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三国-第1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表达的也是这种思想。
看着空前清澈的黄河水，汉桓帝不知会作何感想。或许他挺高兴：天下将要太平了，自己也成了圣人。但他同样可能很忧虑：“圣人出”的意思或许是说，在今年，会有一个神圣的婴儿降生，他将取代东汉，建立新的皇朝，那个朝代属土德，崇尚黄色……抱有这种想法的一些帝王将会毫不犹豫地下令，处死当年出生的所有婴儿，例如《圣经》里的犹太王希律。所幸，汉桓帝还不像希律王那么残忍。
老天爷实在是太幽默了。东汉的老百姓在看到黄河水变清之后，就满怀希望地等啊等，等了一年多，结果却既没等来“天下平”，也没等来“圣人出”。最终，他们等来的是一种全新的政治运动：党锢。
在黄河水开始变清之前不过几十天，也就是公元165年三月，汉桓帝曾经宣布大赦天下。没想到，就是这次大赦引发了党锢大狱。当时，河内郡有个叫张成的人擅长预测，推算出皇帝即将大赦天下，便指使自己的儿子杀人。当时担任司隶校尉的李膺，将张成逮捕归案，判处死刑。正待行刑，突然大赦令下。李膺一怒之下，违旨把张成处死。
其实，张成能够提前算出汉桓帝即将大赦天下，实在不算神奇。首先，汉桓帝是一个酷爱大赦的皇帝，在公元165年之前，他在位18年，已经大赦12次，从未连续2年不大赦。公元164年没有大赦，所以公元165年一定会大赦。其次，汉桓帝喜欢在政局变动之后大赦，以往在杀李固、梁冀等人后都宣布大赦，所以在公元165年二月废掉邓皇后之后，也一定会大赦。更何况，张成与宫中有不少联系，许多宦官找他算过命，就连桓帝都向他咨询过，所以此人对宫中的消息比像李膺这样的外朝官员灵通，一点都不奇怪。
张成之死要赶上一般时期，未必能掀起什么波澜，但正好赶上陈蕃等人逼迫汉桓帝立窦皇后，皇帝对士大夫心怀不满，再加上张俭案起，往日积怨便突然爆发了。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的这首《狱中题壁诗》尽管有众多版本，但都说明，东汉的张俭与杜根是谭嗣同生前想到的最后两位历史人物。清末经学盛行，而经学的根源在于两汉，所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对汉朝典故特别熟悉。通过这首诗，谭嗣同清楚地表示，不愿意像张俭那样，为了自己逃命而连累亲朋好友。张俭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由此不难想见。
作为党锢运动的导火索，张俭一案非常复杂奇异。较早成书的《后汉纪》和较晚成书的《后汉书》对此案情的描述截然不同，而《资治通鉴》偏取《后汉书》的说法，“为贤者讳”的春秋笔法颇为明显。以当时情况而言，《后汉纪》所载远比自相矛盾的《后汉书》真实可靠。
对于张俭案的起因，各种资料的说法倒很一致。中常侍侯览是因在倒梁冀运动中立功，而被封侯的13名宦官之一。他祖籍兖州山阳郡，有一个同乡叫张俭，时任山阳郡东部督邮。督邮相当于太守的助理，通常每郡设立东、南、西、北、中五部督邮，代表太守调查民情，督察下级官吏，整顿治安。受山阳郡太守翟超委托，张俭调查侯览，发现他行为不法，于是上书朝廷，请求将他治罪。但这封奏折落入侯览之手，被扣压不奏，侯览又在桓帝面前说翟超的坏话，罗织罪名将他逮捕，侯、张两人从此结仇。
这段故事有两个疑问。第一，山阳郡人侯览犯法，当由山阳郡太守翟超上书朝廷报告，不应由督邮张俭直接上奏。如果各地案件事务都由督邮、县令越级直接上书朝廷，那要太守干什么？如果说翟超不敢得罪侯览，又与所有史料记载都不符。第二，侯览家住山阳郡防东县，此县位于山阳郡的西南部，张俭身为东部督邮，根本不该经手此事。如果全郡的事务都由一个督邮来管，那要其他4位督邮干什么？总之，按照东汉制度，像这种情况，应该由山阳太守责成西部或南部督邮调查，尔后太守将调查结果写成公文，上奏朝廷才对。
