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耻观的历史-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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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5日，国王开始喊痛，达甘对肿块进行了检查，触诊，他写道：“肿块相当深，对触摸不太敏感，不疼、不红”。他敷上糊剂和膏药，外科医生做了两次小手术，这时医生没觉得会有任何问题。“做小手术时国王的兄弟和太子在场，”丹热奥（2月23日）对此有记载。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头一个星期德。拉多尼艾夫人还给国王带来一剂亲手制作的膏药，并坚持要亲眼看着国王贴上（2月17日）而国王本人见到朝臣时当众宣布：“伤口状态良好”（5月3日），王兄要亲眼看一看时也获恩准（5月27日）……9月18日动大手术时，负责国王健康的首席大臣卢瓦肯定了两个医生的治疗，并称赞了两个外科医生的手术做得很漂亮。　　　　
　　　　然后是恢复期。直到1月7日，大家还认为这只是“瘰疬曩肿“（达甘）。国王减少了觐见，当然并不是绝对禁止。“国王换药时，只有贴身侍从在场，有侍卫长多蒙先生，其他人则禁止入内，连太子也不例外，可入内的人员中还有德。拉罗士富科尔先生，卢瓦先生一开始换药便退出，德。赛涅雷先生也有几天在现场。”　　　　
　　　　我们看到，王室上下与其说是忌讳还不如说更忙于治疗。如果说有些忌讳的话，在臣工身上倒有所体现。丹热奥开始只是婉转地说陛下“臀部肿块”。公爵后来使用的词是“君王之疾”这个词。人们可能要问，为什么首席外科医生弗利克斯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才建议动手术呢？那是因为给陛下臀部动手术操刀者岂敢轻举妄动。手术治疗肛瘘在当时确属首创：直到国王痊愈之前，人们更习惯使用扎结法或温泉疗法。主治医生和外科医生为了把他们的观点付诸实践曾进行过斗争，这导致了达甘的失宠。在国王身上开刀之前要把宫中所有指定的治疗方案在别人身上先试上一试，最常见的作法是在国王召来的人身上做试验。弗利克斯趁机在突然涌到凡尔赛来的肛瘘患者身上练起了手艺。　　　　
　　　　这项至少可以减轻痛苦的手术对某些肛瘘症患者的廉耻观是个挑战。迪奥尼发现“很多患有此症的人在此之前遮遮藏藏，现在也不怕公开了。他们都到凡尔赛来动手术，一是因为这里有最好的外科医生，二是因为国王陛下动过手术，当然各种突发情况都在预料之中。王室一句话，天下忙半天，稍有点渗液或痔疮小疾的臣工们都忙不迭得“把自己的屁股拿给外科医生作试验”。迪奥尼曾看见三十多个人因为没能挨上一刀，无缘为国王效力被赶走而遗憾终生！　　　　
　　　　1686年，廉耻观向医学做出了让步。当然也不尽然。国王在接受手术治疗时已年近50岁，他在宫中有绝对权威。在男人和贵妇人不受限制的时期，廉耻观还是要受权力约束的。在1655年，国王尚年青，那时只有十七岁，还在王后和红衣主教马扎林的监护之下，所处的情况当然便大为不同，为一件莫明其妙的小事，国王就曾大大大林地丢过脸。　　　　
　　　　不过，对这件事国王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如果侍从不通知当时的宫廷首席医生瓦洛，此事本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过去了。“国王内衣有污渍，御体可能有恙，须加注意”。此事使年青的国王大为尴尬，医生也大为尴尬。因为大家认为这位上帝“赋予了至高无尚德行的伟大王子”不可能与常人一样患有遗精症，尽管当时王子与奥兰波。蒙西妮的恋情人所共知。与圣西门和德。拉帕尔蒂纳关系极好的评论家们认为这种“世界上最奇怪的病症”不过是普通的淋病。瓦洛的描述让人以为这种症状是某些可以渐渐吸收的内部脓肿引起的：“液体泄出体外无疼痛感，无瘙痒感……是一种间于蛋清和脓液的东西，沾到内衣上难以清洗。颜色通常为黄中透绿。遗泄出时毫无知觉，夜里比白天多。”　　　　
