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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唐再续-第3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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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许多人都认识到东南漕粮对长安的重要。萧颖士说:“兵食所资在东南”。白居易说,都畿者,利称近蜀之饶,未能足其用;田有上腴之利,不得充其费。“国家岁漕东南之粟以给焉,时发中都之廪以赈焉。所以赡关中之人,均天下之食,而古今不易之制也”。德宗时,刘晏说,江淮、潇湘、洞庭、衡阳、桂阳漕船,“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不仅使“天子无侧席之忧,都人见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胆,三河流离者于兹请命”。而且“舟车既通,百货杂集,航海梯山,可追贞观、永徽之盛”。宪宗敕书:“军国费用,取资江淮”。权德舆说:“赋取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宣宗制书:“禹贡九州,淮海为大,幅员八郡,井赋甚殷,……通彼漕运,京师赖之”。这说明唐代君臣都认识到,江淮漕运对京师粮价稳定,以及政治经济的重要作用。晚唐皮日休《汴河怀古》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下多”。“隋之疏淇汴,凿太行,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复有淇汴,北通涿鹿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在隋则害,在唐则利。”隋开运河为隋民之害、唐朝之利,宋张洎、明丘浚的评论,大要不出其范围。

为什么汉唐需要漕运东南粮食接济长安?这完全取决于关中天地人关系的消长。传统观点,认为户口多则国家强盛。但是,纯消费性人口的增长,即长安皇室、京官、禁军、士人等多种消费人口的增长,需要消耗大量粮食。他们是东南漕粮的直接受益者消耗者。京师纯消费性人口的增加,而关中生产投入的不足——国有土地数量减少(水利灌溉面积减少)和劳动力数量不足,是造成汉唐京师长安粮食供应依赖东南漕运的重要因素。古人常说,地小人众、人胜于地、生之者少食之众,并非老生常谈,而是反映了人们对粮食问题的忧患意识。

京师皇室及服务人口众多。汉武帝时,司马迁就感受到了长安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称长安“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是当时三个地小人众的地区之一。《汉书·地理志》记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京兆人口就达到68万多,人口密度为95人/平方公里。长安县的人口已达到8万余户,24万口。西晋时关中人口百余万。唐长安人口约70万,其中,唐皇室宗室人口至少在3万人,开元、天宝中,宦官约5000—10000人,宫女约5万人,官奴婢有3万人,工匠乐户约3…4万人。总之,皇室及其服务人口大约15万。

京师官员人数增加。官员中,有京官(内官)和外官之分;胥吏中,有京师胥吏和外地胥吏之别。京官(内官),指京师帝王之官。内职掌,指为帝王及其家属服务的人员。职掌,指胥吏。京官和京吏之俸禄和粮料,由太仓支给。西汉哀帝(前6…2年)全国官吏130285员,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全国官吏368668员,700年间,唐比汉增加了近3倍。西汉京师官吏数,史书不载。东汉(25…220年)京官1055员、京吏14225员;唐贞观六年(632)京官640多员;开元二十五年京官2620员、京吏35107员。500年间,唐比汉增加了2·46倍。100年间,开元比贞观增加了4倍。

官员人数的增加,意味着禄米、职分田等的增加。唐京官有禄米、俸料、职分田、公廨田。京官,禄米自七百石至五十二石不等,外官禄米减京官一等。京官禄米,以太仓之粟充之。京官禄米一年约五十余万石。京官俸料,包括月俸钱、食料、杂用、课钱四部分,分别指官员购买粮食以外的生活必需品补助、工作餐和个人生活补助、自备工作所需物品补助、护卫和庶仆代役使钱之补助。上述四项,后合并为一种俸料供给。京官及外官,都有职分田和公廨田。京官及文武职事各职分田,自十二顷至二顷不等,并去京城百里内给。京兆、河南府及京县官人职分田,京城百里外给。京官公廨田,自二十六顷至二顷不等。“自大历(766)以来,关中匱竭,時物騰贵,内官不给。乃減外官职田三分之一,以给京官俸。毎岁通计,文武正员、员外官及内侍省、闲廐、五坊、南北衙、宿卫并教坊内人家粮等,凡给米七十万石。”

