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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唐再续-第4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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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各州长吏将外来的浮寄客户隐瞒起来,目的是如遇灾害,土户无力负担赋税时,就可以从浮寄客户身上征收一些钱物,以分担土户过重的负担,度过难关。前揭越州贞元十年应进的绫榖中途散失,长吏准备“请新来客户续补前数”就属此类。这也就是被当时人视其为德政的原因了。两税法后的民户迁徙还直接造成浮寄客户从事工业者日益增多。自两税法以后,有众多南人北上,北人南下,“移民”、“侨寄”。这些人在京畿、广陵、扬州等繁华都市,从事工商业活动,活跃了唐后期的社会经济。

如果说安史之乱,后浮寄客户从事工商业,还是星罗棋布地散在各地,那么,两税法后,他们就成帮结伙地集中在一些繁华都市。在盩厔县,他们竟然“多于县人十九”;而扬州的侨寄工商侵街衢造屋,以致妨碍了扬州城的交通!由此可知两税法后浮寄客户较前大为增多。不言而喻,他们是两税法后大量外徙民户的一部分。

总的来说,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有三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税制改革,即唐代的两税法、明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摊丁入亩”。其中两税法是最具开创性的一次变革,明清赋税变革只是在其基础上对落后税制的完善和补充而已。

尽管两税法在实施中并没有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甚至不能使人民安定生活,但是它的出现打破了自西周以来传统的财政思想,实现了从“丁身税制”到“舍丁税地”的巨大转变,开创了一个新的税制时代。

两税法中体现的“量出制入”,“便利”,“公平”的财政原则不仅在当时,而且在现在也有重大的意义,成为以后各理财家进行财税改革所追求的目标。西方经济学也仅仅是到了1766年亚当·斯密才明确地提出了财政史上的四大原则:“公平,便利,确定,经济”,至于“量出制入”的财政原则中体现的财税预算思想也具有独创性,超越了西方1000多年。两税法的实行是土地兼并改变土地占有状况在赋役制度上的反映,也体现出当时社会经济发生的深刻变化。唐以后的封建社会经济演变,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一历史趋势前进。

总之,两税法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在中国赋税制度和财政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因为如此,两税法在实行后的800年里,一直是封建国家赋税制度稳固的基础。

卷二开山军使第214章秦王之尊(卅五)

“我欲废除丁税。”

这句话出自天下任何人口中,无疑都只能是一句笑话,但出现在此时的李曜口中,那就不是笑话,而是惊雷。

何知浅先是错愕,继而大喜:“丁税若可废除,右相遂成万家生佛,高功大德,万世无量!”

黄崇嘏本来还颇有看戏般的惬意,此刻也是脸色一变:“丁税若废,虽是善政,然则中枢宁不缺钱?”

王宗范本已被李曜的博学震得失魂落魄,此时也猛然一惊,忽然想起一件事,惊道:“难道右相治下,工税、商税已经足抵丁税之数了?”

李曜看了他们的反应,哈哈大笑:“丁税之废,某筹划数载,备下方案没有十套,也有八套。你等自然不知,某为何对丁税这般痛恨……其实非但丁税,实际上与丁税类似的盐税,也在本相意欲废除之列。”

盐税一出口,几乎直接将三人惊得下巴脱臼!大唐盐税之重,在李曜主政之前,约占朝廷岁入六成!若废丁税盐税,朝廷以后就全指望大唐钱庄借钱度日了吗?

黄崇嘏倒抽一口冷气,试探着问:“右相这是要行税制变法之举?”

李曜点头,沉声道:“苛政猛于虎!税制不改,天下永无宁日。尤其如今战乱频仍已久,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再不清理、变更,百姓如何生存?本相既为宰辅,当记汉时曲逆献侯无风注:指陈平。之言:‘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而今国困民疲,若再行苛政,如竭泽而渔,岂得长治久安?实非圣王之道。我宰辅天下,论宗旨者,为民执政;论手段者,减税去役。”

何知浅心悦诚服,诚心赞道:“右相胸怀,知浅今日始知,千年之役,一朝敢废!某虽无德无才,然右相若有驱策,敢不应命?”

