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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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炳南这两句话对董国瑛来说，是个多么大的喜讯，她出国留学的愿望，终于有了个眉目，而且这个愿望还是中共代表团王炳南帮她实现的，她高兴，她光荣，她自豪。她发自内心对王十分感激。
　　董国瑛按照王炳南的交待，到南京找到了吴茂荪。她在吴的帮助下，很快就获得了出国护照，并办好了去美国的签证等手续。
　　吴茂荪对董国瑛的热心帮助，一是因为受王炳南的委托；二是吴和董竹君也熟。
　　此事在各个环节都办理得如此之快，董国瑛深深感到王炳南在此事中的作用很大、很重要。似乎请王办什么事，无论是何时、何地，他都可以畅通无阻，天衣无缝地办成。
　　王炳南得知董国瑛已办好出国手续，亲自来上海向董表示祝贺。在交谈中，王表示，希望董在美国拿到学位后，尽快回来，报效祖国。谈完之后，王交给董四封信，其中一封是由董必武署名致美国纽约唐明照（时任美国中共党组织负责人）的介绍信。信中介绍中共党员董国瑛去美国攻读电影专业，请唐明照将董编入党支部、参加组织生活，并请唐对董进入纽约市立电影技术学院一事，给以协助；另外三封信是给国际友人的英文信，其中一封是给史沫特莱的，一封是给斯诺的。
　　1947年2月，董国瑛在王炳南的帮助下，顺利地离开祖国，飞往纽约。董手持王给她的介绍信，找到了唐明照。经唐协助，董考入了纽约市立大学电影技术学院。
　　1949年7月，董国瑛结束了在纽约的学业，由美国回到北京。董又在王炳南的帮助下，接上了组织关系。然后，王又请中央组织部梁华同志协助将董介绍到中央电影局去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炳南曾找机会嘱咐过董国瑛，王说：“电影这一行，在我们国家的基础还很薄弱，需要有人去研究、改进、提高和发展。你在电影界，可以充分施展你的才华，人尽其才，大有作为。你好好干！干出点明堂来，以不辜负组织上对你的期望。”
　　王炳南的一席话使董国瑛很受感动。董曾对朋友说：“像王炳南这样的干部不多，他很憨厚，帮助人真心诚意。每当我们出现困难的时候，他都会说，‘不要紧，咱们帮助你’。”
　　王炳南在抗美援朝之后，由于工作很忙，也就没再过问董国瑛的事。1954年王去瑞士出席日内瓦会议；1955年他又出使波兰，一去就是10年。王在国外因公务忙，和国内的各界朋友都失去了联系，而逐渐淡忘，其中也包括董国瑛。
　　1964年王炳南由华沙回国，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苏联东欧司和中苏边界谈判等工作。
　　王炳南每天除阅读文件、处理外交事务和参加外事活动外，还要到处去作报告，介绍中美会谈情况。与此同时，他的访亲交友之风不改，请客吃饭之癖不变，仍然一如既往，在各系统、各民主党派、各方爱国人士中间继续做团结统战工作。八小时之外，他的交往活动很多，不是在家里招待客人，就是在外面请客吃饭，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因此，在回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和董竹君一家没有任何来往。
　　在一次全国政协开会的时候，王炳南和董竹君在会场上偶然相遇。两人谈起了这十多年前的往事。董对王讲，她于1960年，几经周折，迁居北京；女儿董国瑛生活上一度坎坷，也回到了北京。董还感谢王过去对董家的帮助，并表示，这些往事她们将永记不忘。




风云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5）



　　王炳南很高兴能和董竹君相遇，但听到董国瑛在生活上遇到困难，很为之担心。会后，王即去董家拜访，又去东单看过董国瑛。从此，王又恢复了与董家中断了十多年的来往。
　　这种中断后恢复、恢复后又中断的来往关系，二十多年来能够维持、能够延续，也就很不错了。这也说明，王炳南对董家是以诚相待，不忘旧好，不因董家有海外关系，不因董竹君出身是资产阶级、大老板而疏远或怠慢，坚持不忘董家是统战对象。
