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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中国经济之谜-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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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后状态，使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大打折扣。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结构性不对称导致货币政策传导异变。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体制内（公有）与体制外（非公有）分别进行的，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旧经济组织的改革和新经济组织的创造，目标是希望通过体制外的增长来促进体制内的存量资产的优化。自1978年以来，这种改革就呈现出一种显著的体制特征：即一方面是体制一直未理顺、缺乏活力的国有经济；另一方面是体制相对正常、充满生机的非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在工业产出中的份额已从1978年的77。6％下降到1994年的34。4％，平均每年下降2——3个百分点。非国有经济则从1978年的22。4％上升到1994年的65。9％，基本上形成非国有经济产出赶超国有经济的非均衡状态。截止到1999年底，中国私营企业150。89万户，从业人员超过2021。55万人，私营企业产值和营业收入从1989年的97。4亿元和33。8亿元上升到1999年的7686。01亿元和7149。38亿元。个体工商业1981年创产值1。5亿元，实现营业收入19。7亿元，到1999年分别为7063亿元和2。13万亿元，分别增长了4708倍和1081倍。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非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1％，到1998年这一比重已经达到24％，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国有工业、集体工业和非公有工业已经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到目前为止，进一步的演化是，国有经济整体负债率高达90％，而非国有经济（1992年以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以每年4％的速度递增，这几年在GDP的年新增额中，大约70％由非国有经济提供。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中国金融领域分为计划性的国有正统的金融体系和市场性的新兴非主流金融体系。而上表数据表明，时至今日，计划性的国有金融体系仍支配着绝大部分的信贷资金供给，并以国有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国有金融体系具有典型的“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体制特征，立足于大城市，服务于大企业，其信贷资金投向具有极强的计划倾向。而支撑国民经济运行，占有工业总产值70％的非国有企业则以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为主，处于传统体制之外，具有明显的“自下而上”的市场经济特征，与正统金融体制之间存在严重的体制和结构二元不对称。社会资金供给方面具有明显的“国有”和“计划”特征，资金需求方面具有明显的“非国有”和“市场”特征，由此导致信贷资金分布与产值构成分布之间存在严重的结构不对称。占有金融资产80％的国有银行定位为国有企业和大企业服务，仅占有金融资产20％的其它银行为中小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服务，非国有经济部门在信贷活动中受到实质性的所有制限制。
这种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严重结构性不对称状况，在同一货币政策手段操作下，必然导致货币政策传导的异变——金融资源被“非合意”地配置到无效率的实质经济部分——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而大部分“合意”的实质经济部分——非国有和中小企业——得不到应有的金融资源支持。无疑，这种情况导致1996年以来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操作逼出的大部分货币，无法对实质经济产生应有的作用。其作用原理如下图所示：（70％）
中政国有金融70％国有企业低效使低央策金融机构信贷支持非合意传导用资金增银措（100％）非国有金融30％长行施（30％）非国有企业资金紧张（2）这种结构性的不对称状况，导致货币政策效能弱化。这种结构性不对称状况，导致在实际的金融和经济运行中，计划性的国有正统金融体系不仅很少对非国有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反而通过广泛设立的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从基层吸纳储蓄，抽走资金，注入国有计划体系，其结果，一方面从动态中壮大了国有正统金融体系的融资规模，巩固和强化了资金融通的计划性，同时也进一步掩盖了国有正统金融体系日益严重的潜在问题，导致需要早日解决的问题不能及时被发现和解决；另一方面，抑制了非国有市场体系中的融资活动，使非国有市场体系在动态中逐渐被国有计划体系所挤压、削弱和控制。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近几年经济增长持续走低，主要是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等非国有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所致，而非国有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除了宏观经济环境因素的影响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支持不足，从上面的表格显示可以看出，非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从1989年到1997年下降了近一半，而1998年全国贷款余额增长了15。5％，乡镇企业贷款却下降了11。3％，乡镇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中银行贷款所占比重1995年为25。15，到1998年则下降到18。3％。由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投资拉动的，投资下降必然导致增长速度下降。其他非国有经济的状况大致如此。
这种结构性状况，只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形态，其本身也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隐藏在其背后的仍然是体制这个“初始禀赋”，结构作为体制的“物化”，其发展演进轨迹是既定体制决定的。这种结构性状况导致货币政策传导异变，货币政策的显示低效是逻辑之事。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理顺传导机制是关键，而理顺传导机制的关键在于推进金融的结构性协调深化。