黄崇嘏心中也是一阵激荡,恨不得也表个态度,忽然想道:“所谓观其言、查其行,李右相这话说得诚然极好,但他究竟是否这般去做,还须去关中看了才知。”当下便只是再赞几句,并未如何知浅那般,恨不得掏心掏肺。

倒是王宗范长叹一声:“右相所言,若无虚拖之意,蜀国之败,恐怕只在数年之间。”说罢一脸怅然。

李曜笑了笑,却没对这句略微涉及作战的话置评半句。倒是王宗范自己顿了顿,又问道:“只是某实在想不明白,中枢若不收丁税,则将两税法置于何地?”

其实丁税这个称呼,在后世更习惯于称呼为“人头税”。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十分复杂,就课税对象而言,有对人税、对田税、对物税等等。人头税,顾名思义,就是以人为课税对象的税收。其中既包括对有劳动能力的人的课税(如人丁税)和没有或失去劳动能力的人的课税(如对儿童、老人、病残之人的课税),也包括对男人的课税和对女人的课税;既包括对人所征课的货币税(如口赋、算赋、人丁钱捐之属),又包括对人征收的徭役(如兵役、力役,以及代役金);既包括对人的直接课税(即直接以人口为计税对象的税收),又包括对人的间接课税(如盐税,虽不直接征之于人,但人离开盐就无法生存,从这种意义上说,盐税实际上是变相的人头税。而当国家将盐、茶、酒按人口摊派时,则此时的盐、茶、酒税就更成为变相的人头税了,这也是李曜刚才提出废除丁税的同时也要废除盐税的原因。)等等。

中国历史上的人头税起源于何时?就李曜所知,最早的文字记载,似乎是见诸于甲骨文中的“役”,此外,《尚书。周书。牧誓》中有“役”的记载:“弗迓克奔,以役西土。”意即不要遏止他们投奔(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以便帮助我们(进攻商朝)。不过这里的“役”有帮助之意,还不能说是“人头税”。

《诗经》中有“君子于役”篇:“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这里所说的“役”却是实实在在的徭役。

《周礼》记载,“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时征其赋。”即宅地不树桑麻者要课以里布,有地不耕者要征收屋粟,不耕不织、游手好闲的人要按夫、家征税。“夫征”应指丁夫之税,“家征”应指出士徒车辇,给徭役。这里的“夫、家之征”则无疑属于“人头税”范畴。

据《周礼·地官·司徒》“均人”载,城郭地区20岁、身高须达7尺,至60岁,鄙野地区年15岁、身高须达6尺,至65岁的夫男,均属征调对象。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及疾者免役。至于每年出徭役的时间,据说:“凡均力政,以岁上下。丰年,则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则公旬用二日焉;无年,则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则无力政。”这里“公旬”应理解为“平均一年”,就是说一年均征役,丰年3日,中年2日,“无年”(没有貯备的年份)1日,凶札之年不征役。

由此观之,“役”字的出现,当在殷商时期,但那时的“役”是否具有完全意义的“人头税”,还难以断定,或许既有“帮助”之义,也有“徭役”之意。无论如何,中国古代的人头税(包括税与役),至迟应该出现在西周时期,或可追溯到殷商时期。

到了春秋时期,关于人头税的记载便史不绝书了,这就是方才何知浅说“千年之役”的意思。如管子说:“以正人籍,谓之离情也。”晋于是乎作州兵,这里所说的“兵”就是指兵役。《国语》载:“无夺民时,则百姓富。”“诸侯之士来归义者,今使复之三世,无知军事;秦四境之内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征。”此处的“使复之三世,无知军事”就是指免除三年的兵役。“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这里的赋则是指人头税,同时实行了口赋制度,史载:孝公十四年“初为赋”,即口赋。孟子更提出了著名的“三征”理论:“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等等。这里所说的“无夺民时”是指不要在农忙季节征发百姓的徭役,等等不胜枚举。战国时期,商鞅变法的措施之一就是即按成年人征税,就会使(人口统计)脱离实际情况。又载:齐王问“吾欲籍于人,何如?”管子对曰:“此隐情也”。意思是对人征税就会使人隐瞒人口数量。

