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第3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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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越乡。”可见南朝时粮食作为比较笨重的商品，要进行大量的交易已非易事，若要从陆路进行长途贩运，其难度更大。这是后来李曜在闲暇之时所了解到的。

至于汉唐间大批粮食的长途运输，往往以水运为主。然而，粮食若作为商品进入市场，要最终实现销售，陆路运输又不可或缺。因为河川毕竟有限，无法四通八达。即使是水运到商品集散地，还须靠陆运才能散泄到星罗棋布的城乡粮食市场。所以，中国古代两地间的粮食陆路贩运距离的远近，关系到对当时粮食流通范围乃至对当时商品经济水平的估计。李曜到唐代之后，没多久就开始负责转运事宜，因此对这其中的损耗颇为心惊，现代人习惯了现代化的运输手段，再回头看古代的粮食运输损耗，格外地震惊，他曾拟就唐代粮食陆路长途贩运的距离试作量化研究，时或兼及水运距离，后来事务繁忙，便将这件事交给了陆运司和水运司，由他们去做计算，还真得出了结果。不过两司的计算是根据《九章算术》的算法算出来的，而那种表述方式李曜十分的不习惯，因此他私下仍然将其改换成了后世所学的模样，用英文字母来代替，然后将之核算了一次。

其实制约唐代粮食陆路贩运距离的经济因素，可分为粮食销售价和粮食经营成本两方面。而粮食经营成本包括粮食收购价、运输费用、商税、途中货物寄存费用等各项。其中运输费用一项，唐人称为“脚直”。李曜查阅《史记·货殖列传》，发现汉代商业利润平均为成本的20％，而唐人也有商人追逐什二之利的说法。他自己的计算即取为一个参数。因此，商人长途贩运粮食时，其期望的销售价与经营成本的关系用公式可表示为：

P＝C＋0。2C＝C＋tf＋sf＋0。2C

在正常情况下，商人长途贩运粮食的经营成本要多少？

首先，关于脚直。其中已包含照管所雇车马驴等的人手雇直、车损、马料、食宿等各种费用在内。《大唐六典·度支》对天下舟车水陆运输的脚直有明确规定：

“凡天下舟车，水陆载运，皆具为脚直。轻重贵贱，平易险涩而为之制。河南、河北、河东、关内等四道诸州，运租庸杂物等脚，每驮一百斤一百里一百文。山阪处一百二十文。车载一千斤九百文。黄河及缺水河并从幽州运至平州，上水十六文，下六文。余水上十五文，下五文。从澧、荆等州至扬州四文。其山孤险难驴少处，不得过一百五十文。平易处不得下八十文。其有人负处，两人分一驮。其用小舡处，并运向播、黔等州及涉海，各任本州量定”。

而据李曜现在的了解，至少当前北运，实际是每斗300里50文，也就是每千米折约6。25斤，则北运斛斗费用高出《大唐六典》所定车载脚直两倍多。

如果说朝廷方面，官方脚直依然按《大唐六典》规定执行。比如德宗时，从淮南转运诸州米至东渭桥，每斗船脚约用钱200文。若按斗米折6。25斤计算，从淮南至东渭桥的水路里程约2500余里，设若以《大唐六典》规定的水运脚直计算，其运费约为230余文。可见，《大唐六典》诸规定至少在德宗朝基本上仍在沿用，而且直到开成年间，仍是如此。开成四年四月七rì，圆仁由心净寺至县城，官家出面为其雇驴，20里路计驴功20文，即百斤百里百文。

然而各地民间脚直与官价差别就很大了。开成四年四月七rì，心净寺寺主为圆仁雇驴三头，骑之发去，驴一头行里，功钱五十文，三头计百五十文。折算成百斤百里250文。高出官定脚价150文。不过据西去开拓商贸的一批军械监商队回来说，在敦煌，驴驼的脚直却比较低廉。这个李曜倒是理解，去年，平康乡百姓冯文达奉差入京，雇八岁黄父驼1头，雇价准绢5疋。敦煌距京师3650里，假定驼rì行70里，仅路途往返便需104天，若按rì绢3尺的官定雇直计算，雇价绢为312尺，折约8匹。高出实际雇价2至3匹。若实际雇驼价未含驼料价，以驼rì给斗菽为准，往返所需驼料为10。4石。敦煌绢1匹，断价22硕。从敦煌至京师的雇驼价是5。5至6。5匹绢，低于官定脚价。这种差别，李曜为图方便，当然不可能算得那么清楚，便偷懒以价格还算适中的官定脚直作为民间脚直的参数。