　　这本是一坚持统战政策，不怕说三道四、坚持善交朋友，不忘旧情、坚持光明正大，不怕涉嫌的为人之道、好作风，却被别有用心的人粗暴地猜疑和践踏。
　　1965年8月至9月，王炳南从恢复和董家的联系后，去访过几次。仅就这几次的交往，却给王自己引来了一场政治灾难。王的这场政治灾难形成的缘由是什么，许多人弄不清，就连当事人董家以及世纪老人董竹君至死也没弄清。然而，王对自己的这一政治灾难，从一开始，心里就非常清楚。
　　王炳南对我说：“我去看过董国瑛几次，完全是一般性的访友。我们见面后，免不了畅谈往事、聊聊眼前。所谈的内容，你一句，我一句，杂乱无章。诸如，我们谈到美国的摩天大楼和街心公园、美国的舞台艺术和好莱坞的上市电影；美国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在美国和美国华侨社团；美国西海岸的风光和华沙的风土人情等见闻趣事等。但我们从不谈国家机密和外交机密。
　　“就是这样几次到董家访友，却被谢富治、康生捏造成我在从事间谍活动，说董国瑛是国际间谍，说我定期向董家提供外交情报，并以涉嫌间谍案向总理办公室作了报告。”
　　周恩来对这样一个不调查、不研究、上纲上线的报告很不高兴。
　　周恩来对此报告，既不能置之不理，也不能完全不理，既不能听之任之，也不能姑息、护短，但可以看出，周不同意谢富治、康生（中央文革领导成员）对此事的结论。
　　为此，一天夜里，周恩来把王炳南叫到西华厅。
　　周恩来向王炳南说明情况并听了王的解释后，严厉地批评了王。最后周嘱王：去看看董竹君是可以的，不忘老的统战关系是无可非议的，但董国瑛那里就不必再来往了。周还表示，不让王去董国瑛家，并不说明谢富治反映的情况和意见是对的，也不说明董国瑛有什么国际间谍之嫌，而是没有去看董家女儿的必要，以免再授人以柄。
　　王炳南对周恩来的批评和意见诚恳接受。关于不准再去看董国瑛一事，王表示，没有问题，可以做到。
　　几个月过去了。董家母女不见王炳南来访颇为蹊跷。
　　那些年，某些过头的政治运动给人留下的余悸不小，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多事、惹事。有些人遇到这类怪事，就绕道而行，绝对不敢横冲直撞；有的人遇到这类怪事，能够得过且过的，也不愿多嘴多舌。董家也不例外，因而董家对王炳南为什么长时间不上门，出了什么事，挺担心，却又不便打听。
　　王炳南中断与董家母女的来往，使董家造成一定的疑惑。对此，王深感不安，却又进退两难。
　　最后，王炳南下决心，不听邪。既然坚信董国瑛不是间谍，自己又没泄密，何必还要忍受康生等人的陷害。周恩来不准他再去董家，他可以做到，但和董家通信，并没受到限制。于是，王横下一条心，给董国瑛写了一封简单的解释信，告其：“工作忙，无暇访友，请谅解。”信发出之后，王虽没收到回信，但也算了却了一桩进退两难的心思。
　　三个月之后，王炳南在办公室收到了一封信，竟是董国瑛从邢台发来的。王看过信，才知道董国瑛在年前已随工作组到邢台，参加“四清”工作去了。
　　信中主要内容有两点：一、邢台地震只是受了一次惊吓，没受到伤害。惟恐朋友担心，特写此信，报个平安；二、地震对北京的影响如何？她妈妈是否已回北京？这两件事希望能得到王的答复。
　　董国瑛这封信充满了友情和亲情，她身处震中地区，还在牵挂着远离震区的朋友和母亲。这样的信会感动任何一个读信人；任何人都会立即复信，回答她的问题，以安慰她在灾区的惶恐和悬念。如不复信，太不近人情。怎么复信？王炳南很是为难。复信就意味着恢复和董国瑛的联系，就意味着违背了周恩来的忠告。
　　不复信，就意味着王炳南对董国瑛信中这一小小要求，置之不理，对来自灾区的呼唤和渴望，可以置若罔闻。这样做，太残酷，太无情。这类无情之事，王不会做。
　　从王炳南的性格和他的为人，他是做不出这样无情无义的事情的。
　　王炳南经过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可以做到既回答了董国瑛的问题，却又不复信。这个办法很简单。王在一本杂志中的一页上，写了一句报平安的话。这句话上无台头、下无落款。然后王再托人将这杂志送到邢台。董看到这份杂志，自然会理解是王的复信。