　　　　不管如何，病情严格保密。在国王定期查看的日志上瓦洛排除了传染花柳病的可能，也许，他特别强调“遗泄”无疼痛感就是为了排除这种怀疑。“为了国家和事业”，同时也为了避免一切流言蜚语，国王拒绝因病推迟亲自发动的对弗拉芒的战争。瓦洛接到“不准向任何人透露的特谕”，并要公开宣称国王“只是为了恢复战场上的疲劳”才接受洗浴治疗的。至于用药时间，定在早上起床之前，“免其他人知晓”。　　　　
　　　　如此忌莫如深，医生倒霉的日子也就不远了（瓦洛讲的失宠的故事如果可信的话，便是明证）。瓦洛确实对当时远近闻名的富尔热温泉水进行过大肆吹捧。后来，不可能保密了，因为格伯莱专门派骑兵往枫丹白露运水，以备“国王放血和清洗之后做日常生活用水”。大家都了解路易十四对温泉水极度敏感。瓦洛心中十分清楚使用温泉疗法所冒的风险。他曾禀报过太后：“既然要保密，外界不了解情况，我虽特意解释过富尔热温泉疗效难料，是不得已而用之，但眼下战事繁忙，国王事必亲躬，异常疲劳，如果龙体有所不适，天下人都会指责我用药不当，治疗无方。”　　　　
　　　　由此可见瓦洛非常担忧。不过该来的还是来了：国王发起了高烧，“天下人”都在指责医生的“失职”。路易本人也称他为“庸医，是不学无术之人”，巴黎大学医学系系主任GUY　PATIN说国王卧病不起完全是使用“富尔热洗衣水”所致。“宫廷御医只知道保俸禄”，最后他对王孙大抱不平，说“他们都成了庸医的牺牲品”。　　　　
　　　　而对瓦洛的沉默和同行们的忌妒（他们都承认无人知晓国王患了何种疾病），很难对当时情况做出正确判断。难道瓦洛为自己的失宠辩解而在叙述中夸大了某些症状？还是国王的面子需要他牺牲首席御医的头衔？而作为首席御医又不能在正式日志中公开歪曲事实。因此，他成了医学忌讳的第一个牺牲品。　　　　
　　　　不管怎么说，把年青国王的忌讳与三十年后国王的无所谓加以比较还是很有意思的。在当时的十七世纪时，开始出现男性忌讳，不过只限于生殖器官。而且廉耻观只与性行为有关。情况紧急，露出生殖器，并无失礼之处，而生殖器患有疾病则视为下流。


第三部分　医学廉耻观第27节　　医学及其辉煌时期（1）

　　　　既然病人不可以讳疾忌医，既然廉耻观不能进入大课堂，廉耻观和医学之间的互动对社会和个人又不产生不良后果，那么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便无多大意义。但是，自从中世纪之后，医学科学对公共道德和艺术所产生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影响有时表现在对裸体的另一种看法，或者相反，有时又表现在新伦理的建立过程中。　　　　
　　　　同样，某一时期的艺术倾向或者道德观念对医学和治疗也会产生影响，特别是原来只面向特殊人群的印刷业的服务对象拓宽之后，这种影响尤为明显。这种相互影响造成了医学与时共进的形象，再也不是过去那种封闭的忏悔室了。　　　　
　　　　首先让我们想一想中世纪对人体的忌讳为治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千年的桎梏这一事实吧。掌握治疗技术的人有时会表现出某种我们无法理解的保留，这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种　“廉耻观”　行动多于感情主要与社会地位有关，其次才是道德观念。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经纬分明，而外科医生中由天主教学校培养出的又与成立于1255年的巴黎非教会学校培养出的外科医生有所区别。外科医生又分穿长袍的外科医生和穿短袍衣的、在医学界地位最低的剃头匠。　　　　
　　　　外科医生的等级不同接触病人身体的程度也不同。比如，克勒蒙主教会议（1130）和LATRAN主教会议（1179）之后，除了战争时期之外，禁止教士放血，虽然战时教士也会提供某些外科服务。这种多少受到尊重的决定使教会外科医生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允许外科医生接触人体。十六世纪出现了解剖学教授在大学的讲台上自己动手解剖尸体的场面：以前教授讲课时解剖由别人做，而教授通常只动嘴不动手。　　　　
　　　　除了这种与行为和社会地位有关的廉耻观外，在中世纪，不论实践中还是在医书上都不存在禁区。很多方文献的细密画对直肠指检、乳房肿瘤和痔疮手术以及在病人阴茎插入导管的手术都有精确的描绘。多米尼加裔意大利人特沃多利无对肛瘘“清楚、具有丰富的个人经验和知识”的研究在今天还具有现实意义。但是文献传播范围有限，又加上某些忌讳，使医学停留在理论范畴，而某些外科医生却已走在时间的前面了。　　　　
