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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当国-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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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吁请尽快巡幸木兰,以便堂而皇之北走热河。

    也许是不了解真实的军事情况,或者是觉得天朝的尊严不能亵渎,朝中的那些王公大臣们竟然对“巡幸木兰”的建议大加反对。首先是军机大臣、大学士周祖培上奏咸丰,说北京城高墙厚,洋兵势难攻克;倘若北京都防不住,热河那里一马平川,更是难以防御;既然洋人能从天津打到北京,那当然可以从北京追到热河。不仅如此,周祖培还举出历史上的教训来警告咸丰,说一旦皇上离开北京出走的话,势必导致人心涣散,到时候发生“土木堡之变”,也不是没有可能。

    所谓“土木堡之变”,是指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时候,蒙古瓦剌部大举南下攻扰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等地,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鼓动挟持下,不顾朝臣反对,仓促率军50余万亲征。明军受挫之后退至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以东),被瓦剌军队包围,明英宗被俘并掳往北方。留守北京的明廷大臣得讯后,遂拥立明英宗之弟朱祁钰继位,史称“土木堡之变”。

    除了周祖培之外,其他的大臣们如大学士祁寯藻、潘祖荫、户部侍郎文祥等也都纷纷上奏反对咸丰出走北京。咸丰的弟弟们,惇亲王奕誴、恭亲王奕䜣和醇郡王奕譞等人也不同意咸丰逃往热河,他们甚至抱着咸丰的腿进行哭谏。特别是那位憨直的老五惇亲王奕誴,他得知咸丰要逃出北京后,急忙从清西陵赶回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苦苦劝谏咸丰绝不可丢下祖宗宗庙北走热河。咸丰被缠得没办法,便问他:“我不走避热河,这万一洋人进京,你当如何?”奕誴说:“如有不测,奴才死于慕陵。”在大臣们的压力下,咸丰只好下令将已征集的车马遣散。这一次,因为王公大臣们的谏阻,咸丰没有走成。

    不过话说回来,大臣们的忠心耿耿往往是建立在对事实真相的无知上,因为他们当时仍旧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当中。咸丰作为皇帝,他非常清楚清军和洋兵作战的结果,倘若北京真的守得住,他又何必要走呢?正如他质问那些强烈反对出走的大臣们的,一旦“夷人入城,将朕置于何地”?

    当时受到咸丰宠信的一些大臣如肃顺、端华等人是清楚当时情况的,他们特意将负责北京城防的团防大臣召来问话:“你们有何准备?”团防大臣嗫嚅答道:“无甚准备。”端华又问:“京城兵力,能守得住吗?”团防大臣面红耳赤,不敢回答。众多大臣见后,也就哑口无言,唯有相向而泣了。这时,端华说话了:“京城既然无法防守,我们怎么能贸然奏请皇上留在京中,置于危险之地呢?”于是兵部尚书陈孚恩乘机顺水推舟:“总应为皇上筹一条路才是。”

    既然没有人敢保证皇帝留在北京的安全,咸丰“巡幸热河”也就理所当然了。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初八,这本是一个吉利的好日子,不过对于咸丰来说,却是极为无奈的一日。这一天,咸丰带领王公大臣及嫔妃们从圆明园后门出逃,5岁的小朋友载淳经过开满荷花的园中湖泊时,不懂事的他模仿起从前宫女们在咸丰泛舟游玩靠岸时的轻歌:“安乐渡!安乐渡!”咸丰听后,伤感地摸着儿子的头说:“这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

    按正常行程的话,从北京到热河只需三四天的时间。但由于事前没有做好安排,咸丰出逃的队伍走走停停,两天才走80里路,一路上极其狼狈。尽管随行的王公大臣们都带有不少金银财宝,但这些东西在逃亡途中毫无用处。更为糟糕的是,沿途的地方官吏在“洋兵即将进攻北京”的传闻下,竟然一逃而空,咸丰这支逃亡大军的吃饭和休息都成了大问题。

