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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评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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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这时更叫一名言官弹颏袁崇焕，说他没有去救锦州为“暮气”。袁崇焕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只得自称有病，请求辞职。魏忠贤立刻批准，派兵部尚书王之臣去接替。
皇太极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是大喜若狂，而听到加给袁崇焕的罪名与评语竟是“暮气”两字，恐怕大喜之余，却也不免愕然良久吧？袁崇焕这样的人竟算“暮气沉沉”，却不知谁才是“朝气蓬勃”？
袁崇焕离开宁远时，心中感慨万千，可想而知。那时他还只四十岁左右，方当壮盛的英年，正是要大展抱负的时候。
立了大功反而被迫退休，他的部属将士既感诧异，更是忿忿不平。他写了一首诗给一个部将，诗中说：我们慷慨同仇，间关百战，功劳不小，皇上的恩遇也重。但我的苦心，却只有后人知道了。建功立业固然很好，回家休养也是不错。对于我的去留，大家不必感到不平罢。这首诗显得很有气度③。不过他对于天启皇帝，还是十分感激的。他本来是一个七品知县，自天启二年到七年夏天，短短的五年半之间，几乎年年升官，中间还跳级，直升到“巡抚辽东、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实在算是飞黄腾达。他自觉升官太快，曾上疏辞谢。他说在诸同年中，官职最高之人和他也差着好几级，为了要做部属武将的榜样，请皇帝收回升赏的成命。皇帝批复说：你接连三次谦辞，品德很好，但你功劳大，升官是应该的④。
他在回广东故乡途中，经过大庾岭时写了一首诗，感念天启对他的知遇之恩⑤。他心中明白，天启是个昏君，可是对待自己实在很好。
他到了广州，去光孝寺游览，踏足佛地，不禁想到生平杀人甚多，和环境大不调和⑥，然而那也只是感到不调和而已。英雄豪杰，一往无悔，却也无须对菩萨低头，不必对杀了该杀之人有甚么遗憾。
①袁崇焕的奏章中说：“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合马交锋，即臣去年，亦自城上而下攻。自今始一刀一枪，下而拚命，不顾夷之凶狠剽悍。臣复凭堞大呼，分路进追。诸军忿恨，誓一战以挫此贼。此皆将军满桂之功居多。”
②马耳丁的《鞑靼战记》中大吹葡萄牙传教的功劳，又说：“上帝对于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必予福佑，所以中国皇帝对鞑靼人（指满清）作战大胜。”其实天启皇帝信仰的是鲁班先师，并没有信仰基督教的上帝。
据冯承钧译、沙不列撰：《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传》：崇祯三年，澳门葡人队长率士卒四百、大炮十尊入境效力。广州巨商恐失垄断中西贸易之利，厚赂朝臣，加以阻挠。后葡军队长公沙的西劳阵亡于登莱。《碧血剑》小说略取其意。
③袁崇焕《南还别陈翼所总戎》：“慷慨同仇日，间关百战时，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麋鹿还山便，麒麟绘阁宜。去留都莫讶，秋草正离离。”其中“功高明主眷”这一句，不免含有苦涩的意味。天启决不是明主，天下皆知，自己功高如此，结果却得了这样的“眷”，这位“明主”，真是“明”得很了。
④袁崇焕《天启六年六月初十日谢升荫疏》中说：“且武人奔竞，少竖立便欲厚迁，稍不合辄思激去，要挟朝廷，开衅同类，今边疆始终不得一人之用，臣最疾之。臣今日不自处于恬，何以消诸将之竞？况臣原无富贵之心，又皇上所鉴也。”对这个辞赏的奏章，朝廷的批答是：“奉圣旨：袁崇焕存城功高，加恩示酬，原不为过；乃三疏控辞，愈征克让。还着遵旨祇承。该部知道。”
⑤袁崇焕《归庾岭》：“功名劳十载，心迹渐依违。忍说还山是？难言出塞非。主恩天地重，臣遇古今稀。数卷封章外，浑然旧日归。”