　　王炳南所拟就的那一句话是：“一切没变，希望你平安回来。”
　　王炳南自以为，这样回复，一目了然，万无一失。“一切没变”四个字，直截了当：一是地震之后，北京的亲友安然无恙，没有变化；二是长期没有联系，然而大家的悬念和往常一样，没有变化；三是其母董竹君仍在上海，没来北京，仍如以前一样，没有变化。




风云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6）



　　“希望你平安回来”七个字也只是在一般通信中，不可缺少的客套话，无可挑剔。而且这份杂志不封不包，任何人都可以看，透明度很强。
　　王炳南处理此事，只看到顺利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复杂的一面，聪明反被聪明误。他自以为已经很巧妙地解决了这一困惑问题，但万没想到这本杂志又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那位告发王炳南向国际间谍泄密的谢富治、康生，并没有因为周恩来对王不处理而善罢甘休，而是继续派人在密切窥察此案的发展。
　　王炳南托人送出的这份杂志，没经多久，又从邢台转到谢富治手里。
　　谢富治依据这杂志中的七个大字，大做文章，他说这七个字是国际间谍常用的暗语和暗号，并添油加醋地联合康生向周恩来作了书面报告。
　　周恩来看到谢富治、康生的这一书面报告很生气。当天周把陈毅找来，对陈说，我已提醒过王炳南，暂不要和董家女儿来往，不要再授人以柄，王也同意，还保证照办，现在却又变着法地和董家女儿通信，为什么这样不严肃。我们不能再得过且过，要给王敲敲警钟。我不反对谢、康的建议，暂时停止王炳南的对外活动，有些文件也不要看了，可让他抽出更多的时间，认真地检查一下自己的错误，并让他写出检查报上来。请陈毅明天到外交部，在部党委常委会上宣布这一决定。
　　第二天，陈毅在外交部党委常委会上，也就是说在小范围内，宣布了周恩来的决定。从此，王炳南就开始了“在家闭门思过”的日子。
　　这一思过，就是十年。
　　王炳南在家思过不久，就赶上了“文革”时期，他在“文革”中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最后他被整得家破人亡。
　　最初闭门思过时，王炳南经过认真思考，心情已由懊悔不安转为平静，由对谢、康的义愤转为自责，也开始冷静地检查和认识眼前所发生的事。对要他写出检查的要求，他诚恳照办，并表示他要实事求是，严肃对待，把问题说清楚，认真检查自己。
　　王炳南在检查中，写清楚了和董家母女的来往情况、和她们交谈的内容；检查了自己不肯断绝与董家来往的原因和错误；交待了在杂志上写了一句报平安话的原因和自己的思想活动；总结了几条统战工作的体会。最后他毫不含糊地说清楚了：一、他没向外泄露过任何机密，他没在董家谈过任何外交机密；二、不认为董家母女是国际特务。
　　王炳南将检查写好之后，通过部党委送到了陈毅处。
　　一周之后，王炳南的书面检查经中央领导人传批，已由中央办公厅退回外交部。
　　几位中央领导人在王的书面检查第一页上留下了笔迹。陈毅的批语是：“请总理阅批。”周恩来的批语是：“问题都已提到，也有认识，请主席阅示。”毛泽东在他的名上画了一个大红圈。
　　从中央领导人的批示看来，王的这份检查，谁都没有异议，已被顺利通过。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给人一个印象，似乎王炳南的“特嫌”问题已经过关，“特嫌”的罪名帽子可以摘掉了。但是，事情的发展并没有那么简单。
　　事实上，王炳南的处境依然如故，部党委没恢复他外交部的工作，仍然呆在家里闭门思过。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王的处境更加不利。
　　形势变化严峻、逼人。原来窥测王炳南、并定其为特嫌的人，仍然揪住王的问题不放。谢富治、康生虽然不便明目张胆地出面找茬子，但他们害王之心不死，不甘心就此罢休。
　　没有多久，康生的同乡、文革“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