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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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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夫的活动毫无涉及的。
根据以上几点理由，我们可以说，陈立夫没有到过苏联，是一次中途而返的莫斯科之行。陈立夫回国了，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也难于言表的，既有失去了一次打开新局面的遗憾，同时又为免去了一次与共产党领导人交手的麻烦而感到少有的快慰。
第四部分秘密谈判（1）
陈立夫从柏林回国后，继续参与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谈判。这时，中日关系更加紧张，日本帝国主义陈兵华北，觊觎整个中国。在此情况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中国共产党为了集结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发动抗日战争，及时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果断地停止了反蒋宣传，放弃了打倒国民党、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主张，并为建立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作了不懈的努力。
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冲击下，在中国共产党合作诚意的感召下，同时从国民党本身的利益出发，蒋介石感到“围剿”共产党、“围剿”红军的政策难以继续推行下去了，不得不考虑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
此时，陈立夫与鲍格莫洛夫关于中苏缔结军事协定的谈判正在紧张进行。在谈判中，苏联方面提出了改善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并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鲍格莫洛夫一再向陈立夫表示：“苏联政府特别注意蒋介石同中国红军的关系。他说，如果蒋介石的主要力量用于‘剿共’，蒋介石的军队同红军间不实现统一战线，那么，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严重的斗争，是不可能的。”对于鲍氏的意见，陈立夫认为是有道理的。九一八事变后，陈立夫的思想就有了些变化，他认为日本侵略中国，造成了民族危机，现在是外敌当前，如果仍然将国民党大部分军队调往苏区，去“围剿”红军，以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这种办法不但行不通，而且容易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反对。因此，他主张和共产党接触，用招安的办法接纳共产党，在中日战争发生时，还可以利用共产党的武装去抵御日本的进攻。正是基于这种想法，陈立夫即向蒋介石报告了与鲍氏谈话的内容，特别报告了鲍氏提出的改善国共关系的建议，并陈述了自己对国共两党重新接触的想法。
对于改善同共产党的关系，蒋介石也早有考虑，他认为：“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1934年底，蒋介石在交给二陈主持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进行外交谈判的任务时，就另外给他们一项秘密任务，即寻求与中共接触的途径，但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他一直再没有过问。现在，蒋介石听了陈立夫的报告后，重新又勾起了他与中共接触的兴趣，而且较以前还要浓厚。蒋介石心里明白，既然希望得到苏联的帮助，同时也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出发，就不能不考虑在国共两党关系上作出新的姿态。
1935年夏天，蒋介石在陈立夫的陪同下，又一次接见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接见时，他向鲍大使表示遗憾，说：“中苏之间发生了一连串误会，特别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问题。”他说他正着手改善同中共的关系，准备同中共讨论抗日问题，但他又强调，中共可以合法存在，但不能拥有自己的军队。鲍大使表示理解。
在蒋介石接见鲍格莫洛夫后，陈立夫继续与鲍氏的谈判，在谈判中，陈立夫代表蒋介石多次向鲍大使提出要求，希望苏联出面向中共作工作，说服中共“解除武装……以政治方法来解决”。以实现中国的统一。陈立夫还表示：“如果苏联政府就中国红军承认中央政府权威一事向红军施加压力，那么苏联政府就可以表示对南京的真诚态度并赢得南京政府这个真诚的同盟者。”但当时的苏联并不想在中国的国共两党关系中充当调解人，因此，鲍格莫洛夫向陈立夫反复申明，苏联在国共两党关系的改善中将不起任何中间的作用，蒋介石在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同中共谈判。这样，蒋介石希望通过苏联的关系达到与中共接触的途径便断绝了，他只好自己去寻找同中共接触的机会。
早在1935年秋天的时候，陈立夫在动身去莫斯科之前，就曾与蒋介石商定，准备通过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与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当时，正好驻苏大使馆首席武官邓文仪回国述职，已到了新疆，陈立夫便建议让邓文仪具体承办此事。于是，蒋介石即令邓文仪迅速回莫斯科去，说有要事让他去办，这要事即是到莫斯科去，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进行接触。邓文仪接到命令后，不敢怠慢，南京也没回，马上从新疆启程赴苏。
第二年春天，邓文仪返抵莫斯科。在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邓文仪会见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双方进行了恳切的会谈。据邓文仪回忆：“三月初，回到莫斯科后，除积极筹划开展武官处的工作外，对于莫斯科与中国有关的俄国高级将领，过去曾在中国担任顾问的人，及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代表，曾有相当联系及恳谈。”在谈话中，邓文仪按蒋介石与陈立夫的旨意，向王明提出了三项条件：（一）取消中国苏维埃政府，其所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二）改编中国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因为同日军作战必须有统一的指挥；（三）国共两党恢复1924—1927年存在的合作形式或任何其他形式。邓文仪还提出，改编后的红军可以开到内蒙古前线抗日，或划给西北部分区域作为红军的基地。王明向邓文仪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邓文仪表示理解，并告诉王明，蒋介石看到他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发言和有关文章后，就决定同中共接触谈判。同时，邓文仪还提出，国民党可以派高级领导人到莫斯科来和王明会谈。邓文仪与王明进行了多次讨论，最后，王明认为，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中央都在国内，双方领导人也都在国内，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不久，中共代表团指定潘汉年为联系人，与邓文仪会见，并派潘汉年回国，与国民党代表继续谈判。