⑥袁崇焕《遇诃林寺口占》：“四十年来过半身，望中祇树隔红尘。如今着足空王地，多了从前学杀人。
金庸《袁崇焕评传》之九
作者：金庸
天启皇帝熹宗捉了几年迷藏（他初做皇帝时，爱和小太监捉迷藏），做了几年木工（不是做皇帝），天启七年八月，在二十三岁上死了。
天启的儿子都已夭折，有些后妃怀了孕，也都被客氏和魏忠贤设法弄得流产，所以没有儿子。由他亲弟弟信王由检接位，年号崇祯。
朱由检当时虚岁是十八岁。他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其实只十六岁另八个月。这个十七岁的少年皇帝不动声色的对付魏忠贤，先将他的党羽慢慢收拾，然后逼得他自杀。这场权力斗争处理得十分精采。
魏忠贤死后，附和他的无耻大臣被称为“逆党”，或杀头，或充军，或免职，人心大快，在“宁锦大捷”中冒功的人也都被清除了。
被魏忠贤逆党排挤罢官的大臣又再起用，他们都主张召回袁崇焕。天启七年十一月，升袁崇焕为右都御史、视兵部添注左侍郎事。崇祯元年四月，再升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兵部尚书是正二品的大官，所辖的军区，名义上也扩大到北直隶（河北）北部和山东北部沿海，成为抗清总司令。不过蓟州、天津、登莱各地另有巡抚专责，所以袁崇焕所管的实际还是山海关及关外锦宁的防务。
明末军制，在外带兵的文臣，头衔最高的是督师，通常以木学士兼任，宰相出外带兵，才称督师；其次是总督或经略，由兵部尚书或侍郎兼任；更其次是巡抚；巡抚之下才是武将中最高的总兵官。袁崇焕不是大学士，却有了大学士方能得到的军事最高官衔。以前辽东历任军事长官都只是经略或巡抚。那时距他做知县之时还只六年。
袁崇焕在广东家居这几个月中，与一般文人诗酒唱和，其中最著名的朋友是陈子壮。
陈子壮是广东南海人，和袁同科中进士，陈是探花。他在作浙江主考官时出题目讽刺魏忠贤，因而被罢官。袁陈两人同乡同年，又志同道合，交情自然非同寻常。陈子壮在崇祯时起复，做到礼部侍郎，后来在广东九江起兵抗清，战败被俘，不降而死，也是广东著名的民族英雄。当时与袁时常在一起聚会的，还有几个会做诗的和尚。
袁崇焕应崇祯的征召上北京时，他在广东的朋友们替他饯行。画家赵蔼夫画了一幅画，图中一帆远行，岸上有妇女三人、小孩一人相送。陈子壮在图上题了四个大字：“肤公雅奏”，“肤公”即“肤功”，祝贺他“克奏肤功”的意思。图后有许多人的题诗，第一个题的就是陈子壮。这幅画本来有上款，后来袁崇焕被处死，上款给收藏者挖去了，多次易手流转，到光绪年间才由王鹏运考明真相。一群广东文人后来将图与诗影印成一本册子，承一位朋友送了我一本。原图目前是在香港。
“肤公雅奏图”上的题诗，大都是称誉袁崇焕的抗清功绩，预料此去定可扫平胡尘、燕然勒石，麟阁题名等等。好几人诗句中都提到袁崇焕的“谈锋”、“高谈”、“笑谈”①。喜与朋友们高谈阔论，一定是他个性中很显著的特点。
在这幅画上题诗的共有十九人，其中有和尚三人，有几个是袁的幕僚。值得注意的是，有八个人在十处地方提到了黄石公、赤松子、圯上、素书的典故，这决不会是偶然现象。这典故是说张良立了大功之后，随即退隐，才避免给猜忌残忍的刘邦所杀。在这次饯别宴中，袁崇焕的朋友们一定强调必须“功成身退”，大家对于皇帝的狠毒手段都深具戒心，所以在诗中一再警戒②。
七月，袁崇焕到达北京，崇祯③召见于平台，那是在明官左安门④。
崇祯见到袁崇焕后，先大加慰劳，然后说道：“建部跳梁，已有十年了，国土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
袁崇焕奏道：“所有方略，都已写在奏章里。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请给我放手去干的权力，预计五年而建部可平，全辽可以恢复。”
崇祯道：“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袁崇焕谢恩归班。崇祯暂退少憩。
给事许誉卿就去问袁崇焕，用甚么方略可以在五年之内平辽。袁崇焕道：“我这样说，是想要宽慰皇上。”许誉卿已服侍崇祯将近一年，明白皇帝的个性，袁崇焕却是第一次见到皇帝。许誉卿于是提醒他：“皇上是英明得很的，岂可随便奏对？到五年期满，那时你还没有平辽，那怎么得了？”袁崇焕一听之下，爽然自失，知道刚才的话说得有些夸张了。他答应崇祯五年之内可以平定满清、恢复全辽，实在是一时冲动的口不择言，事实上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袁崇焕和崇祯第一次见面，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大概他见这位十七岁半的少年皇帝很着急，就随口安慰。