    由于无人安排饮食,那些执行护卫任务的两千禁军士兵饥饿难耐,几乎就要溃散。逃往途中的咸丰也不好过,他第一天只吃了两个鸡蛋,第二天也不过喝了几碗小米粥。更夸张的是,那些饿疯了的士兵们还未等“御膳”做熟,就将锅内的“御膳”吃了个精光,咸丰也不敢责怪。晚上睡觉的时候,咸丰和嫔妃们发现仓促之间竟然没有携带被褥,着实是苦不堪言。直到第三天,受命筹措粮食的官员返回京城买回几千斤肉脯果脯,这才缓解了一路上的粮食危机。在经过8天的艰苦跋涉后,咸丰一行才算安全抵达热河行宫,这比正常的行程足足多出一倍的时间。

    咸丰帝这次北走热河,并没有将北京的主要官员全部带上,而是分成两个部分:随行的王公大臣主要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还有惠亲王绵愉、惇亲王奕誴等人,这些人是他比较宠信的;除了这些人之外,清廷的大部分官员都留守北京,包括豫亲王义道、大学士桂良、大学士贾桢、协办大学士周祖培、吏部尚书全庆、刑部尚书赵光、兵部尚书陈孚恩等人。

    在逃往热河之前,咸丰命六弟恭亲王奕䜣为议和钦差大臣,负责督办和局。由此,在热河和京城隐然形成了两套班子,这对后来事态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第一部分 6。苦命天子终于走到了尽头 (1)

    热河的来历,据说是以此地有常年温热的泉水而得名,但在咸丰刚刚安顿好之后,热河也已经进入秋风萧瑟的秋天,遍地枯草,满目苍凉,让人备感伤悲。热河虽美,但毕竟只是个孤悬塞北口外的苦寒之地。

    随着天气的一天天变冷,咸丰的心情也开始变得日益烦躁,他虚弱的身体在经过一番折腾后更是每况愈下,此时的他又开始怀念起北京的皇宫了。九月初六日(10月19日),在得知六弟恭亲王奕和洋人谈判还算顺利后,咸丰便迫不及待地指示尽快与英法画押签约,以便他能逃避热河那酷寒的季节,早日回銮。

    在奕代表清廷与英国、法国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后,虽然战争已经结束,英法军队也按约定撤出了北京,但令咸丰担心的是,英法等国要求亲递国书的事情仍旧没有解决。为此,咸丰特意指示奕,必须将外国公使向清帝亲递国书一事彻底取消,不然洋人反复不定,以此要挟的话,祸患将无穷无尽。在咸丰的眼中,洋人性情无常,尽管中外已经换约,英法军队也已撤至天津,但亲递国书的问题没有解决,自己一旦回銮,难保他们在第二年春天再度进行要挟。万一这种事情发生,届时自己必然又要再次避往热河。如此一来,非但自己的身体吃不消,大清帝国的尊严与皇帝的权威也将无地可容。

    正在这时,留京的大臣们一再奏请回銮,咸丰看完折子后,既恼怒又不耐烦地斥责:“你们若能保证洋人不再来北京,朕一刻也不耽搁,立刻回銮还京。”但大臣们岂敢作如此保证!由此,回銮的事情一拖再拖,热河的天气也在大臣们的争论和猜疑中渐届严寒,咸丰也只好暂时打消回銮的念头,准备在热河过年了。

    塞外的冬天特别冷,北风呼啸着刮过凋敝的草木,吹断了枯枝,卷起了落叶,一片凄凉之景。咸丰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尽管烟波致爽殿内炭火通红,但他的心情却像外面的寒冬,一点都好不起来。

    再过几天就是春节了,这个年可怎么过?

    以往的春节,皇帝照例都要在皇宫的太和殿大排筵宴,如富足丰裕的乾隆朝,太和殿的筵席往往要排出200余桌,以示太平盛世、国力昌盛。但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后,由于大清国力日渐衰落,筵席逐渐缩小至100桌左右,勉强维持朝廷的气派。可如今的热河,到处都是乱糟糟的,就更别提了。

    为了让咸丰过个好年,随行的肃顺等人倒是上下奔走,百般筹划,力图将这年的春节搞得红火热闹些。但是热河毕竟是热河,它偏出塞外,人口稀少,商业凋敝,无论如何张罗奔走,终究难尽如人意。

    在常年的除夕日,皇帝往往要在乾清宫里举行家宴,届时包括皇后、皇贵妃、贵妃等皇帝的嫔妃全部出席,在皇帝的带领下,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吃个团圆饭。除夕的家宴从中午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各种山珍海味、点心水果等,络绎不绝地送上宴席,供皇帝和妃子们享用。但这一年的热河,家宴虽然也开了,但明显要逊色许多。至于正月初一,筵宴当然就不排了,咸丰虽然按例升坐前殿,但随行大臣们的朝贺声较往年相比,只能用“冷清”二字来形容。

