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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唐再续-第3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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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经济学的“力行”。他在《致诸弟书》中,他说:“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他认为“力行”就是要“脚踏实地”,“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知一句便行一句,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注重实效,反对“但凭心所悬惴者为高。”其务实态度与当时以倭仁为代表的主敬派不同,主敬派认为程、朱已将解决,后来学者只需一切照旧。

其次是重新解释“理”,以“礼”实践“仁”,以“法”惩罚犯罪。

曾国藩的经济新儒学由于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因此他重新解释理学的“理”。他说:“理则礼也”,这就是说在道的根本是“理”,但是这个“理”有其外在的表现,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礼”。《论语》记载: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rì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仁”是儒家思想核心,从理论与实践来看,“仁”属于“理”的范畴,而“礼”则是属于实践的范畴,因此,从曾国藩的经济新儒学出发,他更重视“礼”的方面。他说:“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xìng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正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他认为学礼就是“经济之学”。“尝谓古人无所云经济之学,治世之术,一衷于礼而己。”“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莫大于仁,外莫名于礼。”

因此,要落实“仁”的最高境界,就必须实践“礼”。“礼”是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典章制度的总称。作为典章制度,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作为道德规范,它是国家领导者一切行为的标准和要求。

在孔子以前已有夏礼、殷礼、周礼。夏、殷、周三代之礼,因革相沿,到周公时代的周礼,已比较完善。孔子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限制。到了战国时期,孟子把仁、义、礼、智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礼为“辞让之心”,成为人的德行之一。荀子比孟子更为重视礼,他著有《礼论》,论证了“礼”的起源和社会作用。他认为礼使社会上每个人在贵贱、长幼、贫富等等级制中都有恰当的地位。

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礼”不断的发生着改变和调整,“礼”这个概念赋予更多更新的内容,几乎已经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一切道德准则。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社会以“礼”治国,“礼”不仅是约束人心的道德准则,而且亦具有某些法律上效应。违背了“礼”,不仅要受到道德的谴责,而且也要受到礼法的制裁。

曾国藩处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新旧之交的那个时期,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礼”作为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jīng神素质的修养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他把“礼”定位为“仁”的道德实践,而使它与法律渐渐分开。在曾国藩时代,“礼”与“法”不分的时代渐渐过去。“礼”作为道德上规范可从源头控制犯罪,而法律则是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对害群之马予以惩罚。因此,曾国藩一方面强调以“礼”化人,另一方面又强调“以法治国”。在世风rì下,犯罪rì多的末世,曾国藩提出用“严刑峻法”的办法来达到以法治吏、以法治民、以法治讼的目的,从而实现仁义治天下,他认为,通过这种礼法结合的方法与手段,必然会出现“仁政”,使天下真正大治。

在曾国藩那里,“礼”可治本,“法”可治表,但是要想实现以礼治国,就必须发挥法律的作用,以保证的“礼”的顺利实行。如何实现这一目的呢?那就必须保证法律的公正和严明。曾国藩曾说:“用法从严,并不是没有条律,不像屠夫杀猪那样,而是‘要以jīng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jǐng,而后寸心乃安’。”也就是说,要从严而适当,恰如其分。“赏一人而天下劝,刑一人而天下怨。”但要达到这一美好理想,执法者就必须要严格要求自己。自己不但要公正,还须透明。在曾国藩看来,“心不公明,则虽有良法百条,行之全失本意。心诚公明,则法所未备者,临时可增新法,以期便民。”在这里,曾国藩要执法者以高标准要求自己,所以他又说:“任法不如任人”。

对于执法者不能公正、公平对待案子而造成的冤狱和累讼,曾国藩心中非常厌恶。他说,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他在刑部任职期间,京控、上控的案件,每年奏结数十案,咨结数百案。冤狱积累过多,必然导致反复拖拉,并且牵连无辜,这必然使得老百姓痛苦不堪。

对于冤狱与累讼,曾国藩不光给予了痛斥,还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与克服了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首先是严禁私自关押犯人。他曾出榜明确告知官吏与百姓:“以后管押犯人、证人,本州县必须立牌,以告知他人。待到情况查清楚后予以释放时,也一样要立牌晓示,让他人知晓。”从这里不难看出,曾国藩要求执法者在执法、行法过程中,必须做到公开公正,光明正大,以避免执法者以权谋私和违法乱纪的现象发生。

再次,是提倡原始儒学的民本思想,实践儒家的爱mínzhǔ张。

孔子说:“仁者,爱人”。孔子儒学的核心是“仁”,而“仁”就是“爱人”的意思,从孔子的“仁爱”,到曾子的“亲民”,再到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孔子说了,只有爱遍及众生,才算接近了“仁”(泛爱众而亲仁)。

曾国藩说,养民是为民,做官也是为民,当官不为民着想,那是我深恶痛绝的。为民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曲爱民歌,不是做几件事情摆摆样子,而是要真心实意地爱,爱字中间有一个“心”字,所以爱民就要出于“真心”。

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曾国藩说:大抵与士兵和百姓交往,只要真心实意地爱护他们,就可以得到他们的谅解。