过了一会，皇帝又出来。袁崇焕于是又奏道：“建州已处心积虑的准备了四十年，这局面原是很不易处理的。但皇上注意边疆事务，日夜忧心，臣又怎敢说难？这五年之中，必须事事应手，首先是钱粮。”崇祯立即谕知代理户部尚书的右侍郎王家桢，必须着力措办，不可令得关辽军中钱粮不足。袁崇焕又请器械，说：“建州准备充分，器械犀利，马匹壮健，久经训练。今后解到边疆去的弓甲等项，也须精利。”崇祯即谕代理工部尚书的左侍郎张维枢：“今后解去关辽的器械，必须铸明监造司官和工匠的姓名，如有脆薄不堪使用的，就可追究查办。”
袁崇焕又奏：“五年之中，变化很大。必须吏部与兵部与臣充分合作。应当选用的人员便即任命，不应当任用的，不可随便派下来。”崇祯即召吏部尚书王永光、兵部尚书王在晋，将袁崇焕的要求谕知。袁崇焕又奏：“以臣的力量，制全辽是有余的，但要平息众人的纷纷议论，那就不足了。臣一出京城，与皇上就隔得很远，忌功妒能的人一定会有的。这些人即使敬惧皇上的法度，不敢乱用权力来捣乱臣的事务，但不免会大发议论，扰乱臣的方略。”崇祯站起身来，倾听他的说话，听了很久，说道：“你提出的方略井井有条，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大学士刘鸿训等都奏，请给袁崇焕大权，赐给他尚方宝剑，至于王之臣与满桂的尚方剑则应撤回，以统一事权。崇祯认为对极。应予照办。谈完大事后，赐袁崇焕酒馔。
袁崇焕辞出之后，上了一道奏章，提出了关辽军务基本战略的三个原则⑤：
“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明代兵制，一方有事，从各方调兵前往。因此守辽的部队来自四面八方，四川、湖广、浙江均有。这些士卒首先对守御关辽不大关心，战斗力既不强，又怕冷，在关外驻守一段短时期，便遣回家乡，另调新兵前来。袁崇焕认为必须用辽兵，他们为了保护家乡，抗敌勇敢，又习于寒冷气候。训练一支精兵，必须兵将相习，非长期熏陶不为功，不能今天调来，明天又另调一批新兵来替换。他主张在关外筑城屯田，逐步扩大防守地域，既省粮饷，又可不断的收复失地。
“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明兵打野战的战斗力不及习于骑射的清兵，这是先天的限制，不易短期内扭转过来，但大炮的威力却非清兵所及。所以要舍己之短，用己所长，守坚城而用大炮，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在需要奇兵突出、攻敌不意之时，才和清兵打野战。为了争取时间来训练军队、加强城防，有时还须在适当时机中与敌方议和，这是辅助性的战略。
“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执行上述方策之时，不可求急功近利，必须稳扎稳打，脚踏实地，慢慢的推进。绝对不可冒险轻进，以致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这三个基本战略，是他总结了明清之间数次大战役而得出来的结论。明军三次大败，都败于野战，以致全军覆没；宁远两次大捷，都在于守坚城、用大炮。
这基本战略持久的推行下去，就可逐步扭转形势，转守为攻。但他担心两件事。一是皇帝和朝中大臣对他不信任，二是敌人挑拨离间，散布谣言。因此在上任之初，对此特别强调。他声明在先，军队中希奇古怪之事多得很，不可能事事都查究明白。他又自知有一股蛮劲，干事不依常规，要他一切都做得四平八稳，面面俱圆，那可不行。总而言之：“我不顾自己性命，给皇上办成大事就是了，小事情请皇上不必理会罢。”
崇祯接到这道奏章，再加奖勉，赐他蟒袍、玉带与银币。袁崇焕领了银币，但以未立功勋，不敢受蟒袍玉带之赐，上疏辞谢了。
崇祯这次召见袁崇焕，对他言听计从，信任之专，恩遇之隆，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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