（3）这种结构性不对称，导致中央银行调控的货币泄漏。上面的情况还表明，金融的非均衡性导源于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相对国有经济而言，政府银行信用始终以低利率和信贷资金供给制刚性支撑。1998年底，全社会存款总额110420。5亿元，四大国有银行存款余额为60368。06亿元，占总额的56。67％，1998年全社会贷款总额为86524。1亿元，四大国有银行为61422亿元，占总额的71％，这与非国有经济产出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扩大而日益提高的融资要求极不适应。2000年以来，非政府银行信用无论从机构设置、工具更新、渠道增加等等方面的崛起，可以说，都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产生的。
两种信用形成两股资金环流。政府银行信用的资金运行规则，是以低的官方利率为国有经济（企业）用信贷规模供给资金，属于传统的“权力规则”；非政府银行信用的资金运行规则，则是以高于官方利率的“市场利率”为非国有经济（在相当大程度上）用市场交易原则借贷资金，属于一定意义上的市场规则。两股资金环流分别以不同的利率和规则运行。据估算，“八五”期间两种利差在50——100％之间波动。值得强调的是，官方利率和“市场利率”并行，使得官方利率主导下的资金环流日益通过各种“创新”渠道，绕过各种限制而泄漏到高息“市场利率”诱导下的资金环流中，尤其是在近两年中央银行一再调低利率，政府银行存款增幅较高，更进一步造成这种资金变流，从而导致中央银行调控货币的泄漏。
显然，这种泄漏现象导致货币政策传导变流，从而导致货币政策的效率损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中央银行放松贷款限制时，政府银行信贷资金渗漏到寻租和投机的社会游资中，往往造成政府信贷资金增加，企业资金依然紧张，而社会游资又到处冲击，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其二，中央银行紧缩信贷时，一是可能“市场利率”不变渗漏反流填补国有银行由于紧缩造成的资金缺口，从而对央行紧缩政策效应产生冲击；二是可能“市场利率”随着高涨，渗漏现象依然不变，企业则形成“一紧就死”的现象。然而，也应该承认，渗漏到政府信贷计划“照顾”不到的非政府信用领域，一些非国有经济企业流动资金短期需求得到了支持，对于增加整个社会有效供给，缓解通胀压力，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必须对于非政府银行信用这种“非规范性”扩张作出分类治理，同时也必须为非国有经济发展开辟正常的融资渠道。
上面的分析表明，政府对金融的需求导致金融发展的二元结构状态，这种二元结构状态与经济结构形成复杂的不对称关系，在中国的表现主要是国有金融与非国有金融的二元结构和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二元结构的复杂的不对称关系，这种结构性的不对称，直接导致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低效或失效，从而，使经济的货币层面与实质层面无法实现良性互动。
总之，中国的金融运作机制，导致金融对经济的“支撑效用”形成了典型意义上的“老牛拉破车”状态。改革的迫切性就在于，必须把这种“支撑效用”转变为“发展效用”，解开政府信贷资金在国有经济中高投入低产出甚至是无效产出的症结，改变金融的二元结构运作格局，推进金融深化。
最严格的控制和最大的漏洞
经济出现‘拐点’，形势总是一片大好，今后几年中国会不会发生经济危机？只要没有爆发危机，人们在主观上对于危机的潜在因素就往往采取“鸵鸟态度”，预言危机会被讥讽为耸人听闻；一旦危机爆发，就意味着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失去控制，这时候每一个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就作鸟兽散。病在肌肤讳疾忌医，病入膏肓又无法医治，这是人类的通病。
尽管我们对未来的中国充满信心，但是，当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国社会内部的诸多危机因素总是被表面的繁荣所掩盖；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缺乏自主精神和艰难中生活着；社会的各种矛盾总是在被动的调整策略下得到缓解；我们就对当前的经济走势深感忧虑。有关人士认为：中国在未来510年内有发生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可能性，而且也存在诱发危机的条件和导火索。我们认为在35年内，就有这种可能性。这决不是危言耸听。为什么？危机会怎么表现？想就此谈一些看法。
1。巨大的漏洞如何填补？
在第二章，我们曾经讨论过。只要是赤字，无论其是显性或是隐性的，都要设法进行弥补，否则改革难以为继。20多年改革的进程，无论是改革的必要成本还是国有企业、政府、财政和国有银行构成“四位一体”运行机制造成的赤字都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之所以没有发生改革中断，关键在于内在的维持机制。
在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资不抵债，有其内在的逻辑。弥补亏损的任务自然就落在财政头上。但分权让利式的改革，已使传统国民收入流程由‘集财于国’转为‘分财于民’，中央财政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减少，但财政支出并未按相同比例缩减，导致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政府无力承担国企的巨额亏损的补贴，于是，这一负担便自然地转嫁到受国家严格管制的国有银行部门。这样，‘四位一体’机制存活的制度基础未被打破，由国企亏损导致的财政赤字便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隐性化。
中国的金融运做是‘双低一高’的国家，即高储蓄和低消费率和低投资率并存。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银行在中央政府宽松的宏观条件下，发行了一定的货币，取得了巨大收益。这种巨大的收益，无论对中央财政，还是对陷入困境和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都是一种及时而有力的补贴，减轻了改革阻力，尤其是维持并增强了政府这个改革推动者的绩效。
仅靠货币发行收益，对国家这样系统的改革工程的成本补贴显然是不够的，尤其是对国有部门潜在赤字的显性化抑制，还要求助于中国特殊的国家信用垄断机制。
中国金融制度迄今仍以垄断信用于国家银行为典型特征，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垄断了70％以上的国民储蓄。国家银行通过低贷款利率而将80％的资金投向国有企业，以维持众多低效国有企业的继续运转，使国企部门发生的行业性潜在赤字不致显性化，但却使潜在赤字由企业向国有银行转移。中国资本市场发育迟缓，尤其是证券市场发展迟缓且十分幼稚，限制了国民投资渠道的选择，从而导致国有银行储蓄存款的持续高速增长，使四大国有银行可以用新增储蓄存款暂时弥补已生的资产损失，不致使其显性化。
时至今日，中国的货币化水平已达‘临界’点，国有经济经营状况日趋恶化，急需更多的资金注入，而以货币超量投放支持经济增长，弥补国有经济亏损已难以为继，潜在的信用危机加剧。目前整个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已相当高。
对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目前已通过组建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3939亿元，其中包括三部分，一是债转股4000亿元左右（这一块并非不良资产），二是呆滞贷款8000多亿元，三是呆账贷款1700多亿元。银行的不良贷款，远不止这些，2001年3月份，中国人民银行的掌门人戴相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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