“爱民”,曾国藩在给沅弟的家书中屡次提及,而且做得也好。他语重心长地对沅弟说:“弟在军中,望常以爱民诚恳之意,庶胜则可以立功,败亦不至造孽。当此大乱之世,吾辈立身行间,最容造孽,亦最易积德。”他曾做《劝诫营官四条》,其中第一条是“禁sāo扰以安民”。还作《爱民歌》,在军队中广为传诵。

但是,爱人也不是无原则的,为了保护多数人的利益,必须赏罚严明。曾国藩说:“古代人带兵打仗,首先强调赏罚分明。”他为了惩治贪官污吏,便设置新的机构办案。曾国藩早就对清朝地方官吏**无能深怀不满,更不信任承办案件的旧官吏。他设置新的机构,自行审案杀人。

他不辱圣命,实行峻法的刚挺之气令大小贪官胆战心惊,这种作风一直到他任直隶总督时还如此。

又次,是打破官方儒学的**思想,坚持mínzhǔ管理任人唯贤。

自从西汉以来,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以后,官方儒学就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董仲舒所制定那一套三纲五常的官方儒学rì益变成封建**主义的保护伞,这样就使儒学脱离了民本和mínzhǔ的本意。

我们常常把儒学叫做名教,西汉大儒董仲舒倡导“审察名号,教化万民”。汉武帝把符合封建统治利益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等“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用它对百姓进行教化,称“以名为教”。内容主要就是三纲五常,故也有“纲常名教”的说法。可从原始儒学来看,孔子所说的“名”并非只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子路问孔子:“卫君等待老师您去治理国政,您将先做什么呢?”孔子说:“那一定是先正名分啊!”“正名”是孔子“仁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名的具体内容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有“名正”才可以做到“言顺”,接下来的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与“三纲”有本质的区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各自要带头做好自己的事情,君必须像个君王,臣要像个臣子,父要像个父亲,儿要像个儿子,这里任何一对关系没有上下之分,是完全平等的,因此也就没有**的成分。例如,当君像个君王,他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就不可能高高在上去压迫人民。其他关系也是如此。而作为维护统治阶级秩序的“三纲”却是从上而下去制定维护秩序的政策,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从一开始就违背了平等的原则,当然也不可能再有mínzhǔ政治了。

孔子强调正名,每一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情,而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所做的事情就更多,它始终是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的,他始终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这样的人自然会被人民群众推上国家领袖的位置,被孔子极为称道的尧舜禹三代政治就是如此。因此,孔孟原始儒学是带有浓重的mínzhǔsè彩的。

曾国藩处于rì益没落的清朝末期,官场**,外侮内乱,在这样的形势下,他没有能力去实现孔子所说的mínzhǔ政治,但他在自己的范围内实现了mínzhǔ管理和任人唯贤。

曾国藩是一个文人,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当湘军统帅,只因他德高望重,在大众的推举下他才走上统帅的岗位。因此,曾国藩作为一个统帅,他不专权,不迷恋个人权力,他喜欢把自己的权力分配给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这样不仅奖励提拔了优秀人才,而且使他们成为统帅的重要臂膀。这些臂膀就是曾国藩所说的替手,他们既包括副手也包括接班人,他认为这是办大事第一等要紧事。

他曾经写信致九弟强调“办大事者以多多选替手为第一义”,信中说:“总须另有二堪为统带者,每人统五六千,弟自统七八千,然后可分可合。杏市而外,尚有何人可以分统?亦须早早提拨。办大事者以多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

曾国藩自己就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无论是陆军方面,还是水军方面他都选择了很称职的将领。比如说陆军,他任用罗泽南、塔齐布、胡林翼、鲍超、李续宾、曾国荃;水师方面,他提拔杨载福和彭玉麟这两位水师统领。他们都部分代替了他,在接班人上,他也做得比别人好,曾国藩最大的成果就是栽培了他的接班人李鸿章。

然后是倡导原始儒学的科学jīng神,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

自古以来,人们比较重视官方儒学“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把读书当官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轻视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实际上这是违背了原始儒学的科学jīng神的,也没有真正懂“学而优则仕”的意义。还有后人把樊迟问种田,孔子批评他为小人的话也误解了。

原汁原味的孔子思想是有科学jīng神的。孔子说:“君子不器。”这句话朱熹解释错了,受朱熹注解的影响,后世很多人把“君子不器”理解为君子不要去学习具体的科学知识,他不需要去学一种什么手艺为社会服务。

实际上孔子的真意是:“君子博学多识,他不只是一样东西,只有一种用途。”孔子的思想是有入世jīng神的。虽然君子没有时间和jīng力去掌握世间所有知识,但是他应该努力去学习世间一切知识为人类造福。按照佛教来说,既学会世间的一切知识,还要学会出世的知识。世间的知识就是“五明”,“五明”即语文学的声明、工艺学的工巧明、医药学的医方明、论理学的因明、宗教学的内明。

孔子自己就是多才多艺的,他从小就掌握了很多专业知识。《论语·子罕》太宰问子贡说:“孔夫子是圣人吗?为什么还会这样多才多艺呢?”子贡说:“这本是上天让他成为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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