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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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尽管为了一个每天介绍一本书的节目忙得不可开交，但我还是在年中一点一滴地读完了瓦西里·葛罗斯曼（VasilyGros*an）那本厚达八百多页的《生命与命运》（LifeandFate），实在是部惊人的巨构，然后我激动地到处和朋友说它有多厉害。每当有人要我形容，我就说：“嘿！它简直就是斯大林时期的《战争与和平》，俄罗斯伟大小说传统的封关之作。你能想象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还有人会写《战争与和平》那种全景式小说吗”？闻者莫不肃然起敬，纷纷表示要弄一本回家苦读。可是，我根本就没看过《战争与和平》。
第二，2007英语出版界的其中一桩盛事，是《战争与和平》的全新英译本出炉了。和那部号称是“原始版本”实则为托尔斯泰初稿的《战争与和平》译本不同，由RichardPevear及Lariss*olokhonsky夫妇翻译的这个本子是真真正正的全译。它不只把托尔斯泰喜欢的重复修辞完整无缺地搬到英语去，让短短数百字里的七次“哭泣”照样“哭泣”，不图任何加工美化，也不把它变成七个不同的同义词。这个译本连原著里的法文段落也留了下来，只随托翁以脚注形式将之译成英文。我在杂志上看到这些评论之后，就用在近日的演讲里面，以说明译事之难。然而，还是那个老问题，我既然不谙俄文，又没读过《战争与和平》，凭什么资格去拿它的翻译说事呢？
枉被人视作“文化人”甚至“书评人”，没有读过《战争与和平》难道不是一件十分可耻的事吗？更可耻的是我还有意无意地散布一种“其实我读过”的戚觉，让别人以为整部《战争与和平》我已了然在胸。
既然我没看过它，我又怎么可能谈论它呢？说起来，这也是小时候读坏书的结果。童年时期，我也曾看过不少“世界经典名著大全”和“死前必读的百本名著”之类的鸡精书。一开始的想法很单纯，就是先图个概观，知道什么年代什么地方有些什么书，再像做功课一样好好地读下来。可是你也知道，世上有多少人能在死前真正遍读那百本名著？又有多少人真会为了读不完它们而死不瞑目呢？再加上我心野，连学校课业都从不按时完成，又怎么会乖乖地按着名单把那些吓人的经典看完？通常的情况是看过一本书之后，兴趣就从此转到旁枝的题目上了。比如说读罢莎士比亚的《凯撒大帝》，就赶紧跑去找《高卢战记》和奥古斯都的传记，于是原定的《暴风雨》就给搁下了。
这种鸡精书看多了，会有一个很大的害处，就是它能产生幻觉，让你以为自己看了很多名著，其实你只不过是知道了一点皮毛。当然，这幻觉也不真是幻觉，欺得了别人，可骗不了自己，不知为不知，没看过就是没看过。然后心里就难免因外表与内容、幻象与真实之间巨大的割裂而生出令人痛苦的虚无和罪疚。何以致此？大概就和一个天天吃大量维他命药丸的人差不多，一粒小红丸就“能提供每日人体所需”，他慢慢就会觉得日常饮食里的蔬果是不必要的了，甚至忘记了小黄瓜的香脆、豆苗的甜嫩。当几百页的内容被浓缩为两三页的大要，每一本书看起来都会变得很像，面目模糊，所以看与不看的分别就不重要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只有战争没有和平（2）
我当年就是如此，知道了《战争与和平》的梗概，也知道了屠格涅夫《父与子》的主要情节（另一本未曾读过的经典），但竟然无法具体描绘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它们全都成了一团模模糊糊的“俄罗斯小说”，就像那粒工业生产的红色小药丸一样。书单代替了书，维他命代替了食物；我以为自己得到了和平，暂时止住了虚荣心发动的求知欲，换回的却是更多的战争，究竟无知所导致的空无和冲突。没读过《战争与和平》到底有多丢人呢？再无耻点说，没读过《战争与和平》却还要谈论它，难道就真是一件十恶不赦的事吗？恐怕未必，因为关于经典的最经典的定义是“那些没有人看，但人人都在谈的书”。我觉得这个明显是嘲讽的说法其实隐约说出了真相，经典确实是用来让人说事的，而说它也确实比读它更重要。道理很简单，就看看我们身边的人吧，有谁不知道什么叫“三顾茅庐”？有谁不明白“桃园三结义”？但在二十一世纪的第八年，还有多少人真正读过《三国演义》这部通俗又畅销的名著呢？我很怀疑。尽管如此，我们却还是乐此不疲地引用那些典出《三国演义》的故事和段子，甚至把它们浓缩成四个字的成语，用它们形容看见的事，以它们表达心里的想法，仿佛人人都读过三国都通晓里头的内容似的。
我曾见过一个广告大剌剌地印上“我思故我在”五个大字，我不敢肯定它的创作者是否看过笛卡儿的《第一哲学沉思录》，但我相当肯定他假设了大家都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即便那很可能是误解。经典的文化价值正在于你不用读它，但它的只言片语它的零散观念会自动包围你，成为你日常用语的一部分，成为你观察世界思考事物的背景。这里头当然不能排除以讹传讹的成分，于是经典的第二重定义就出现了：经典就是总会被人误会的那些书。而最大的误会莫过于人人都以为自己读过它们，其实根本没有。比如《圣经》，比如《论语》，作为思考背景和日用语言的来源，它们或许很陈旧。可是当你真正把它们当成书，以读者的身份第一次好好地打开它们细读下来，你却会发现“世界是如此地新，所有的东西都还没有名宇”（你看，我又在援引经典了）。因此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这篇文章里才会说：“经典是，我们愈是透过道听途说而自以为了解它们，当我们实际阅读时，愈会发现它们是具有原创性，出其不意，而且革新的作品”。
