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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部曲之红色的起点-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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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凯卿,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此人既没有留过洋,也没有读过多少书。他原是失业工人。后来,在武汉昙花林文华书院当校工。一九二○年二月上旬,陈独秀到武汉时,住在文华书院,便由郑凯卿照料他的生活。短短四天相处,陈独秀跟郑凯卿相处甚为融洽。陈独秀把革命的道理讲给郑凯卿听,郑凯卿很快就明白了。
刘伯垂坐船从上海来到了武汉,约董必武在武汉关附近的一家小茶馆见面,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几天之后,吃过晚饭,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应约来到了武昌抚院街张国恩律师事务所,那里也是董必武借寓之处。刘伯垂来了。他带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文件,传达了陈独秀的关于在武汉建立“小组”的意见。这是一次秘密会议,由刘伯垂主持。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叫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后来叫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就在这天建立。大家推举包惠僧为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
刘伯垂在“老虎”身边——湖北省警察厅背后的武汉多公祠五号,挂起了“刘伯垂律师事务所”的牌子。那里,成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们经常聚会之处,而“老虎”居然没有发觉这眼皮底下的红色目标。一个多月,这个“小组”增加了两名成员:一位叫越子健,又名云诩,董必武的同乡,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据云是董必武介绍的。另一位叫赵子骏,是武汉的青年工人。由郑凯卿介绍加入小组。张国恩由于律师事务忙碌,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兴趣,在小组成立三个月后申明退出。在一九二一年春,又有刘子通、黄负生加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两人都是湖北黄冈人——陈潭秋的同乡。他俩曾创办《武汉星期评论》。李汉俊在一九二○年冬,曾由上海回鄂探亲。途经武昌时,曾与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们见面,向他们讲解过唯物史观,讲解过社会主义学说。
另外,维经斯基的秘书马马耶夫和他的妻子马马耶娃,还有北京大学的那位“中国通”鲍立维,曾访问了武汉。他们住在张国恩律师事务所里。马马耶夫本来想以教英文作掩护,帮助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开展工作。无奈三位高鼻碧眼的外国人,在外国人不多的武汉毕竟是太惹人注意了。他们只是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利群书社参观了一番,就不得不离开那里。
第五部分:响应山东的“王大耳”
共产主义之火,也在山东点燃。
“山东虽是中国旧文化发源地,但讲到现在的新文化,却是幼稚得很。别的不用说,单就专门学校而论,还是被一班贩卖日本古董客在那里专利,很带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色彩。从去年十月间省议会议员王乐平,组织了一个齐鲁通讯社,附设卖书部,专以贩卖各项杂志及新出版物为营业。通讯社虽以人的问题未能十分发达,卖书部却是一月比一月有进步,头一个月仅卖五六十元的书,到最近每天平均总可卖十块钱。卖书部创设的本意,固然非以营利为目的,但营业扩充,即是证明山东学界想着研究新文化的也很有进步。……”这则题为《山东新文化与齐鲁书社》的报道,发表于一九二○年十月七日的北京《晨报》。
这表明孔子的故乡,也飘起了新文化的旗帜。
这位在山东举起新文化大旗的王乐平先生,是中华革命党党员。在五四运动中,他是山东的活跃人物,曾作为山东省议会的代表前往上海,吁请上海各界支援山东人民的斗争——因为五四运动的斗争焦点之一,便是要求从日本手中收回山东主权,收回青岛。王乐平在他住宅的外院创办了齐鲁书社,推销《新青年》、《每周评论》、《资本论入门》、《唯物辩证法》、《俄国革命史》等,在山东播撒马克思主义种子。
王乐平在京时,跟陈独秀相识,彼此间开始通信联系。当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曾致函王乐平,约他在山东组织共产党。王乐平虽说是进步的开明人士,却不愿加入共产党,更不愿出面组织山东共产党。他把此事转交给了他的远亲、同乡王尽美。
王尽美是山东莒县北杏村人氏(今属诸城县枳沟乡),年纪比王乐平小得多,出生于一八九八年。他原名王瑞俊,字灼斋,天生一对大耳朵,得了个雅号“王大耳”。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曾这样谈及王尽美:“王尽美耳朵大,长方脸,细高条,说话沉着大方,很有口才,大伙都亲热地叫他‘王大耳’……”王乃征、王乃恩:《怀念我们的父亲》,载《王尽美传》,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其实,“王大耳”在二十岁之前,耳朵里听见的,只是一个小小村子里的声音。这位佃农的儿子,从小在倚山傍水的北杏村长大。十二岁进了私塾,一边种田,一边学点文化。十七岁便与李姓女子成婚。倘若他安于那小小的世界的话,可以在那祖祖辈辈生活的小村子里过一辈子男耕女织的生活。然而,望着潍河滔滔水,望着乔有山(即南岭)葱葱树,他的心潮起伏,赋诗言志:
沉浮谁主问苍茫,
古往今来一战场。
潍水泥沙挟入海,
铮铮乔有看沧桑。
他终于在二十岁那年,告别故乡热土,告别老母贤妻,前往省城济南,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范学校不仅不收学费,还免费供应食宿。他来到了一个大世界。他的“大耳朵”听到了时代的呼声,听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呐喊。进校才一年,正遇五四运动,他成了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成了山东省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他跟王乐平有了密切的来往。
