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帝国-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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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阿里不哥去世。　　　
　　公元1271年，时机终于成熟。蒙古大汗忽必烈把原来属西夏帝国，金帝国，宋帝国，大理帝国和蒙古本土合并成一个帝国，国号“大元”，为《易经》“大哉乾元”之意，蒙古国从此由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变为中华帝国正统王朝的一个朝代。元世祖建立帝国后成为蒙古汗国唯一的宗主，建都北京，北京成为远至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世界之都。　　　
　　忽必烈以前辈们的赫赫战绩为荣，并鉴其经验与教训，最终完成中国空前大统一的丰功伟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享有盛名的开明君主。与祖父成吉思汗一样，忽必烈堪称蒙古一代伟人。但在人们的脑海中，成吉思汗几乎成了蒙古征服者的代名词。提起忽必烈，人们又马上会联想到元朝的大一统帝国。成吉思汗以征服武功震撼世界，忽必烈则以文治著称天下。　　　
　　元朝的建立是蒙古帝国各方面制度朝向汉化的重要步骤。元朝初年的经济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与忽必烈年轻时重视人才、听取汉人的意见有很大的关系。元朝在这样开明君主创建下可谓是开了一个好头。　　　
　　马可·波罗对忽必烈也是敬仰有加。他是这样描述忽必烈的：忽必烈中等身材，四肢匀称，面目清秀，眼睛乌黑，显得精明强干。他英勇善战，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即位前是一位战功卓著的军事统帅。继位后，他是有史以来臣民最多、疆域最广、收入最丰、具有绝对权威的君主。　　　　　　　　
第二章　国定大都　凿京通运河　　　
　　1264年，刘秉忠建议忽必烈定都于燕京（金中都故地，今北京地区），定燕京为“中都”，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的建议，把国都由上都开平府（在北京以北约300公里）迁于燕京的动机，其实与当年金朝完颜亮由上京会宁府迁都于燕京是颇为类同的，这其中包含了地理条件，内部夺权争斗，长远规划等一些因素。　　　
　　当时，忽必烈即位为大汗，并未按蒙古惯例，经大会推举，而是凭实力自立；这样在程序上就违背了合法性，所以导致很多贵族不拥护他；另外，忽必烈针对汉人地区的特点，重用汉人，实行汉制，这就避免不了触犯一些蒙古贵族顽固派的利益，所以，很多贵族反对他，甚至发动过武装叛乱，他需要摆脱反对派的牵制；另外，燕京的地势水土，远胜于蒙古草原，也是重要的军事及供给要地。　　　
　　当时可以有两套方案，一种是在原来金都所在旧址上重建，另一种是重新选址进行重建。在忽必烈的敦促下，刘秉忠仔细对金都的旧址进行了勘查，最后，他是决定在金中都故城的东北方，以金代行宫大宁宫为中心（今北海公园），营建一座新都城。其原因是金中都城已于1215年被成吉思汗的大军摧毁，无法利用。　　　
　　同时，大宁宫未遭破坏，忽必烈数次前来燕京时，都曾在琼华岛上的广寒殿暂住；另外，金中都故城缺少充足的水源，当年金中都的莲花池和莲花河水系即不敷使用，而新城址可以利用玉泉山和高梁河的水系，并且当时著名的水利专家郭守敬已在1262年着手规划此事；并且另建新城，可以不受旧城束缚，能按理想放手去规划。　　　
　　元大都建设的思想理念，刘秉忠参用了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每边开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城中干道九纵九横），经涂九轨（纵向的干道可并行九辆马车），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理想描述。这就像现在要举办或者策划一个活动一样都得有一个理念及主题。那时的城市设计就已经把这个概念贯穿到整个城市建设中去了。　　　
　　公元1267年元大都的建设开始动工，历时20余年，完成宫城、宫殿、皇城、都城、王府等工程的建造，形成新一代帝都。但是，由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诏令规定，迁入大都新城必须以富有者和任官职者为先，结果大量平民百姓只得依旧留在中都旧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旧城仍是重要的，通常把新、旧城并称为“南北二城”。　　　
