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冰船-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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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谢词及作者小注
　　作者对那些在写作此书时给予了我宝贵帮助的诸君致以谢意。首先要感谢我的好友埃里克·卡尔森和西莫·兰皮伦，感谢他们在北极圈内对我的照顾和迁就。我要感谢约翰·爱德华兹，是他建议我去芬兰，并且帮我实现了它。我还要感谢伊恩·阿德库克，当我们于1982　　年2　月初驱车横穿芬兰北部的时候，我曾经不止一次，而是三次带着他陷进了雪堆，他却平静如常，并未对我大发雷霆。
　　我还要感谢芬兰绅士中的一位外交家伯恩哈特·弗兰德，他在某些更加令人尴尬的场合——正好在芬俄边界上——也同样地使我陷进了雪堆。我们两人都得感谢芬兰军队，是他们把我们救了出来。
　　最后，我还不能不提起菲利普·霍尔，他从头到尾给了我热情的支持，在我表达谢意的名单里决不能没有他。
　　约翰·加德纳
　　1的黎波里事件
　　在的黎波里东南大约十五公里的地方，座落着利比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事贸易谈判大院。
　　这座大院临近海岸，大院四周全部被芳香的桉树、成熟的柏树和高大的松树荫蔽着，使那些喜欢窥探的人什么也瞧不见。
　　从空中俯瞰，这里很容易被人当作是一座监狱。这块腰子形的地区四周竟围上了三层六米高的防龙卷风围墙，每一道围墙上面又加上了一道一米高的通电铁丝网。
　　晚上，警犬在围墙之间的通道上转悠，正规的巡逻兵乘坐着卡斯卡维尔型装甲车在围墙外边兜圈子。
　　大院里的建筑物大部分都有其特殊的用途。一座木结构的低矮兵营，是供保安部队居住的；两栋更为舒适的房子用作“宾馆”——一栋供外国军事代表团居住，另一栋是供利比亚本国的军事谈判团居住的。
　　在两栋宾馆中间，有一幢气势恢宏的单层建筑物。它那一米多厚的坚实墙壁，被掩盖在光滑的粉红色水泥墙面和迎面耸立的一座拱形门廊下面。一级级台阶通向这座建筑物的大门。一进大门就有一条走廊把内部一分为二。
　　走廊两边是许多间行政办公室，以及一间无线电收发室。走廊尽头是两扇高大沉重的门。门里是一间又长又窄的会议厅，这里除了一张巨大的会议桌、桌旁的椅子以及可供放映电影、录像带和幻灯片的设备外，别无其他任何东西。
　　这是大院里最为重要的房间。它没有窗子，全靠空调来保持恒温，屋子尽头有一扇小小的金属门，供清洁工和保安人员使用。它是这个会议厅仅有的另一个出口。
　　这座军事贸易使团大院每年大约只使用五、六次。大院内的活动一直处于西方民主国家情报机构的监视下，他们也确实是尽心尽力的。
　　出事的那天早晨，在这座大院里工作的人大约有一百四十个。
　　西方国家首都的那些人一直关注着中东的形势。他们知道，一项协议已经达成了。虽说发表官方声明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然而，到头来利比亚还是会得到更多的导弹、飞机和各式各样的重型军事装备，来扩大它那已经装备齐全的军火库。
　　谈判的最后一次会议定于九点一刻开始。谈判双方都严格地遵照协定。
　　利比亚和苏联代表团——两个代表团各有大约二十名成员——在粉红色水泥的建筑物前和蔼地见了面，寒暄一番以后，一同走了进去，穿过走廊，来到高大的门前。两名武装警卫打开了那两扇运转灵活、无声无息的大门。
　　两个代表团里大约有一半成员已经走进了那间屋子，这时，整个队伍突然停住了脚步，被他们眼前的景象吓得目瞪口呆。
　　在屋子的另一头，十个穿着一模一样服装的人排成一行站在那里，围成了一个大大的半圆形。他们都穿着战斗短外套、灰斜纹布长裤，裤脚塞进长统皮靴里。更使人毛骨悚然的是，这些人的面部都蒙着一层薄薄的伪装网，上头压了一顶黑色贝雷帽，贝雷帽上全都别着一枚闪亮的银质徽章。徽章上有个骷髅头，下面是“纳萨”这两个缩写字母，两侧是神秘的闪电符号。