汉唐京官禄米取给太仓,是漕粮支出的大宗。汉官品级,以俸禄粮石数为名,如二千石、中二千石等。唐德宗建中年间(780…783年),杜佑上奏:“当开元天宝之中,四方无虞,百姓全实。大凡编户九百余万,吏员虽众,经用虽繁,人有力余,帑藏丰溢,纵或枉費,不足为忧。今兵革未宁,黎庶凋瘵。数年前,天下籍帐到省百三十余万户。自圣上御极,分命使臣,按地收敛,土户与客户共計得三百余万,比天宝才三分之一,就中浮寄乃五分有二。出租賦者减耗若此,食租赋者岂非可仍旧如”。官员数量的增加,而交纳租赋者减少,是当时主要的政治经济问题,影响到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引起经国大臣的忧虑。

京师军队人数众多。武德年间,禁军约3万人。开元二十六年(738)北门禁军约3万人。自开元至天宝,驻守京师的宿卫兵约10万人,其中北门禁军3万,长从宿卫66000人。加上驻守同州、华州、歧州等,约12万人。唐前期府兵自办衣粮,而募兵则由国家供养。如按《汉书·食货志》“食,人月一石半”计,则10万军士,一年至少需要二百万石军粮,而不包括马料在内。天宝中,度支岁计,粟则二千五百余万石,其中三百万折绢布入两京库,三百万石回充米斗供尚食及诸司官厨等料并入京仓,四百万江淮回造米转入京,充京官禄米及诸司粮料,五百万留当州官禄及递粮,一千万诸道节度使军粮及贮当州仓。长安的皇宫尚食、京官禄米及折色占一千万石,各地节度使军粮约一千万。建中二年,沈既济上疏:“臣尝計天下财赋,耗斁之大者,惟二事焉,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轴犹空。”吕祖谦说:“大抵这两事,常相为消长,兵与漕运常相关。所谓宗庙、社稷之类,十分不费一分;所费广者,全在用兵。所谓漕运常视兵多少”。“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坏,未尽仰给大农,所以唐高祖、太宗运粟于关中不过十万。后来明皇府兵之法渐坏,(募)兵渐多,所以漕粟自此多。……府兵之法坏,聚兵既多,所以漕运不得不详矣”。汉唐长安漕运的增加,与禄米、军粮有直接关系。

京师士人太多。读书人口增加,是使京师粮食消费增加、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隋官制,对唐乃至对中国后期皇朝影响甚巨。在影响京师长安粮食供应问题上,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隋废除九品中正制,举行科举考试,读书人要到京师参加科举考试。第二,隋官员任命考核权归吏部,所有官员都要到京师等待诠选。这两种人聚集到京师,影响到京师的粮食供应和物价平稳。当时官员曾论及于此。开元三年(715)张九龄上疏说,“每岁选者动以万计,京师米物为之空虚”。开元十七年(729)国子祭酒杨说,“每年应举常有千数,及第两监不过一二十人。恐三千学徒,虚费官廪;两监博士,滥糜天禄。”约玄宗开元后期,洋州刺史赵匡上奏论科举弊端,第九条“官司运江淮之储,计五费其四,乃达京邑,刍薪之贵,又十倍四方。而举选之人,每年攒会,计其人畜,盖将数万,无成而归,徒令关中烦耗,其弊九也。”这些人消耗了长安来之不易的江淮漕运米。德宗时,礼部员外郎沈既济上奏论科举弊端,提出“当今天下凋敝之本实为士人太多”的观点,他说:“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往,乌聚云合,穷关中地力之产,奉四方游食之资,是以筋力尽于漕运,薪粒方于桂玉,由是斯人,索我京邑”;“当今天下凋敝之本,实为士人太多。何者?凡士人之家,皆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使下奉其上不足故也。大率一家有养百口者,有养十口者,多少通计,一家不减二十人,万家约有二十万口”,他主张,如果一万人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则“我减浮食之口二十万,彼加浮食之人二十万;则我弊益减,而彼人益困。”减少浮食人口,可以稳定京师物价。洋州是天宝之乱后江淮漕运自汉水达洋州以输于扶风的必经之地,洋州刺史赵匡亲历督漕艰难;礼部官员职掌贡举之政令,礼部员外郎沈既济亲见京师贡举人数之多,亲历职事之繁。因此他们关于唐德宗时代京师物价昂贵、漕粮运输艰难、粮食消费繁重的认识,反映了实际情况。杜佑又探究了官制和科举弊端产生的根由,乃是唐代州郡县数量增多,选官途径增多,选官权悉归吏部。秦代列郡四十,两汉郡国百余,唐朝则有三百五十郡。郡县增加,必然增加官员数量。“秦法,农与战始得入官。汉有孝悌、力田、贤良、方正之科;岁郡国率二十万口贡止一人,约计当时天下推荐,天下才过百数;……开元、天宝之中,一岁贡举,凡有数千。而门资、武功、艺术、胥吏,名目众多,……比于汉代,且增数十百倍。安得不重设吏职”。自隋文帝开始,“内外一命,悉归吏部,……执政参吏部之职,吏部总州郡之权。”到京师参加诠选官员的数量必然增加。杜佑建议“俾士寡而农工商众,始可以省吏员,始可以安黎庶”。