　　　　中世纪的医学保留了不忌讳人体的古老传统。可惜没有对艺术产生多大影响，并且还受某些廉耻观忌讳的限制。中世纪的裸体画几乎不使用模型，而是借用罗马人和拜占廷人的人体比例标准。似乎艺术家从来没有产生过借用医学知识的想法。只要看一看在外科医书上出现的裸体图，尤其是标有烧灼点的插图就会发现这些裸体图与细密画所使用的传统手法完全不一样。在十八世纪之后，出现了更迫切的现实主义要求，为什么这些与修道院中的宗教书籍属于同时代的插图没有对公共裸体画产生影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好地触及到中世纪的艺术特点：在这种艺术中象征和忠实于模型与技术最为重要，而是否相似则次之。不使用裸体模特儿肯定是因为某种廉耻观念所限，但是主要原因还是某些清规戒律限制着企图超越裸体的想法。可以想像有思想的艺术家是如何看不起那些外科医书插图的作者不懂艺术规则而不得不根据人体模型去抄袭裸体画。　　　　
　　　　在中世纪由于另外一种廉耻观造成了对人体的不同表现形式，那就是禁止解剖尸体。不过这一禁令只是相对而言。严格地讲这不是一道禁令，而是对人类尊严的尊重。具有绝对自由权的古代医学也曾使用过解剖尸体，不过滥用程度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亚历山大利亚的外科医生艾罗菲尔为进行活人心悸的研究就曾活着解剖了600名死囚犯人。基督教徒首先起来反对这种解剖活人的行为，在他们的干预下，解剖只允许使用尸体。不过，直到十六世纪解剖又重新兴起时这一禁令才得以明确。　　　　
　　　　远在文艺复兴之前，人们已经感到实用医学的必要性。1213年德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和西西里国王就颁布了一条法令规定没有一年以上对人体解剖经验的人不准从事外科行业。同时规定萨莱尔纳和那不勒斯学校每五年必须公开解剖一具尸体。这个数字在今天的人看来会觉得好笑，但是，却表明恢复对人体进行直接研究所采取的谨慎态度。　　　　
　　　　直到1306年，差不多过了一个世纪，在蒙西诺。德。吕奇的课堂上才出现了公开解剖人体确凿可信的证据。正是在这时候教皇鲍尼法斯四世颂布上谕：“反对敢于破坏人类尊严的人”。解剖慢慢向北方发展。1376年，安汝的路易国王允许蒙彼利埃的外科医生每年解剖一具死囚尸体；1478年，巴黎大学校长对医学系做了同样的指示。但是，一旦禁令解除，又出现了同样滥解剖的现象。如果认为中世纪宗教防碍了科学发展，这种指责似乎有些过分，而忘记了在人权宣言公布之前，制止以科学的名义为非作歹唯一的道德力量是宗教。　　　　
　　　　用活人解剖与解剖尸体是同时死灰复燃的，路易九世同意一位外科医生用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弓箭手为试验品以便找出肠绞痛的原因和结石的位置。罪犯被切开内藏，手术后又缝了起来，后来痊愈了，终被赦免释放。贝朗热。德。卡比为研究心悸而野蛮地解剖了两个西班牙活人被宗教法庭判了罪。十八世纪解剖活人还是常有之事，像勒梯夫。德。拉布列塔纳这样一个见了妓女都会流下同情眼泪的人也不反对拿“坏蛋”做活试验品，因为这些“民族败类的死可以做出双重贡献”。　　　　
　　　　文艺复兴时期，失去了神圣色彩的人体也同时一下子失去了人类尊严。人们经常谈到蒙彼利埃的系主任德。吉约姆。戎得莱于1566年在学校的阶梯教室揭幕时，亲自动手解剖了自己的亲生孩子的尸体。十六世纪时，罩在人体上的那层面纱揭开了，这是一层富有亲情、尊重生命和廉耻的面纱。但人们的反映还是很强烈的，尽管人类的这一新视角有利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　　　　
　　　　对于社会生活来说，更重要的是这种新医学首先向艺术生活开放，然后又向上层社会开放。著名的例子是达芬奇与解剖学家马克…安杜瓦内。德。拉多尔的合作；达芬奇解剖了三十来具尸体，画了750张草图，于1898—1901年公布于众，使专家大吃一惊，因为这些画比现有外科教科书上的画都精确！达芬奇并不是个例外。米开朗琪罗研究解剖学达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