　　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是，就在两个代表团到达这座建筑物之前不到十分钟，利比亚的军官们还彻底检查过这间屋子。
　　这十个人每一个都摆出了标准的射击姿势：右腿在前，膝部弯曲，自动手枪或自动步枪的枪托紧紧贴着臀部。十支枪口指着已经进了屋子的代表和还在外面走廊上的其他代表。这样的场面静止了两秒钟。然后，在一片混乱和恐惧爆发出来的同时，子弹开了花。
　　十支自动武器有条不紊地对准门口喷射着火力。子弹撕裂着血肉和骨头。在这个封闭的环境里，轰鸣声更加显得震耳欲聋。
　　射击持续了不到一分钟，但是，当它停止的时候，除了六名苏联和利比亚代表以外，其余的人都已死亡或受了重伤。只到这时，利比亚部队和安全官员们才行动起来。
　　暗杀小分队显示了高度的纪律性和良好的技术素养。在接下来的大约十五分钟枪战中，留在室内的入侵者只有三个被打中。其余的从后门逃了出去，在大院里占据了防御阵地。接下来的边打边跑的战斗又夺去了二十个人的生命。最后，整个十人小分队和他们的牺牲品全都像一盘希奇古怪的拼图玩具里的碎块似地，横七坚八地躺在地上死去了。
　　第二天早晨格林威治时间九点整，路透社接到了一个电话传送的信息。
　　几分钟后，信息的内容便传给了全世界的新闻媒介。内容如下：
　　昨日清晨，三架轻型飞机以低飞方式躲开了雷达探测，关闭了引擎，滑翔到了利比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的黎波里郊外防卫森严的军事贸易谈判团大院上空。
　　国家社会党行动军战斗部队的一支小分队乘坐降落伞，未被觉察地降落在大院内。
　　当天晚些时间，这支小分队对一大批人执行了死刑。这些人正在进一步邪恶地传播一直威胁着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我们自豪地悼念在执行这件崇高使命时英勇牺牲的这支小分队。它隶属于我们精锐的第一师。
　　共产主义国家与非共产主义国家或个人间，不论进行何种友好贸易活动，均将立即受到惩罚。我们将割断共产主义集团与自由世界其余国家的联系。
　　以上是国家社会党行动军最高指挥部的第一号公报。
　　国家社会党行动军（简称“纳萨”）的小分队使用的武器，全部是俄国制造的，有六支卡拉什尼科夫PRK　型轻机枪，四支PRK　型的小弟弟——轻便而十分有效的AKM　型突击步枪。当时，没有人看出这件事的险恶含意。的确，当今的世界已经习惯了恐怖主义，这次袭击只不过是新闻界许多头条新闻里的一条，而新闻界认为，“纳萨”只不过是一小撮法西斯主义的狂热分子而已。
　　被人们称之为“的黎波里事件”发生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英国共产党的五名成员举行了一次晚宴，款待三名负有友好使命访问伦敦的俄国共产党成员。
　　晚宴安排在离特拉法尔广场不远的一幢房子里举行。俄国客人带来了大量伏特加酒，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开怀畅饮了一通。正要喝咖啡的时候，大门口响起了门铃声，唤走了餐桌上的主人。
　　大门外站着四个人，身穿和的黎波里事件里的那些人相似的准军用制服。
　　那位主人——英国共产党里的一个善于大声疾呼的重要人物——当即被枪杀在自己的家门口。其余的四个英国人和三个俄国人在几秒钟之内也都被干掉了。
　　凶手失踪了，以后他们也没有被抓获到。
　　在对这八个被害者进行尸检时发现，他们全都是被俄国制造的武器杀害的，很可能是马卡诺夫自动手枪或是斯坦金自动手枪，而子弹经检查也都是在苏联制造的。
　　“纳萨”最高指挥部的第二号公报，是第二天格林威治时间九点钟发布的。这一次，参加行动的战斗部队小分队，据称是隶属于“阿道夫·希特勒指挥部”之一的。
　　在接下来的十二个月里，由“纳萨”最高指挥部实施的三十件多重谋杀的“事件”，一再成为报纸上的头条新闻。
　　在西柏林、波恩、巴黎、华盛顿、罗马、纽约、伦敦（有两次）、马德里、米兰，以及好几个中东城市，都有著名的重要共产党人遭到杀害，还有一些正在和他们进行官方来往或者仅仅是友好接触的人，也同时被杀害。在这些死者当中，有三个是坦率直言的英美工会会员。