殷、周及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头税内容尚属简约,只有成年男子的丁夫之税和徭役,且比较轻简。秦汉之际,人头税的内容逐渐繁杂且日益加重。秦承袭了商鞅变法时的“口赋”制度,汉代的人头税既有对儿童征收的口赋、献费,又有对成人征收的算赋、户赋等货币税,还有包括正卒、戍卒、更卒在内的徭役和徭役的代徭金——更赋(亦属货币税)。三国曹操实行租调制以后,这种直接对人的人头货币税被废除了,但是徭役仍然存在,而且增加了“调”。

“调”是以户为单位,按人头分摊,以实物(或帛、或布、或绵、或绢等)缴纳的一种军事征发,这种“调”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实物人头税。“调”与徭役并行的制度,经两晋、南北朝、隋、唐中前期一直循而未改,只是征收单位进行了一些调整,如曹操规定户调平均每户每年交纳绢二匹、绵二斤;西晋规定丁男作户主的,每年交绢三匹,绵三斤。户主是妇女和次丁男的,户调折半交纳。边远郡县交丁男户的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的户调;北魏规定一夫一妇(每户)每年出帛一匹、粟二石。15岁以上的未婚男女四人,从事耕织的奴婢八人,耕牛二十头,租调分别相当于一夫一妇的数量;北齐规定一床(一夫一妇)调绢一匹,绵八两;北周、隋的规定与此大体相同;唐中前期规定绸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服役二十天,若不服役,每天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叫做庸。贵族官僚享有免纳租调和不服徭役的特权。

而方才王宗范提到两税法,的确是问题的关键之一。

至唐中后期实行两税法之后,随着赋役制度的变革,人头税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人头税并入地亩,但丁额不废,人头税照征不误,只是与田赋并征,而且以银代纳,变成了货币人头税。

在原先的历史上,五代十国期间,杂税丛集,税及白骨。其中便有人头税,如后晋的赵在礼令宋州,贪暴逾制,百姓苦之。后移镇永兴,百姓欣贺曰:“拔却眼中钉矣!”在礼闻之,仍求复任宋州,每岁户口,不论主客,俱征钱一千,名曰“拔钉钱”。南唐张崇帅庐州,所为不法,尝入觐,庐人曰:“渠伊杨不复来矣!”崇归,计日索“渠伊钱”。明年又入觐,盛有罢府之议,人不敢实指,道路相视,皆捋须相庆。崇归,又征“捋须钱”,此等苛杂皆属人头税之类。两宋时代,承袭了五代十国的恶税,并有发展。但类似“拔钉钱”、“渠伊钱”、“捋须钱”的苛杂已不多见,只有“免夫钱”(即宋与金合兵灭辽时,对应出力役的人所征之税)可属于这种苛杂,但两宋时期的徭役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由于唐安史之乱以后,府兵制遭到破坏,到两宋时就全面改行募兵制;一般的力役多由廂军承担,很少征之于百姓。所以徭役中不再包括兵役和一般力役,而仅指职役。两宋时的职役包括:“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以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给使令;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掏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定差。京百司补吏,须不碍役乃听。”由于职役的差役法(按户等派差)对百姓的扰害太大,所以有识之士曾多方呼吁改革,直至王安石变法始由差役改为募役(即雇役),以后司马光又改为差役,此后,时募时差;里正、户长、乡书手之役,主要是督收赋税;耆长、弓手、壮丁之役则属维持地方治安;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之役则是传送官府敕令、文书;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掏之役均属州、县之杂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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