当邓文仪在莫斯科与王明频繁接触、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时，陈立夫在国内也在另辟蹊径，试图打通共产党的关系，他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其亲信曾养甫，由曾养甫具体经办。
第四部分秘密谈判（2）
曾养甫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铁道部政务次长。他接到任务后，深感其艰巨性。因为当时国共两党还处于敌对状态，在苏区，蒋介石调动大军进行多次“围剿”，致使红军不得不举行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又亲临西北，派兵重重包围，欲除之而后快，在这种状态下，是不能到西北去与共产党接触的。在国统区，由于国民党的大肆屠杀，共产党已完全处于地下状态，平时特务们想抓到一个普通的共产党都难上加难，现在到哪里去找到共产党负责人，与他们接触呢？他感到找共产党之难，难于上青天。
曾养甫经过几天认真考虑后，终于有了办法，他找来了在他主持的杭州浙赣铁路理事会担任秘书的谌小岑，将与共产党接触的任务交给了他，并告诉他此事是由陈立夫在主持，陈对此事十分关注，要他尽快完成。曾养甫为什么会选择谌小岑呢？因为谌小岑在五四运动时期曾参加过周恩来领导的觉悟社，且与周恩来有私人关系，曾养甫便认为谌一定还与周恩来保持联系，也一定知道中共的行踪，是能够找到共产党的。
其实，谌小岑与周恩来及中共已经完全没有联系了，他接受任务后也毫无办法，想来想去，他想到了时任北平中国大学教授、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的吕振羽，因为自由职业者大同盟是一个进步组织，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影响很大，谌小岑认为这个组织一定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吕振羽也一定是共产党员，很可能还是共产党的什么官。因此，谌小岑便根据曾养甫和陈立夫的旨意，于1935年11月给吕振羽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近年以来，东邻欺我太甚，惟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期可以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驾南来……”吕振羽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与中共北平市委有联系，他接信后，即向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作了汇报，周小舟按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先派吕振羽“立即去南京，探明此事系何人发动和主持”。待吕振羽出发后，中共北方局又派周小舟于1936年1月专程赴宁与吕振羽商谈谈判事宜。为了取得中共中央的支持，2月，中共北方局负责人之一的王世英离开天津，经西安来到山西前线，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与南京方面接触的情况，毛、周均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对王世英作了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指示。根据这一情况的变化，毛泽东指示中共方面应作出姿态。5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东征回师通电，要求南京政府“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以推动国民党加快合作的步伐。
同年3月，中共北方局派周小舟再次赴南京，直接和曾养甫谈判。这次，周小舟带来了一封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人具名盖章写给曾养甫和谌小岑的信，信中重申了中共《八一宣言》关于建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的主张，对于国民党方面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举动表示欢迎。
在曾、周谈判中，曾养甫因为有陈立夫作后盾，表现出迫切的心情，他希望两党能尽快合作，说：“现在正是马克思主义发挥作用的时候了，日本人打到我们家门里面来了，应该大家携手努力奋斗。”他还说，红军既要抗日，就加入国民革命军好了。周小舟见曾的兴致很高，便抓住时机，提出就一些有关两党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但曾养甫没有得到陈立夫的具体指示，不敢贸然行事，这次会谈虽然气氛融洽，但没有明显结果。
后来，中共方面又一再提出，要就具体问题进行谈判。谌小岑也再三建议，应该给中共一个关于双方联合抗日的具体条件的回信，曾养甫便向陈立夫报告了与共产党人周小舟几次谈判的情况，并提出，下一步应该就两党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陈立夫对国共两党间的初步接触是满意的，但关于具体条件，他也不敢自作主张，他需要向蒋介石请示。
为了使国共之间的秘密接触更进一步，陈立夫晋见了蒋介石，向他报告了国共初步接触的情况，并提出自己的建议，蒋介石表示：只要红军承认中央政府的权威，保存现有编制，参加抗日，他可以同中共谈判。陈立夫便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拟定了一个大概的条款，在送蒋介石审阅，得到蒋的同意后，准备对中共方面给予答复。
1936年5月中的一个上午，陈立夫来到曾养甫家，说有重要事情交代，并要谌小岑也参加，曾养甫即用电话找来了谌小岑。陈立夫神情严肃，要曾养甫找来笔和纸，他自己坐在沙发上一字一顿地口述，让谌小岑代笔，给中共方面写回信。陈立夫指示谌小岑，用“K”字代表国民党，用“C”字代表共产党，他提出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四项办法：（一）K方欢迎C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二）C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三）C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选择；（四）C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这四项条件由谌小岑抄写成多份，从几个渠道转交给中国共产党。
第四部分秘密谈判（3）
6月1日，两广事变发生，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蒋介石顾此失彼，捉襟见肘，为了急于摆脱困境，他指示陈立夫加快“打通共产党关系”的步伐。这时，中国共产党方面通过吕振羽提出了两个具体问题，即划定防区让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与释放政治犯，要求国民党方面给予答复。陈立夫由于得了蒋介石的指令，他的积极性比以前明显提高。对中共提出的两个问题，他略加考虑后即表示：释放政治犯可以办到，只要中共开出名单来，就可照办；划定防区则暂时可以不必，但南方红军可以分散北上。为了进一步加深双方了解，陈立夫准备派曾养甫到延安去，直接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他还发出邀请，要周恩来到南京，当面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7月，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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