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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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死而有憾（1）

　　　　1950年8月5日，也就是陈立夫离开台湾的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接替原中央党部职权，挂牌办公。这样，自1926年以来，第一次没有陈氏兄弟参与的国民党中央机构开始运转。此时，留在台湾的陈果夫所有的要职都被拿掉，只保留了3个荣誉性的职务：中央评议委员、交通银行董事、中央银行理事。当然，这些对陈果夫来说，已是无所谓了，因为他已是一步步走近死亡的人了。　　　　
　　　　最关键的是经济上陷入困境，陈果夫所患的是肺结核与肋膜炎，以及晚年并发的喉结核等，这些病都需要高昂的药费，有些药要到国外去买。过去权高位重，这些问题自然好解决，现在时过境迁，陈果夫开始体验到捉襟见肘的尴尬。刚开始，陈果夫自视清高，不肯仰人鼻息，后来，日子一天天艰难，他才不得不放下架子，给交通银行总经理赵棣华写了一封信，叙述了自己的处境后，提出发给自己兼职董事车马费的要求。赵棣华多年为陈果夫部下，素知他的为人，现在见其亲笔信，知道他实在是困苦不堪，于是亲自将车马费送至府上。同时请台湾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将陈果夫的窘境转告蒋介石。　　　　
　　　　蒋介石得知陈果夫状况后，似乎有点过意不去，想到当年陈其美对自己的恩情，也想到二陈兄弟对自己的忠心耿耿，同时也为了安慰一下那一些被踢开的老部下的人心，蒋介石当即给陈果夫批了5000银元作为医疗费，另外还批给一笔特别费用，以作紧急之用。1950年10月29日，正逢陈果夫59岁生日，蒋介石带着太子蒋经国亲自前往陈家祝寿，并亲切询问病情及治疗情况。听陈果夫说主要以中医治疗后，蒋介石还劝说“还是西医可靠”，表现出一片关切之情。尽管如此，陈果夫“郁郁苦不展”的心情还是难以抚平。　　　　
　　　　由于政治上的失意，再加疾病缠身，他内心极度痛苦，1950年是他最难熬的一年。为了消磨时光，他想写一本回忆录，将他40多年来的经历与主张，如水利、合作、广播、电影、金融、礼俗、医药、卫生、建筑、计划、经济、教育、人事、个人道德、组织、政治制度、世界大同、CC来源、党务、豪门等分门别类写出来。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俾世人瞭我心之所向，与遭谤之由来”。实际上，他是要向蒋介石表白，他是忠于蒋介石，忠心耿耿为蒋介石办事的，希望以此让蒋介石能发恻隐之心，对他陈家另眼相待。　　　　
　　　　他雄心勃勃，希望在短时期内完成这部大型回忆录，但他的病情却是一天天加重。9月份，吐血一直不能停止，断断续续拖了一个多月。后经台中陆军医院副院长徐佐周、外科主任王佶、内科主任张协时等到寓所联合会诊，方才止住，但体质已比前大为虚弱。　　　　
　　　　9月份，张静江在美国纽约病故，消息传来，陈果夫又是一阵感伤，不禁想起当年在上海办交易所时二人亲密相处、大革命时期二人过从甚密的情谊，便勉强支撑起床’，写了一篇《纪念静江先生》的短文，交《中央日报》发表。不久，他的故友赵棣华、张简齐、俞松筠等相继谢世，更添几分惆怅，不觉有一种“杜曲晚耆旧，四郊多白杨”的感觉，他感到死神也在慢慢向他逼近。　　　　