    咸丰本想春节后即刻回銮,但没想到的是,他的病情突然恶化,每日咳嗽不止,并出现红痰(民间传闻是痨病,即肺结核之类)。如此一来,大臣们纷纷请求暂缓回銮,咸丰也只能在热河安心养病,不然回京途中一折腾,病情反有加剧的危险。

第一部分 6。苦命天子终于走到了尽头 (2)

    但是,随着天气的不断转暖,咸丰的病情却非但未见好转,反日益加重。由此,回銮的事情也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了咸丰十一年六月初九日(1861年7月16日),也就是咸丰的31岁生日也没有走成。

    皇帝的生日当时叫“万寿节”,是古代非常重要的日子,几乎相当于现在的国庆节。由此,肃顺等人也不敢怠慢,他们打算热热闹闹、体体面面地给咸丰搞个万寿大典,以缓解皇帝的郁闷心情。但咸丰这一天也不好受,他虽然在病中,但有太多的繁文缛节等着他亲自去做——名义上是庆贺皇帝万寿,实则是喜庆之中的苦差。比如当天早上,咸丰必须先去祭拜列祖列宗的御像,然后穿着朝服到澹泊敬诚殿去接受大臣们的朝贺;紧接着,又是赐宴、又是排戏,要折腾整整一天的时间。

    咸丰的生日也不巧,正好是盛夏的三伏天。按照礼制,大臣们必须身着朝服补褂前来参加庆典,作为“寿星”的皇帝也必须朝服朝冠,参加这一天的所有活动。当时咸丰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仪式搞到中午的时候他已经是很不舒服,但为了不扫众人的兴,也为了图个吉利,他只能竭尽全力,勉强支撑。等到晚上大戏开唱,本是戏迷的咸丰终于支持不住,他丢下大臣们,回宫了。

    过完31岁万寿节的咸丰,终于在生日后卧病不起。尽管这一次咸丰觉得自己死期将至,但他还是吩咐戏照唱,在行宫中的琴声鼓点和戏子们的咿咿呀呀中,咸丰一步步走向死亡。七月十六日的下午,咸丰突然昏厥,值日的大臣们都预感情况不妙,当晚谁也不敢散值回家,他们都在行宫外静静地等待,并暗自揣测着今后的政局变化。

    当晚的子初三刻(晚上11点45分左右),咸丰苏醒过来,他看起来还算神智清楚,但这只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而已。随后,咸丰用微弱的声音传谕,将宗人府宗令、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召入寝宫,他要在他最后的时间里履行最后一项职责,那就是为大清王朝解决皇位继承人和未来大政安排的问题。

    这个问题,咸丰想了很久,但他当时已经没有力气去跟大臣们解释,他甚至连拿笔的力气都没有。大臣们请咸丰用朱笔亲写遗嘱遗命的时候,咸丰只能口述,命在场大臣们代笔书写。

    趁着清醒,咸丰用最简洁的语言口述了两道谕旨。第一道谕旨是:“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谕:皇长子载淳,著立为皇太子。特谕”;第二道谕旨是:“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笔:皇长子载淳,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谕”,这都是大臣代表而添加的,咸丰真正口述的是“皇长子载淳,著立为皇太子”和“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这两道有实质性的谕旨。这两句话极为简单明确,足见当时情况的紧迫仓促。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卯时(早5点至7点之间),热河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西暖阁中,咸丰驾崩,时年31岁,苦命天子终于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

第一部分 7。咸丰临终安排的大漏洞:权力平衡靠的是合。。

    咸丰崩逝后,载垣等赞襄政务八大臣颁发咸丰遗诏,并为小皇帝载淳拟定了“祺祥”的新年号。“祺祥”二字,出自《宋史…乐志》:“不涸不童,诞降祺祥。”所谓“不涸”,即河流通畅;所谓“不童”,即草木繁盛。“不涸不童,诞降祺祥”,呈现的是“欣欣向荣、吉祥如意”的景象,这个年号应该说是不错的。

    至此,皇帝驾崩后的乱象重新归于平静,大清帝国似乎又重新走上了正轨:皇位已经平稳地交接到小皇帝载淳手中,符合正统,世人无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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