　　就建筑学成就而言，元大都堪称享誉中、外的建筑学艺术瑰宝。元大都城在技术方面的主持设计与参与建设者，是来华穆斯林建筑学家亦黑迭儿丁。难以想象，这位建筑学家竟能够运用中国传统的建筑学特色，结合世界上先进的建筑学风格，设计出格局宏大、规划严整，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元大都。参与元大都设计、建设的，还有一大批专家、学者、能工巧匠。　　　
　　大都新城的平面呈长方形，周长28。6公里，面积约50平方公里，相当于唐长安城面积的五分之三，接近宋东京的面积。元大都道路规划整齐、经纬分明。考古发掘证实，大都中轴线上的大街宽度为28米，其他主要街道宽度为25米，小街宽度为大街的一半，火巷（胡同）宽度大致是小街的一半。由于城市轮廓方整，街道笔直而规则，使城市格局显得格外壮观。　　　
　　元大都建成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宏伟繁荣的城市，根据文献记载，仅赋役人口就有约40万。推测当时大都城市人口近百万人。元大都从城市建筑规模之雄伟恢宏、建筑工艺之精美壮丽、商业贸易之繁华发达以及东西文化交流之丰富多彩，都是当时世界上其他城市所难以相比的，是13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一些欧洲旅行家也不远万里慕名而来，有的还写下了游记。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用了许多篇幅和形容词赞叹大都之繁华。如“宫殿之大，前所未闻”；各种建筑“巧夺天工，登峰造极”；艺术作品“金碧辉煌，琳琅满目”“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出售商品之多，是世界上任何城市所不能相比的。”　　　
　　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约翰阿拉的《大可汗国记》中，也认为大都的“货物种类，较罗马、巴黎为多，蕴藏金银宝石尤富。”难怪当时的西方人读到这些游记后，会对中国和大都惊羡不已，以至掀起了寻找东方航路的热潮。　　　
　　大都城最繁华的地方要数全城的中心钟鼓楼一带。这里西濒南北大运河的终点海子，南来的商船聚泊在这里。沿岸歌台、酒楼遍布。钟楼的附近有米市、面市、缎子市、毛皮市等，而西城羊角市一带还有羊市、马牛市、骆驼市。甚至附近还有专门贩卖驱奴的人市。中都旧址虽日趋冷落，然道观寺庙却仍然香火盛行。每年正月十九京城的居民纷纷来白云观游玩，称之为“燕九节”或“安邱节”，届时人流拥挤，摩肩接踵，热闹非常。　　　
　　为了保证京城的粮食需求，元朝政府开通了海上运输线，疏凿了杭州至大都的大运河，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元大都的经济繁荣同开凿通惠河密不可分。史书记载当时元大都每年要从南方运进粮食百万石以上，多时高达300余万石。在通惠河开凿之前，粮食从水路运抵通州后，要转经陆路方能抵达元大都城内。　　　
　　元朝的运河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南行越过黄河、淮河、长江、太湖流域，直达杭州。这条大运河自汴河以南利用了隋朝以来的旧有河道。汴河以北主要是新开的河道。新开的河道有两段：一段是会通河，从山东东平，向西北至临清，接通原有的运河河道。再有一段是通惠河，从大都到通州。　　　
　　公元1291年，郭守敬指挥修建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从通州到元大都，他设计七座水闸，这七座水闸彼此相距约半公里的地方，又设计有斗门。郭守敬就是通过水闸和斗门的关闭与开放，调节运河各段的水位高低，引导船舶顺畅通过。工程竣工后，元世祖亲自将这段164里长的运河命名为“通惠河”。通惠河是中国工程建设史上的杰作，其运用的巧妙方法与现在国外一些运河采用的技术是基本相同的。元朝的大运河总长3000余里，和今天的大运河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样，大运河的通航，网织起一个前所未有的物资交流网，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突破性的发展。大运河的通航，也大大促进了南北科学文化的交流。同时，元大都不仅是元朝的政治中心，还是闻名世界的商业大都市。因为有了发达的水路和陆路，所以，大量商品源源不断地进入这座大都市。来自亚洲各国、欧洲，以及非洲海岸的使者和商队络绎不绝。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沿着时间的纵轴把今天的北京在世界上进行横向比较的话，不足百年的元大都，是北京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第三章　海纳百川大融合　　　