　　　　陈果夫虽然躺在病床上，他还是比较注意大陆及海外各方面的情况。12月，他得知大陆方面召开中医药会议，很是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共党各方对此似比吾人在京时更为重视。”这在当时海峡两岸严重对立的情况下，陈果夫的态度应该说是客观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1950年年底，陈果夫完成了回忆录之一《苏政回忆》，他似乎松了口气，自觉精神状态还好，准备到了第二年，再写其他方面的回忆录。12月31日，陈果夫坐在床上静默沉思，很多往事都涌上心头。每年的最后一天，他总有回顾一年工作的习惯，这一年，他似乎感慨更多。回首往事，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大概的总结，认为他自己在好多方面做到了超凡脱俗，主要有以下几点：（一）住繁华都市多年，未尚入妓院、舞场、赌场之类，为无聊之消遣。（二）管钱始终不将钱作为私有，或为金钱所管，反之，愈不爱钱。（三）读书未尚为书本所囿，或自以为知足。（四）管人事不作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五）做官未尚作威、作福、营私或运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倖进之图。始终保持平民本色。（六）接近商业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与人谈私利。（七）办党务不作植党之想，办教育亦然。（八）生病能摆脱烦恼，始终抱乐观与进取之心。　　　　
　　　　客观地说，陈果夫为自己所作的这个总结，有些还是公允的，如第一条、第三条、第八条，陈果夫基本上是做到了。但其他各条，却是自欺欺人的，不爱钱吗？不植党吗？不作威、不作福吗？不作固位之想，没有倖进之图吗？陈果夫的一生为此作了最好的注解。　　　　
　　　　1951年1月22日，陈果夫由台中市迁往台北市，住青田街一幢公寓楼。到台北后，延医购药比以前方便多了，这对医病确实有利。但来访客人却比以前增多，这又不利于病人的休息。而且台北是整个台岛的政治中心，陈果夫处于政治失意中，觉得不可像在台中那样说话随便。一天，有位来客开玩笑说：“台中天高”，陈果夫马上接道：“皇帝远！”这一幽默的对答曲折地反映了陈果夫在台中的自由心境及在台北的谨慎处世态度。　　　　
　　　　6月至7月间，台北天气酷热无比，处于病中的陈果夫觉得十分难受，每天只能起床一个小时，时间稍长一点便不能支持，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病床上，体温总在摄氏38度左右，而且肺部“脓愈多，心脏亦渐弱，自12日起，由吴迪、林茂生商定用PAS，一面服，一面由旧创口射入，每针药水原为10CC。但初次仅打2CC，约3刻钟后，咳嗽味苦，可见其已入空洞矣。14日注射4CC，越10余分钟，咳嗽甚烈，吐出苦水苦痰，有时几乎转不过气。”8月18日，经医生用X光拍照，证实结核菌已由左肺侵入右肺，并由右肺侵入血管，再由血管侵入脑后，其生命已经处于垂危时期。陈果夫知道自己的时日已经不多了，一种“日觉死生忙”的感觉悄然升起。但他还关心着台湾的政局，还关心着国民党的前途，他将自己经过长期考虑的对国民党、对政府、对社会、对人生的各种意见集中起来，挣扎着起床，由人搀扶着，写于纸上，名曰“诤谏之文”，派人呈送蒋介石，以表明他对国民党、对蒋介石的一片忠心。


