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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唐再续-第3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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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隋唐京官的职分田、公廨田、赐田,多在京城百里内外,减少了关中纳粮土地和农户,从而减少了关中的土地生产能力和国家收入。隋朝开皇初(589年),苏威认为京师“户口滋多,民田不贍。欲减功臣之地,以给民。”但王谊说,“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功臣土地多,而民田不赡。关中及三河,民田不足尤甚。开皇十二年,“时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议者咸欲徙就宽乡。其年冬,帝命诸州考使议之,又令尚书以其事策问四方贡士,竟无长算。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毎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关中成为著名的狭乡,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3)佛道寺院占地甚多。狄仁杰说:“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4)长安皇宫、王府、官邸、旅舍、民用和商业建设的增加。以上诸多因素,都使关中耕地减少。

其次,权势之家占有耕地,势必占有水利资源,关中郑白渠灌溉面积减少。唐朝重视水利事业,盛唐时关内道水利工程9项,次于河北道和河南道。关中水利工程,大半因汉魏之旧,但是工程数量、新辟水源和营建技术上都超过了前代。同州自龙门引黄河溉田六千余顷,朝邑、河西引洛水和黄河水灌田,水利工程向渭河南岸扩展。但是郑白渠的灌溉面积减少了。秦汉时郑白渠灌溉面积达4万余顷。唐朝权势之家多在泾河渠道两岸设置水磨牟利,使水量减少,灌溉面积减少。高宗永徽六年(665),雍州长史长孙祥奏说:“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僧大贾竞造碾磑,止溉一万许顷”。在高宗、玄宗、代宗、宪宗时代,王公权要之家以水碾阻断水流妨碍民田的情况,非常严重,京兆府的官员不止一次地依法撤去私碾,但是不久就恢复如旧。“至大历中(766…779),水田才得六千二百余顷”。自大历到宝历(826)六十年间,上游泾阳县权势之家阻断水流,影响了下游高陵县灌溉。要之,围绕郑白渠水利所进行的水磨和灌溉之争,实际是豪强争夺国家的利益,郑白渠的灌溉能力大大缩减了。

再次,劳动力投入不足,关中社会总人口中,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不足。唐朝京师各种消费性人口增长,而为国家纳税的农业生产力人口减少了,中唐以后情况尤甚。不少官员都指出,佛道人数增多,减少劳动力人口,从而减少了国家税收。狄仁杰说:“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李峤说:“道人私度者几数十万人,其中高户多丁,……且国计军防,并仰丁口,今丁口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赋,何以补之?”姚崇说:“自神龙以来,公主及外戚皆奏请度人。……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杨炎说:“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佛道寺院占有土地、荫附避役农民,而为国家纳税的劳动人口大大减少了。德宗时,礼部员外郎沈既济指出,近代以来,入仕之门太多,贵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入仕者多,则农工益少;农工益少,则物不足,物不足则国贫。九品之家,不纳赋税,子弟又得荫补恩奖,坐食百姓。得仕者如升仙,不仕者如沈泉。欢娱忧苦,若天地之相远,禄利之资太厚。尽管缺少数量统计,但为国家纳粮农业劳动力减少,而仰食于太仓者增多,确是唐人比较普遍的看法。

汉唐时关中不足以供长安。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大旱,隋文帝率百官、百姓到洛阳“就食”。唐高宗、武则天和唐玄宗等,时常到东都洛阳“就食”。武则天前后居洛阳30年210天。关中粮食不足,洛阳漕运便利,当是原因之一。唐高宗末年(683年)陈子昂上奏:“臣闻秦都咸阳之时,汉都长安之日,山河为固,天下服矣。然犹北取胡宛之利,南资巴蜀之饶,自渭入河,转关东之粟;踰沙绝漠,致山西之储。然后能削平天下,弹压诸侯。……今则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贏粮。北国丁男,十五乘塞,岁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为阙矣。即所余者,独三辅之间尔。顷遭荒谨,人被荐饥。自河已西,莫非赤地;循陇已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转徙,妻子流离,委家丧业,膏原润莽,此朝廷之所备知也。……流人未返,田野尚芜,白骨纵横,阡陌无主,至于蓄积,尤可哀伤。……遂欲长驱大驾,按节秦京,千乘万骑,何方取给?”他反对从东都运送唐高宗灵柩回长安,其理由是三辅遭遇旱灾,长安无法供应朝廷百官的基本生活需求。开元二十一年裴耀卿上奏:“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但为秦中地狭,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匮乏”。关中地狭、粮食不足,成为朝廷最大的忧虑。