　　元代在中国历史上是特殊的一页，是北方蒙古民族建立的一个朝代。在我国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元代的统一促进了我国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元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那海纳百川的融合性，尤其在元朝建立的初期，这种融合性更为突出。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它疆域的融合性。元朝的疆域比过去任何一个朝代都要辽阔。元朝统一全国后的疆域为：北到西伯利亚，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北至鄂霍次克海。　　　
　　在这如此大的区域里，涵盖了各种各样的民族，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文化背景……要把这些民族都统一管理到一个国家，就必须要求各个方面的全面融合。在元朝统治下，不仅中原居民、北方居民得以进一步融合，而且西北、西南的民族和中原民族的关系也得以进一步密切。同时，在中国还涌入了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居民，以他们为主体，在吸纳土著居民的基础上，形成了人口众多的新兴民族——回族。　　　
　　在元代的最高统治者看来，这种融合也是要有限度的，他们不可能完全被其他民族融合、同化。这是他们所不允许的。例如他们懂得汉族文化的优越性，又懂得要保持蒙古祖制，保证民族特权的重要性。因此，忽必烈制定的纲领是：“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他要求继承蒙古族的祖宗成法，采取中原王朝的仪文制度，力图把两者融合起来。这种吸收式的融合从他主持的大都兴建的风格上就突显得淋漓尽致。　　　
　　宫阙建筑风格本于汉制，城门、坊名本于《易经》，而内庭摆设又带有蒙古斡耳朵（宫帐）的特色。大都除了修建一些伊斯兰教清真寺与基督教堂之外，元朝还在元大都兴建了国子监（孔庙）、白塔、妙应寺、白云观等文化性和民俗性建筑，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各民族文化的融会。　　　
　　此外，人口的迁移，交通的发达，民族的杂居，也是导致各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因素。蒙军南下，军旅中多有“回纥、羌、浑部落及中原人被掠避罪而来归者。”他们随军屯驻，大多数成了当地居民。同时，元军兵锋西指，西域归附，驿路畅通，方便了商贾往来，民族杂处，加深了彼此的友谊和交流，对促进社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元朝对民族融合是有贡献的。　　　
　　这最明显的要数契丹人和女真人。契丹人在南宋时大批进入中原，至元代中叶已被元朝政府视同于汉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所列8种汉人中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　　　
　　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渐丧失。元代统治者将女真人、汉人、契丹人同列为第三等级，政治待遇相同，这在客观上消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差异，促使女真人更加汉化。到了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中了。　　　
　　在融合的浪潮中，最具冲击力的，最有影响力的要数文化的融合了。这其中被汉族文化的融合是占有主流地位的。从历史角度地看，起于漠北的元朝入主中原，在它夺取统治权及其统治的前期，打断中原文化，即以儒学思想为主的华夏文明的正常发展，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元朝最终成为继续华夏“正统”的一环，其发展华夏文明的贡献，也不容忽视。　　　
　　元朝灭金亡宋，不仅打破了原本相对稳定的文化圈，而且，其横扫亚欧，疆域猛增，又给中原文化注入了外来文明的新鲜血液，丰富了中原文化的成因。从整个文化史上讲，元代这次巨大的文化转型，正处于华夏文化从开放走向封闭的转折点。　　　
　　这种汉化首先是从统治者开始的。只有统治阶级的意志和重视，才能更快的转化为行动。元朝统治者在汉化的过程中，不仅接受金朝统治区的中原文化以及南宋统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