翟超被捕以后，太尉陈蕃多次向汉桓帝为他说情。这位陈蕃是袁汤的故吏周景的故吏，所以其实也可以算作袁氏故吏。而袁绍的生父——京兆尹袁逢曾负责调查侯览的哥哥侯参一案，并导致了侯参的自杀，所以侯览与袁家的关系必定也相当恶劣。当时袁赦仍是中常侍，所以袁家并非与阉党水火不容，而只是与侯览等少数宦官有矛盾。但大多数党人却不这么想，他们一心希望彻底铲除宦官，掌握全部政权，由此便产生了大量地方官与宦官的纠纷。汉桓帝夹在两派中间，努力保持平衡。往年，宦官张让的弟弟犯法，河南尹李膺将其处死。汉桓帝调查明白后，责备张让，而升李膺为司隶校尉。济北相滕延见侯览、段珪等宦官的宾客欺压百姓，便命衙役当场斩杀数十人。侯览、段珪等人向桓帝哭诉，桓帝反而将滕延提升为京兆尹。这些例子说明，汉桓帝并非一味袒护宦官，而侯览如果只是因为被没收了部分财产，就要置对方于死地，那他根本忙不过来，也不可能成功。其实，张俭的上司翟超也只是被判剃掉头发，罚作苦役而已。张俭如果只是受翟超之命，参予没收了侯览的财产，恐怕侯览不会特别在意他。
张俭案的影响之所以会如此广泛而深远，原因是张俭不仅破坏侯览的财产，而且还杀了侯览的家人，情节比滕延案还要严重。《后汉书•；党锢列传》只是简单地提及“山阳张俭杀常侍侯览母”，而《后汉纪•；桓帝纪》对此案的记载比较详细，情节大致如下：
张俭在街道上遇到侯览的母亲一行，对方不肯让路。张俭大怒，带人将侯览的母亲及其家眷、仆役百余口人当场杀死，又捣毁了侯览在山阳郡防东县的房舍，随后只身潜逃。汉桓帝闻报后便下达诏书，传唤张俭到廷尉府接受调查。但此时张俭已经逃走，还有很多对朝廷不满的官员和百姓暗中保护，官府根本抓不到。在庇护张俭的人中，最年轻、也最著名的一位，就是时年16虚岁的孔融。后来，张俭在孔融等人的帮助下，翻越长城，投奔鲜卑人去了。
如果张俭案的真相确如《后汉纪》所说，那么党锢案的来龙去脉就容易解释了。本来，如果张俭像滕延一样去廷尉接受质询，那么他罪止一身，甚至可能会像滕延那样被赦免，而绝不会引发党锢大案，株连他人。但是他一逃，事情便说不清楚了。汉桓帝的为人向来始乱终弃，就连徐璜、具瑗、左悺等老资格的宦官都难以避祸，侯览也曾受过严惩，不可能被特别袒护。汉桓帝所担心或气愤的，肯定不是张俭擅杀侯览的家人，而是张俭逃走后一直不能被抓住，最后居然还让这个通缉犯长驱上千里，渡过黄河，穿过众多城镇和要塞，翻越长城去投奔敌国。无疑，这反映了地方当局和民间团体是多么激烈地反对东汉政权，乃至于整个帝国制度。因此，桓帝才感到有必要发动一场旨在清理官僚队伍的政治运动，而这次运动的名字就叫“党锢”，意思是“禁止结党营私的人当官”。同时，他命令逮捕所有曾经窝藏过张俭的人员，并将其中许多人处死，但孔融却得到了赦免。
身为宦官，侯览很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公元166年秋季，他指使张成的弟子牢修（《后汉纪》作“牢顺”）上书，说李膺、杜密等官员与太学生结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桓帝见了，果然不喜。侯览又指使同乡朱并上书，说张俭与山阳郡的刘表等24人相互吹捧，结为所谓的“八俊”、“八顾”、“八及”等团社，还刻石立碑。桓帝闻报大怒，下诏逮捕这24人，但只抓到少数几名，刘表等人都失踪了。经调查，发现刘表是长乐卫尉王暢的同乡兼学生，王暢又是太尉陈蕃的故吏，事情于是越闹越大。确实，王暢与刘表的关系一向密切，后来刘表担任荆州牧时，王暢的孙子、“建安七子”之一王粲不远千里，从长安前去投奔他，自有其道理。
公元166年底，汉桓帝下诏，命令逮捕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等数百名党人，以“钩党罪”关入监狱。许多党人像张俭一样逃走，朝廷悬赏重金捉拿，但最终还是没能全部抓住。汉桓帝委托中常侍王甫与三公会审李膺、杜密等被捕的党人，最终的审问记录需要王甫和三公的联合签字，才能发生法律效力。
当时与王甫会审党人的三公究竟是谁，竟然也没有定论。再一次，范晔的《后汉书》令人失望地自相矛盾。《后汉书•；孝桓帝纪》说，公元166年七月，太尉陈蕃被免职；九月，光禄勋周景升太尉；十二月，党锢运动开始。这样一来，参予审讯党人的太尉应该是周景，而不是陈蕃。但《后汉书•；陈蕃列传》中却说，李膺等党人被捕之后，太尉陈蕃上表劝谏，结果被革职。《后汉书•；党锢列传》中又说，陈蕃作为太尉，被要求和其他两位三公一样，在王甫审讯党人的记录上签字。后来司马光读《后汉书》至此，显然一头雾水，所以在他的《资治通鉴》里根本不写党锢运动发生在哪个月。