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杜佑《通典》指出,秦以关中而灭六国、唐以天下财赋供京师而国势不强的原因,在于关中水田和农业劳动力不足:“秦川是天下之上腴,关中为海内之雄地”。“按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矣。又以秦地旷而人寡,晋地狭而人稠,诱三晋人发秦地利,优其田宅,复及子孙。而使秦人应敌于外,非农与战,不得入官。大率百人则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兵强国富,职此之由。其后仕宦之途猥多,道释之教渐起,浮华浸盛,未业日滋。今大率百人,方十人为农,十人习战,其余皆务他业。以古准今,损益可知。又秦开郑渠,溉田四万顷。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关中沃衍,实在于斯。盛唐永徽中,两渠所溉唯万许顷。洎大历初,又减至六千二百余顷。比于汉代,减三万**千顷。每亩所减石余,即仅较四五百万石矣。地利损耗既如此,人力分散又如彼,欲求富强,其可得乎!……诚能复两渠之饶,究浮食之弊,恤农夫,诱其归,趣抚战士,励其勋伐,酌晁错之策,择险要之地,缮完城垒,用我所长,渐开屯田,更蓄财力,将冀收复河陇,岂唯自守而已哉!”杜佑从农业劳动人数和水利角度,来评论秦汉关中的富裕和唐中期关中的衰败。秦汉,关中农业劳动力占全部人口的二分之一,农田灌面积近五万顷;而唐朝,关中农业人口才十分之一,而灌溉面积不足万顷。如能恢复关中农业发展,就仍可建都关中。但杜佑也意识到关中经济地位的下降。稍后,韩愈《原道》说:“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古代农、工、贾都是生产者,只有士人才是消费者;唐代从事生产的仍是农、工、贾,消费者则包括士、僧、道,即“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生产者少消耗者众是财富贫乏、人民流离失所的根本原因。韩愈的说法,反映了人们对粮食生产与消费比例失衡问题的普遍忧虑。

开元、天宝时,当时天下赋税收入尚能满足长安所需的580万石粮食。天宝中,度支岁计粟二千五百余万石,其中一千万石入两京库、京仓,充尚食、京官粮料,五百万留当为外官禄米,一千万石供诸道节度使军粮及贮当州仓。德宗时“每岁天下共敛……税米麦共千六百余万石,其二百余万石供京师,千四百万石给充外费。”二百余万石供京师,比开元天宝时减少一千万石。需求依旧,而赋税收入减少,六宫尚不能及时供应,京官禄米俸料不能全给。自至德后(756年)不给京官禄米。“自大历(766年)以来,关中匱竭,时物騰贵,内官不给。乃減外官职田三分之一,以给京官俸。毎岁通计,文武正员、员外官及内侍省、闲廐、五坊、南北衙、宿卫并教坊内人家粮等,凡给米七十万石。”德宗兴元元年(784)十二月詔,“京百官及畿内官料俸,准元数支给。自幸奉天后,运路阻绝,百官俸料,或至阙绝,至是全给。”昭宗乾宁初,有官员建议“取中外九品以上官两月俸,助军兴。”遭到宰相的反对而作罢。

长安太仓所需的580万石粮食中,关中能生产多少粮食?关中能交纳多少粮食?史书关于郑国渠的灌溉效益的记载,是有问题。唐大历初,郑白渠灌溉6200余顷,以亩产4石计,则仅收248万余石;旱田3000余顷,以亩产1—2石计,约收30—60余万石。水旱田合计约收获300余万石。唐前期课户课**纳租米,建中以后按丁产户等交纳两税。关中农户能交入京仓的税粮,大约最多二百万石。开元二十二年后裴耀卿为转运使,三年运700万石。二十五年,年成丰收,朝廷在关中收购数百万石余粮,下诏停止当年关东漕粮运输。天宝中每年漕运二百五十万石,而德宗时“令江淮岁运米二百万石”。”要之,关中每年大约能提供二百多万石,需要漕运关东二三百万或四百万石,才能满足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需要。而这个数量正是汉武帝以后、唐德宗贞元以后,一般年份的漕运额。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郑白渠并没有“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以上分析了汉唐京师长安粮食供应并不完全依赖关中,而东南漕运亦占半数以上的各种社会因素。这个问题,与自然因素有无关系?朱士光先生根据陕西省气象局与气象台的统计,认为,自公元前2世纪至20世纪前半叶,关中水旱有增多趋势,并且与气候变化相关。春秋、战国、秦与西汉前期(公元前770—前122年),关中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高于现代1…2c,平均降水量多于现在。西汉后期至北朝(前121—581年),关中气候寒冷干旱。隋和唐前中期(581—805年)7、8世纪,关中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温度高于现代1c左右,年降水量高于现代。唐代后期即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至北宋(即贞元年间之后的9世纪—11世纪),气候凉干。

可以看出,长安的粮食供应与关中气候变化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性,即西汉前期和唐前中期,关中比较温暖湿润。这些时期,长安的粮食供应,主要依赖关中。汉武帝以后,及唐德宗贞元以后,关中气候以冷干为特征。长安的粮食供应,则主要来自东南漕运。这个变化,除了前述的各种社会因素外,温度和降水的变化,是造成关中粮食生产能力不足、依赖东南漕运的自然条件因素。温度的降低,降水的减少,主要通过影响作物的生长期和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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