　　有的暗杀小分队成员也因之丧命，但是，还没有生擒到这个组织的任何成员。有四次，“纳萨”分子用自杀逃脱了被俘的命运。
　　每一次暗杀，都经过周密的计划，以高度的军事准确性加以实施，完成得轻捷快速。在每一次事件之后，照例是那份最高指挥部公报，采用的是所有各种意识形态共同使用的矫揉造作的语言。每次公报都介绍了参加战斗的那支小分队的情况。
　　它们使用的陈旧的名字，勾起了人们对声名狼藉的第三帝国的丑恶回忆——海因里希·希姆莱党卫军师；海德里希营；赫曼·戈林突击中队；第一艾希曼指挥部。对于世界各国的警方及安全部门来说，这是唯一的不变因素：
　　唯一的线索。从死去的男性或女性“纳萨”分子身上，找不到任何线索。他们仿佛一出现就已经长大成人，生下来就是“纳萨”分子。没有一具尸体被查出身份来。法医专家苦苦研究着细微的线索；保安厅调查他们发现的情况；失踪者调查局沿着踪迹进行调查，他们追来追去，最后却像是遇到了一堵砖墙似的，被挡住了去路。
　　有家报纸发了一篇戏剧性的社论，采用40　　年代电影海报的夸张手法写道：
　　他们来自无人知晓的地方，杀人，或是死去，或是消失——返回到他们的巢穴里去。这些黑暗纳粹时代的追随者们是否从他们的坟墓中回到了人世，来向他们昔日的征服者报仇雪恨来了呢？迄今为止，城市恐怖活动绝大部分是受极左理想所驱动的。自成一体而身手不凡的“纳萨”，把这类活动带进了令人高度不安的新领域。
　　然而，在情报和安全机构的隐蔽秘密世界的阴影里，人们已经在不安地翻着身，好像刚做了一些恶梦，醒来后却发现这些恶梦都是真实的。他们开始交换观点，然后谨慎地交换情报。最后，他们在黑暗中摸索着结成了一个奇怪而没有先例的同盟。
　　2对金发女郎的偏爱
　　早在他参加情报局以前很久，詹姆斯·邦德就开始采用一种特殊的记忆体系，把电话号码存储在脑子里。现在，在他头脑的“记忆计算机”里，已经分门别类地存进了上千个人的电话号码，一有需要便可立刻查出。
　　大部分电话号码，是归在工作这一项下面的，所以无论如何，反正不能把它们记在纸上。保拉·韦克不属于工作。保拉纯粹是娱乐，是享受。
　　洲际饭店座落在赫尔辛基北端宽敞的曼纳海明蒂大道旁。在这家饭店的客房里，邦德拨了一个电话号码。铃声响了两下，一位女郎用芬兰语接了电话。
　　邦德用彬彬有礼的英语说道，“请接保拉·韦克。”
　　芬兰接线员轻松地改用邦德的本国语言问道，“请问您是谁？”
　　“我的名字是邦德。詹姆斯·邦德。”
　　“请稍候，邦德先生。我看看韦克小姐在不在。”
　　沉默。然后丁零一声，传来了他熟悉的声音。“詹姆斯？詹姆斯，你在哪里？”这个声音只稍稍带上了一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里十分普遍的平板单调的声调。
　　邦德说，他在洲际饭店。
　　“在这里？在赫尔辛基吗？”她丝毫不想掩饰自己的愉快心情。
　　“是的，”邦德肯定道，“在赫尔辛基这里，除非芬兰航空把我拉错了地方。”
　　“芬兰航空就像往家里飞的鸽子，”她笑了。“他们一般不会弄错的。
　　这真是惊喜。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要来？”
　　“我自己事先也不知道，”邦德撒了一个谎，“计划突然改变了。”至少这里面有几分真话。“我必须路过赫尔辛基，于是我想在这里停留一下。
　　只是一时高兴而已。”
　　“是一时高兴？”
　　“兴之所至，突如其来的遐想。我怎么能够路过赫尔辛基，而不去看看‘保拉美人儿’呢？”
　　她笑了，那样爽快干脆。邦德想象得出她仰起头，张开嘴，露出洁白牙齿和娇小粉红舌尖的样子。保拉·韦克这个名字暗示她有着瑞典血统。她的名字直接从瑞典语翻译过来，就会是“保拉美人儿”。名字和她本人确实非常相称。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他知道，如果她没有空，那将会是个沉闷的晚上。
　　她又发出了她那独特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