邀请耆英去香港商谈。耆英信以为真,立即向道光皇帝奏报。其实,戴维斯迟迟不撤退驻舟山英军,是英方尚未最终决定长期占据舟山还是香港。
耆英于1845年11月20日,二次来到香港,与他同行的,依然是升任巡抚不久的黄恩彤,还有赵长龄、潘仕成等。他们在香港住了4天,到11月25日才离港返广州。
后来英国政府决定,放弃舟山而集中经营香港,因为舟山方面的英国军官亦有报告书向伦敦呈送,说舟山的地理环境远不如传说中那样理想。英军驻守舟山4年,曾在当地广招人马以巩固其统治,但并没有什么进展。资料记载称,他们虽饬令绅士充当董事,“安良缉匪,并逐日交给字条,令其捐银建设书院、育婴院、养济院、孤老院、埋葬尸棺,延请男女塾师,教训学生,并捐银给予差役”,但是,仍然是“英夷日与定海居民为仇”,人民反抗情绪不减,英国统治十分脆弱。所以,最后由英伦敲定,弃舟山,占香港。戴维斯要耆英到香港来见他,首先要谈的是撤出后如何保障舟山地方与英国有关系的人员的安全,其次才是谈交还舟山的细节问题。
耆英到港后,向道光皇帝奏报在香港的谈判情形。奏称:“德酋于次日率领夷目多人来见,执礼甚恭。臣告以本年应交洋银尾数业已备齐,可定期来取,舟山亦应如期交还,以符成约。该酋复称银两应俟届期再行请领,舟山必定如约交还。惟英兵在舟山数年,该处人民多与往来,交还之后,乞弗深究。臣等答以该处民人皆天朝赤子,和约内已经载明,凡系中国人与英人往来者,概准免罪,岂有舟山退还之后将该处人民苛待之理?当为出示晓谕,俾共释然无疑,可以无庸过虑。”
“该酋复称:还交舟山,最有关系,应派大官前往接收,方为妥协。臣思该夷占据舟山数年,现当交割接收,抚绥安缉,自不可稍涉率忽,必须熟悉夷情之员,前往妥为办理。查现任江苏常镇道咸龄,前随奴才办理夷务,素为该夷所信服,当向该夷告知,拟派咸龄前往接收舟山如何?该夷酋复称咸龄既系熟人,又系道员,实属妥当,极为欣喜。”
英国每从殖民地撤出,一方面要对曾经为他们的侵略出过力的当地人给予安排,这既对得起奴才,又能长期保持英国在当地的利益,英国虽然只经营舟山几年,还是为其奴才争取权益。另一方面,来时威风,走时也要神气,所以提出“大官接收”,“光荣撤退”。
耆英奏报又称:“该酋复称:舟山一岛,应请大皇帝明降谕旨,英国归还之后,断不给别国驻守。因询其何以虑及于此?该酋惟称:奉朱批以安本国人心等语。当谕以舟山本系中国土地,既经收回,断无给与他国之理,岂得以凭空悬拟,率登奏牍?况地归中国,应由中国主持,又岂外国所宜干预?若代为陈奏,必奉大皇帝严饬,并恐他国闻知,转生猜疑,尤为未便。复经赵长龄、潘仕成等再三晓谕,该酋始领悟,不复坚求。……”
“臣恪遵历奉谕旨,坚守条约,如约者即为应允,违约者概行驳斥。该酋均一一听受,并无异言,随备夷筵,恭敬款待。又据该国水陆兵头等更番邀请,臣亦置酒相答。连日酬酢,该夷等均极欢洽。臣与委员等随时宣布皇仁,用言开导,谕以中国既与该国和好,断无暗相图谋之意。嗣后惟宜恪遵条约,安分贸易,诸事无庸疑虑。该酋等颇知感激,均于席间举觞舞蹈,恭祝万寿,情形似尚真诚。”
耆英奏章,每次都写得天衣无缝,但每次英方都得寸进尺,从无满足的时候。而耆英则沾沾自喜,觉得取得了大胜利。
出兵广州城
当时耆英以为到香港与戴维斯谈妥交还舟山问题,便万事大吉,不料耆英和戴维斯刚刚共同“举觞舞蹈,恭祝万寿”数日,又有新的变故。耆英回到广州以后,戴维斯突然又提出广州入城问题。原来广州人民一直坚决拒绝英国人进城。耆英非常焦急,1845年12月20日,他向道光皇帝奏称:
“今年夏间,该酋(戴维斯)复有进城之议,旋因向阻中止。臣等即虑其届交舟山之际,或生枝节。臣耆英是以前赴香港,与之面议。该酋于交还舟山一款,坚称如约,毫无迟疑,至进城一节,则更端以请,并不牵及舟山一字。今接据来文,乃竟牵合为一,借以挟制,于屡次成约,均佯为聋聩,概置不理,实非始料所能及。臣等窃思该夷驻兵舟山,所费不赀,宁波虽已通市,贸易甚属稀少,似无久行占据,徒滋糜费之理。惟现既借端要挟,求进粤东省城,若不允所谓,恐未必即肯退还;而粤省民情浮动,若不俟众议允洽,骤允夷人入城,又恐易滋事端。臣等日夜筹思,与同城司道各官,悉心酌议,权利害之轻重,审时势之缓急,舟山固应如期收复,而民情未协,亦未便操之过蹙。似不如稍宽时日,相机办理……”
耆英知道无法压制广州百姓坚决拒绝英国人入城的行动,只好向戴维斯说了个大谎,许诺3年之后,一定准他入城,僵局才算打开。最后,戴维斯与耆英在虎门签了交还舟山协定。直到1846年5月9日,耆英派员到香港,与戴维斯约定交还舟山的一切细节事宜,然后在6月10日,才正式收回定海城。
戴维斯自知耆英推诿之词含义,又知广州百姓的抗英志气,一时没有办法,只能俟机行事。10个月后,1847年4月3日,戴维斯看准了时机,借口6名英国人于3月间在佛山被群众驱赶一事,突然派遣军舰侵入广州,向清政府提出准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及租借广州河南地方等7项要求。两广总督耆英竟全部同意,只是进入广州城一项,担心人民反对,推迟两年后再实行。5月15日到17日,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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