所以，我们还是采信《后汉纪》的说法吧。党锢运动始于公元166年九月，陈蕃的太尉职务则并未被汉桓帝革除。陈蕃本应和其他两位三公，即司徒胡广、司空刘茂一样，在王甫审讯党人的记录上签字，但他坚决不肯，随后又上表为党人说情。汉桓帝不为所动，命令将李膺、杜密等党人关进洛阳各监狱里，长期囚禁起来。
党锢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全中国最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因而也特别为当时和后来的知识分子诟病。对于以“士大夫”自居的多数知识分子来说，东汉帝国从党锢运动开始，就完全不再值得他们的维护了。
但是，士大夫尽管拥有书写历史的特权，却很少能够真正改变国家的命运。真正能够决定历史走向的，往往是那些被士大夫鄙视的军人。而在党锢运动前后，军队却坚决地站在汉桓帝与宦官一边，这就决定了士大夫的所有反抗最终都将被武力镇压的命运。
和中国古代所有帝王一样，汉桓帝的谥号“桓”代表了朝廷在他死后对他的官方评价。“桓”可绝对不是恶谥。按《逸周书•；谥法解》：“辟疆服远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国曰桓。”汉桓帝的一生，其实是勤于政事的一生，也是武功赫赫的一生。导致他死后蒙上恶名的，正是迫害士大夫的党锢运动。
如前文所述，汉桓帝亲政之后，为了扭转东汉中期日渐衰颓的国势，便排“仁”用“义”，不再重要郭、马、袁、杨等开国元勋的后代和世卿世禄的豪门成员，而着重从民间提拔新人才。在军事领域里，桓帝“举贤上功”，用人唯才而不唯亲，弃用长期垄断西北军权的邓、马、耿、窦等将门成员，转而提拔下级军官，其中最重要的是来自凉州的三位将领：皇甫规、张奂、段颎。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段颎字纪明，所以合称“凉州三明”。张奂和段颎都是梁冀的故吏，梁冀倒台之后，汉桓帝没有一味排斥梁党，而是重用“凉州三明”。近百年来，东汉军队在对外作战中胜少败多，特别是羌人多次横扫凉州，延及并州和益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在凉州三明的努力下，汉军很快扭转了以往的被动局面，征服了众多游牧民族，收复了大片国土。
公元166年，鲜卑人的攻势渐渐衰减，西羌已经陷入绝境，东羌也陆续投降，东汉帝国的国际声望重新大幅提升。是年九月，洛阳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远方来客——大秦王安敦的使团。“安敦”显然是“安东尼”（Antonius）的汉朝译音，而此处的“大秦王安敦”，当为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琉•；安东尼（MarcusAureliusAntonius，公元161～180年在位）。此人博学多才，号称“哲学家皇帝”，对东方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向中国派遣使团似乎并不奇怪。可是，当时就有汉朝官员怀疑这个使团是假冒的，因为在汉代中国人眼里，大秦向来以“宝众”著称，而这些使者并未带来什么稀奇贵重的礼品，甚至连火浣布都没有，只有象牙、犀角、玳瑁等东南亚的特产。但不容怀疑的是，这个使团知道当朝的罗马皇帝姓“安东尼”。还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是经东南亚海上坐船来到中国的，说明西北陆上丝绸之路此时仍然不通。此前半个世纪在罗马出版的托勒密巨著《地理志》，也已记载了从红海出发，渡过印度洋和南海，到中国南方的航线。无论怎样，这都可以说是东西方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事，甚至比马可•；波罗造访中国更重要。
罗马人在公元166年造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