其次，关于商税。大唐前期长期未开征全国xìng的商税。到天宝年间，始开征市肆之税，即《唐会要·太府寺》记载的“除陌钱每贯二十文。”征收的商品交易税为五十税一。唐后期，两税法规定的商税为三十税一。李曜对比后世的经济情况之后一直认为，这农税应该降低，而商税还要提高。

再次，关于途中的货物寄存费用。长途贩运若超过一天的行程，商人必须宿店停货，就发生货物寄存费用，唐代称为邸直。但是有较大一部分是免费的，所以李曜在计算时暂未计入经营成本。

最后，是粮食收购价。这个东西是涨跌幅度差距最大的。而李曜隐约记得后世全汉升的《唐代物价的变动》一文把唐代物价变动分为七个阶段，即唐初物价的上涨，太宗高宗间物价的下落，武周前后物价的上涨，开元天宝间的物价下落，安史之乱物价的上涨，两税法实行后物价的下落和唐末的上涨。由于安史之乱，唐末两个时期受战乱影响，粮价之高过于异常，不符合一般价格变动规律，故他在计算时不予涉及，只选用比较正常的太宗高宗时期、开元天宝时期、两税法实行后这三个阶段的粮价，作为参数。按说他应该选唐末时期，但他算这个东西的目的是弄清损耗比，以及可能获得的利润比，像他现在所处的这种时代，时涨时落，以他的数学能力，是没法计算的，只能作罢。

于是，他假设唐代粮食陆路长途贩运的距离为X，水运距离为Y，即可利用两地粮价高低之差，考虑商人的一般经营成本和平均商业利润，从而估算出X与Y的数值。

第一“题”，贞观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贞观十六年，米斗值5钱，尤贱处，计斗值3钱。因斗米约重6．25斤，百斗米重625斤。假定贩运百斗米，以法定脚直为准，则其车载脚直约为百斗每里6文，水路沿流约为3。75、3。13和2。5文；在两地粮价差仅为3文时，求陆路粮食贩运距离X的计算式为：

5×100：2×100＋6X＋×2／10

X≈36里；

水路贩运最远距离Y可达：

5×100＝2×100＋2．5Y＋×2／10，y≈87里。即在粮价相差3文的情况下，要保证有所赢利，粮食水陆贩运的最长距离均不过百里。其中，购买粮食成本占40％，陆路运输费用约占43．2％，水路运输费用约占21．9％。

第二“题”，高宗永淳元年，关中饥馑，米斗300。五月乙卯，关中先水灾，后旱煌，米斗400。若按上述方法计算，假定它州仍丰收，粮价为斗米5文，在两地粮价差为295文情况下，粮食陆路贩运距离X可达：

300×100＝5×100＋6X＋×2／10；X≈3333里。

即千里贩运可以实现。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史载“上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将幸东都。”采取的是就食政策，以人口流动取代粮食流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关中地狭，余粮不足以供应，而从外地运粮至京成本又太高，朝廷与百姓都不能承受。故《新唐书·食货一》后来写道：“其凶荒则有社仓赈结，不足则徙民就食诸州。”

第三“题”，开元六、七年，米斗3钱。开元九年，于阗粟斗别15文，折米斗26文。在粮价之差为23文时，能否实现粮食由关中或中原向西域的流通？计算结果是不能。因为在粮价差仅为23文时，粮食陆路贩运最远距离X为：

26×100＝3×100＋6X＋×2／10；X≈310里。而于阗距安西都护府治所西州就有2000里之遥。

第四“题”，开元十三年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20文。开元二十五年，米斗之价钱13，青齐问斗才3钱。取青齐米价斗3钱，两京米价斗20文计算，青齐与两京问能否实现千里贩运？齐州至东都1244里，青州距东都1607里。齐、青两州距长安更远。若陆运车载由齐州贩粮至东都，米百斗的经营成本是：

C＝3×100＋6×1244＝7764文，即每斗约78文。高出东都粮价58文。也就是说，在青齐与两京问粮价差仅为17文时，商人非但无利可图，还会赔本，故两地间的粮食千里贩运不可能实现。