他来到更大的世界——北京。在那里,他知道了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他迅速地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之下,成为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通讯会员。罗章龙曾这样追溯往事:“早在一九一九年下半年以后,‘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后期,我们北京国立八校院的学生会和外省的学生会建立了联系。起初我负责做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工作,山东的学生会经常有人来北京联系。我们北京大学学生会也经常派人去上海和南方,因为济南是沪京往来的必经之地,因此常中途在济停留。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同山东学生会的代表王尽美同志认识的。那时候,我们北京学生会的办公处设在校本部,王尽美同志为联系学生会的工作曾多次到西斋来找我。一九二○年三月,以北京大学为主,由国立八个校院联合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以后,王尽美同志又来到了北京。我领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教室、学生宿舍等处转转看看,还去看了一些外面来旁听的学生,同时,向他介绍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在北京念书的学生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是北京的会员,在北京以外各省市念书的学生或工人被吸收入会的叫做通讯会员……王尽美同志对这些都很感兴趣,他登记作为通讯会员加入了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那时我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书记,他回去之后经常和我通信联系,交换刊物。……”罗章龙:《我对山东建党初期情况的回忆》,载《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成为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讯会员,使王尽美的思想发生了跃变。他成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于是,在济南内贡院墙根街济南教育会那里,居然挂出了一块非同凡响的大木牌,上书“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那是在一九二○年九月光景挂出这牌子的。创建这个研究会的主角,是王尽美。参加者最初十来人,后来发展到五十余人。内中的积极分子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的学生邓恩铭、育英中学的国文教师王翔千。王翔千比王尽美年长十岁,原名王鸣球,山东诸城人。王翔千跟王尽美,也有那么点亲戚关系——王翔千妻子的姑母是王尽美的婶母,所以他们早就相识。王翔千肄业于北京译学馆,但古文底子颇好,擅长诗词歌赋。受他的影响,王翔千的弟弟王象午也加入了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王翔千的女儿王辩(后来改名黄秀珍),也很早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在陈独秀给王乐平去函,希望他在山东组织共产党的时候,李大钊从北京派来陈为人,找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商议如何在山东建立共产党。“南陈北李”都关注着山东。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召开了欢迎陈为人的茶话会。陈为人在会上介绍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陈为人当时是北京《劳动者》的编辑。
在“南陈北李”的帮助下,一九二一年初,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秘密成立。最初的成员除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外,据查考,可能还包括王复元、王象午、王用章、贾乃甫等人。
第五部分:响应水族青年邓恩铭
下大雨,
涨大河,
大水淹到白岩脚,
掩住龙脑壳,
鲤鱼虾子跑不脱。
这首儿歌的作者,便是邓恩铭——王尽美的亲密战友。
邓恩铭比王尽美还小三岁,生于一九○一年一月五日(《辞海》一九七九年版“邓恩铭”条目,误为一九○○年生。邓恩铭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冬月十五日,换算为公历,一九○一年一月五日),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最年轻的人物之一。
邓恩铭不仅年轻,而且是水族人。他出生在贵州省荔波县水族集居村寨水浦村的板本寨。那里离荔波县城大约二十公里。水族是中国人数甚少的少数民族。据一九五七年统计,中国的水族只有十六万余人,聚居于贵州三都、荔波、榕江、从江、都匀、独山一带。水族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水家的山歌唱不完,夜连夜来天连天。”邓恩铭从小说水族话,唱水族山歌。他的奶奶是水族歌手,教他学会一支又一支水族山歌:
砍柴一刀刀,
担柴一挑挑。
谁知一餐饭,
多少眼泪抛。
如此琅琅上口的水族山歌,绝不亚于唐朝诗人李绅那首“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邓恩铭从小在这些水族山歌的熏陶下,懂得人世间最质朴的爱与憎。他出生在医生之家。祖父邓锦庭、父亲邓国琮都行医。他原名邓恩明,字仲尧。他六岁时进私塾,十六岁时入荔泉书院。识字知书,他写起山歌来:
种田之人吃不饱,
纺纱之人穿不好,
坐轿之人唱高调,
抬轿之人满地跑。
据《邓恩铭烈士专集》(《邓恩铭烈士专集》由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编,一九八三年三月在都匀印出内部参考本)查证,这是邓恩铭十五岁时的作品。以此看出,这位水族少年的爱憎已很鲜明。
十六岁那年,邓恩铭的命运发生了变化,他走出了世世代代生活的村寨,作千里远行。那是他的二叔黄泽沛热情来信,邀他到山东济南上学,他便与叔母、堂弟一起,经香港、上海,抵达济南。黄泽沛是清朝进士,后来到山东当县官。他其实姓邓。他的父亲邓锦臣与邓恩铭的祖父邓锦庭是亲兄弟。由于他过继给姑母家,于是改姓黄。邓恩铭到了他家,也取了个黄姓名字,叫“黄伯云”。离开水族村寨时,邓恩铭赋诗言志:
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业不成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间到处是青山。
邓恩铭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抵达济南,便进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这是山东的名牌中学,
使邓恩铭知识猛进,大开眼界。进入省立一中一年多之后,五四运动山呼海啸般爆发了。山东成了全国注视的焦点。十八岁的邓恩铭投身于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被同学们推举为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长。就在这时,他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领袖王尽美结识。从此,他俩肩并肩,在济南从事革命活动。
王尽美和邓恩铭等在一九二○年秋,组织了“励新学会”。王尽美被推举为《励新》杂志编辑部负责人,邓恩铭担任学会庶务。《励新》半月刊在一九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创刊。《发刊词》中,励新学会的宗旨是“对于种种的问题,都想着一个一个的,给他讨论一个解决的方法,好去和黑暗环境奋斗”。为着更进一步“和黑暗环境奋斗”,王尽美和邓恩铭组织了山东共产主义小组。这时的邓恩铭不过二十岁,而王尽美也只有二十三岁。
第五部分:响应斯托扬诺维奇在广州找错了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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