第七部分死而有憾（2）

　　　　8月25日上午，陈果夫病势急转，体温骤然增高，口中发出呓语，到下午2时后，便进入昏迷状态，体温高达摄氏40。5度，医生匆匆赶到，进行紧急会诊后，便觉再无回天之力，延至4时52分，陈果夫溘然长逝，终年60岁。　　　　
　　　　陈果夫死了，他是在愁思重重而又强作欢颜的复杂情感中离开人世的。在他60年的岁月中，在他从家乡吴兴出发直到台湾海岛的漫长人生轨迹中，他对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无疑是做了一些好事的，如在辛亥革命中，他积极参加反清斗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抗战时期，他主张抗日，主张国共合作，为时人所称道；在主持苏政时期，他治理淮河、整治民风吏治，多少对人民是有益的。但陈果夫把自己绑在了蒋介石的战车上，顽固地反共反人民，为维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尽心尽力，到头来，不仅不能有所成就，相反为蒋介石所抛弃，成为一个悲剧式的人物，这是陈果夫所不能预料到的。　　　　
　　　　国民党蒋介石虽然对陈果夫已不再信任，但人已经死了，也得装模作样地表示一下哀悼，以安抚其他在台的CC派人物以及一些国民党的元老。在陈果夫逝世的当天，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便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推定委员37人，重要人物有陈诚、蒋经国、何应钦、王世杰、吴国祯、周至柔、张道藩等，由CC派骨干洪兰友任总干事。　　　　
　　　　8月26日，陈果夫的父亲，81岁高龄的陈其业专程从台中赶至台北护丧。26日、27日蒋介石两次到存放遗体的极乐殡仪馆吊唁，他望着陈果夫的遗体，脸上现出哀痛的神情，几度鞠躬，似乎要陈果夫的在天之灵对他予以原谅。同时，蒋介石还送来了亲笔写有“痛失元良”的挽额，可谓仁至义尽了。其他一些国民党上层人物，即使一些原是陈果夫敌手的人，也跟着蒋介石来称赞陈果夫，说他是“标准党人，是北伐到迁台之前的中心人物”，“在党内确有其组织的天才和领导的高度智慧，非常人所能及”等，总之，一夕之间，陈果夫成了千古完人。　　　　
　　　　蒋介石回来后，还觉不尽满意，9月15日，他亲自颁布了所谓“褒扬令”，称陈果夫“资性弘毅，志行纯笃，缵承革命家风，效忠三民主义，越四十年如一日。”对他民前加入同盟会、参与武昌起义、讨袁、北伐，抗战等一一历数，对他办黄埔军校、主持淮河水利，匡维礼俗，研考卫生、改革地政、倡导合作等一一称道，认为“卓著勖勤”、“均彰懋绩”，特别是刻意表彰他“对于共匪倡乱，尤能烛识机先，悉力防杜，冒险犯难，弗渝初志”。以期借陈果夫之死，在台湾岛内掀起反共声浪。但蒋介石越是这样三番五次地哀悼、吊唁、表彰，越是使人感到他的装模作样和虚伪做作，是一套笼络人心的做法。　　　　
　　　　此时，远在美国的陈立夫得知乃兄逝世的消息后，悲从中来，但他没得到蒋介石的许可，不敢贸然返台参加葬礼，只能独处异乡、洒泪遥祭。　　　　
　　　　陈果夫的墓地选在台北市郊观音山西云寺右侧一块山地上，这里环境幽静，景色秀美，是十分理想的地方。但陈果夫倘若地下有知，也并不会中意的，他倒是喜欢他的家乡浙江吴兴，莫干山的娴雅多姿，太湖水的浩瀚无际，这是他始终萦怀于心的。他曾经写过一首名为“故乡”的诗：“我希望我的故乡，山河无恙；我希望我的故乡，人文发扬；我希望我的故乡，腥膻洗尽，从此无人敢侵略；我希望我的故乡，爱我如慈母，不让我飘泊他乡，我爱我的故乡，我永远不愿离开我的故乡。”诗行中，跳跃着他爱故乡的乡心，诗韵里，寄托着他爱故乡的乡情，可现在，他却离开了他的故乡。秀丽的观音山和浩瀚的太湖虽然都是中国的锦绣山河，但茫茫的海峡却将它们隔成两个天地。尽管吴兴已是山河无恙，人文发扬，腥膻洗尽，无人敢侵略，而陈果夫只能抛骨异乡。　　　　
　　　　1951年11月4日，陈果夫灵柩在观音山墓地举行了安厝典礼，鼓乐声中，一代特务政治的始作俑者就长眠在这里。　　　　
　　　　


第七部分客居异国（1）

　　　　陈立夫曾于1948年参加过一次世界道德重整年会，那次是由美国参众两院45位议员联名邀请，何等荣耀之至。而今才过两年，陈立夫已是被人抛弃的败军之将，由于当时瑞士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不欢迎陈立夫，使之连入境都成困难，后由世界道德重整会议担保才予签证。两次开会，待遇有如云泥之隔，陈立夫不由感慨万端。因此，会议开完，他便搭乘一艘英国邮轮，前往美国，并决计长住那里。　　　　
　　　　陈立夫到了美国，说是要息影政治，但真要远离政治又谈何容易，长期以来形成的立场、观念，要改变却并非易事，“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　　　　
　　　　到美国后，从事什么工作以打发余生呢？陈立夫正在筹划之时，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当地华人中有一份极具影响力的报纸《华美日报》要转让，而且风闻中国共产党急欲将此报买到手。陈立夫一听，心中的反共情结又被勾起，他想，不能让报纸被中共买去，成为其宣传工具，一定要抢购过来，以此为阵地，宣传反共复国，使之成为反共的精神堡垒。　　　　
　　　　于是，陈立夫匆匆找来了在美国的一些故旧和CC派人物，由曾担任过粮食部长和财政部长的徐堪拿出一万美金，陈立夫、潘公展、项定荣、薛光前、赖琏、董霖、陈庆云等七人凑足一万美金，共2万美金买下了《华美日报》，由徐堪任董事长、陈立夫任副董事长、潘公展任社长、赖琏任主笔，开始了办报的行当。　　　　
　　　　陈立夫广泛利用过去的关系，罗致一些舆论高手，撰写各类文章。由于潘公展曾担任过《申报》总编辑，赖琏担任过《中央日报》总编辑，有办报的经验，因此，《华美日报》一度办得较有起色。而办报也成为陈立夫到美国后所做的第一项工作。　　　　
　　　　但报纸的发行量毕竟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