第五“题”，天宝四载沙州和籴粮价，其中粟斗估27文、32文；敦煌“五谷时价”，其中粟一斗直钱叁拾肆文。按粟价斗40文，米斗70文的比例折算，沙州米价为47文、56文和60文。假定某地粮价为开元二十五年的米斗13文，取沙州最高粮价米斗60文计算，其粮食陆运车载的最远距离X为：

60×100＝13×100＋6X＋60×100×1／50＋×2／10

X≈600里。其中购买粮食成本占总成本的22％，运费约占总成本的60％。

第六“题”，德宗时期，关辅之地，年谷屡登，谷价约斗40有余，米价约斗70以下；而淮南诸州，米每斗当钱一百五十文。若陆运车载，斗米150文的价格，求百斗米的最远贩运距离X的计算式为：

150×100＝70×100＋6X＋150×100×1／30＋×2／10

X≈875里

而扬州到长安的陆路距离最近的也有2753里之遥。若水运，从长安至扬州2500余里的百斗粮食经营成本为：

C＝70×100＋＋150×100×1／30＝14321。6文

可见，无论水运、陆运，在长安与扬州间粮价差为80文时，不能实现两地间粮食远距离流通。

第七“题”，若两地间粮价差为150文时，能否实现陆路千里贩运？答案仍是否定的。元和元年，江淮大旱，宣州斗米价200。假定它处丰收，斗米50文，为卖出千米200文的高价，其陆运车载的最远距离X为：

200×100＝50×100＋6X＋200×100×1／30＋×2／10

X≈1851里；若水运其距离可达5000里，这是指在沿流而下时。在逻辑上销售价为斗米200文时，粮食陆运距离可超过千里，可实际上并不能实现。事实正如李翱所述，当宣州米价斗及200时，商人“舟米以来者相望”，并无陆运车载米到来。因为水运费用远比陆运费用低廉，获利更多。

第八“题”，开成五年，登州蓬莱县粟米1斗30文；莱州城外西南置市，粟米1斗50文；北海县米1斗60文；青州粟米1斗80文；禹城县粟米1斗45文。登、莱、青、齐4州虽近处海边，限于唐代海运十分困难，危险万分，又远离运河，因此，4州间的交通只能依赖陆路。四地间陆路里程分别是：蓬莱县至莱州城235里，莱州城至北海县205里，北海县至青州125里，青州城至属城县330里，蓬莱县至青州540里。

若当时从登州蓬莱县贩米100斗至235里外的莱州城出售，其陆运车载的经营成本：

C＝30×100＋235×6＋50×100×1／30＝4577文，即米斗46文。若获纯利十分之二，所贩每斗米的销售价至少需要达到54文。而莱州米价是每斗50文。虽获利稍少，两地间的粮食贩运还是可以实现的。其中，粮食购买成本约占总成本的66％，运费约占31％。

若当时从莱州城向200余里外的北海县贩粮100斗，其经营成本是：

C＝50×100＋205×6＋60×100×1／30＝6430文，即米斗64文。若获纯利十分之二，其异地销售价至少应在每斗76。8文以上。而北海县米价每斗为60文，故在如此低廉的价格水平上，两地问实现粮食贩运的可能xìng很小。其中，购买粮食成本在经营成本中比重约为78％，运费约为19％。

若当时从北海县贩粮至125里外的青州出售，米斗所需经营成本为：

C＝60×100＋125×6＋80×100×1／30＝7017文，即斗70文。以获利十分之二为准，青州米价至少应达每斗84文。青州实际米价为斗别80文。在获利稍少的情况下，两地间的粮食贩运可以实现。其中，购粮成本占经营本的86％，运费约占11％。

若当时从蓬莱县贩米至540里外的青州，百斗所需经营成本C＝30×100＋540×6＋80×100×1／30＝6507文，即斗65文。其中，购粮成本约占经营总成本的46％，运费约为50％。若获取十分之二的纯利，在青州至少要以斗别78文的价格销售。而青州米价实际是斗80文，故两地间的粮食贩运完全有利可图。在此价格水平上，粮食贩运距离还可扩展：80×100＋6X＋80×100×1／30＋×2／10

X≈581里。

若当时从禹城县贩米至330里外的青州，百斗的经营成本C＝45×100＋330×6＋80×100×1／30＝6847文，即每斗68文。其中，购粮成本占经营成本的66％，运费约占29％。若取利十分之二，在青州至少要以每斗82文的价格出售。而青州实际粮价是每斗80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