京师佛道人口增多。唐长安佛寺众多,韦述在开元年间统计,长安有佛寺64所,尼寺27所,共计91所。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记载长安有佛寺81所,尼寺28所,共计109所。长安附近及秦岭山上还有许多佛寺,估计天宝时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佛寺至少在130…150所。如果按照每寺200人计,则长安及其地区的僧尼26000…30000人。长安城内共有道观30所,如果按照每所道观50人计,则有道士女冠5000人左右。寺院道观占有大量土地及其地租收入。但寺院道观占地,会减少关中纳粮地亩。杜佑指出关中粮食消费增多,是由于“仕宦之途猥多,道释之教渐起,浮华浸盛,未业日滋”等社会因素。

总之,盛唐时,长安人口约70万,其中依赖国家供给粮食的人口约32万,包括皇室及服务人员15万、京官和京吏37727,禁军和附近驻军12万,到京师参加选官和科举者最高1万等四种人口。如按每人年需18石计,长安依赖国家供给的30余万人口,约需粮食580万石左右。

关中郑白渠下农田,一年是否能提供580万石左右的粮食?土地,作为自然环境要素,指土壤、水系、动植物和气候等;作为生产要素,指耕地。关中生产投入不足,使其不能生产更多粮食。生产投入不足,指水利田面积的减少和劳动力人口的不足;人口减少,指关中向国家纳粮的农业劳动力(课户课口)的减少。在劳动人口素质、生产工具和技术水平不变时,耕地数量和劳动力数量投入的增加,是生产发展的关键因素。耕地和纳粮户口,才是统一皇朝发展的地理和物质基础。与消费人口的增加相反,关中土地生产能力不足,民田不足、水田减少,农业劳动力分散。

首先,耕地总量变动不多,但是关中为国家纳粮的土地面积减少。当秦孝公(前361—前338年)用商鞅变法时,关中地多人少,三晋人多地少,关中是吸引三晋的宽乡。到北朝和隋唐时,一千年间,关中人地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地广人稀,变成地少人众;由“宽乡”变成“狭乡”。宽乡指土地充足农户受田多,狭乡指土地不足农户受田少。为什么关中水利田面积会减少?大致有四种因素:

(1)王侯之家(食封之家)数量增加,使水利田面积和农户减少。分封,就是允许王侯之家直接占有大量耕地及其民户,自收租税。这必然减少国家的纳粮户和租税收入。汉初王侯百余人,王侯占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王侯土地多在东南。朝廷只有三河、东郡、颖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共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食邑还在其中。因此,汉初每年从关东漕运以供给京师不过数十万石,原因是京师官员数量少、朝廷领有郡县少。汉武帝削弱诸侯王,名山陂海尽归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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