所以你不能因为某些经典的名字常被人挂在嘴上，就假定它们早已为人读烂；正如我们都会说话，但人类言语能力的原理对大部分人来讲还是陌生的，有关它的研究永远令人惊讶永远叫人神往。我原本以为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地不读《战争与和平》但依然大言不惭地谈论它，绕了一圈，我才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战争与和平》原来是本新书，读它不是为了一尽文化的义务（若单从文化角度来说，它其实是不用读的），而是因为它应该是本很有趣的新书。大部分经典都是有趣的，因为传说和真实往往差得太远，发现这个强烈的对比自然是种趣味盎然的旅程；这是段只有你一个人走的旅程。问题是称得上经典的书实在不少，我们该从何处着手？
我没读过《战争与和平》，也很想读它，可是我为什么要把有限的时间先花在它的身上呢？我一直不能体会可读之书的数目会随年岁增长而渐渐减少的说法，它的前提是经典有限，人寿更有限，所以在活着的日子已经不多的阶段更该集中精力攻读少数几部经典。我的经验却不是这样子的，先别说布鲁姆（HaroldBloom）的《西方经典》里那些我可能连书名都没听过的长篇经典目录；其实只要看过的书愈多愈杂，就一定会发现一些闻所未闻的经典守在远方。例如神学，外行人只知道《神学大全》；可一旦涉足，你就会知道还有《罗马书释义》、《神学美学》……又如演化论，以前我只晓得达尔文，后来才知道不可不读的还有古尔德跟道金斯。经典绝非有限的水池，它是大海，每游出一尺，你就发现前面还有一尺，无穷无尽，足可在不知不觉间溺死不懂疲倦的好奇读者。怕累，或许也是不读经典的理由。但比起怕累，我们一般更怕死。所以还是读书好，起码读着读着不知老之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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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态度与常识
———《（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远西对话》
读当红法国哲学家于连（Fran⒚oisJullien）的访谈录《（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远西对话》，发现一个非常罕见的奇事，作者竟然和译者公开闹矛盾，而且全都呈现在这本书里。根据书前《译者的话》，译者曾多次保证中国出版译书的程序能够“出精品”，但作者于连教授就是不放心，而且不放心到了一个地步要另外写一封《作者告读者书》，并且指明要一个他信得过的人中译之后连法文原件刊印，以正视听。他想告诉读者什么呢？他说：“虽然我十分感谢译者对我思想复杂性的阐述所显示出的极大耐心，我还是拒绝对该书中可能出现的误解和错误承担任何责任。特此声明！”再回到《译者的话》，译者隐晦地表达了他的感受：“译者庆幸本书在中法文化交流年内出版，其宏观意义在于交流两国文化，这个《作者告读者书》也可视为对本书的一个不无意义的脚注。读者不仅可知其书也可知其人，由此更充实了文化交流的内涵”。
我不懂法文，实在没有能力判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晓得到底是译者的水平果然有限，还是作者的为人太过麻烦。就算遇上了令人看得莫名其妙的章节，我也不知道是谁的责任。好在我还有丁点常识，可以藉此摸出些蛛丝马迹。在这本书的第八十九页，于连提到他七十年代在香港新亚研究所就读的经验；可是译者似乎没听过“新亚”这个名字，于是直接按原文音译把它写作“Xinya研究院”。此外他也不晓得“启德机场”，因此就有了“Kaitak飞机场”。如果说他没来过香港，不知道什么叫“新亚研究所”，也不知道香港曾经有个新亚研究所，那倒也罢了。但接下来，这位译者竟把一代中国思想史名家，于连的老师，徐复观先生，译成既有福气又有官运的“徐福官”，而且还标明这是“普译”。这不是一本谈中国哲学思想的书吗，译书的人怎能连徐复观是谁都没听过呢？就算没有这方面的背景知识，随便上网查一下，也不难找到“徐复观”这三个字吧？如此苟且的态度，难怪连教授如此不满，如此不信中国翻译能“出精品”了。读到此处，我总算知道了于连教授的“为人”是何等的认真，这次“文化交流的内涵”也实在太充实了。
又有一本书，是已故美国思想家萨义德（EdwardSaid）的《人文主义与*批评》。我是在书中译本的编者前言里看到这么一句话：“在另一个界标上，为了突出那句塞讷卡人格言的重要性，萨义德从一开始就投入了这个主题……”谁是塞讷卡人呢？他们又说了些什么格言？我在这篇前言的上一段又找到了这一句话：“‘人所固有的，我都具有'这句格言尽管已经是老生常谈……”看来这就是塞讷卡人的格言了。至于塞讷卡人，本书译者很认真地提供了一条译注，他说：“塞讷卡人（Senecan），北美印第安人，易洛魁联盟中最大的部落，主要生活在美国纽约州西部。”我非常惊讶，原来这支部落竟有一句美国学界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谈，而我却一无所知，于是赶紧找回英文原版学习学习。一学习我就发现原来“人所固有的，我都具有”原来是“Nothinghumanisalientome”这句名言的中译。译得对不对，姑且不谈；但这句话又哪里是什么印第安人的格言呢？但凡受过西方人文学训练的，大概都知道这句格言其实出自剧作家特伦斯（Terence），但他可不是什么印第安人，而是两千多年前的罗马人。由此推断，所谓的“塞讷卡人”（Senecan）指的应该是著名的古罗马人文主义思想家“塞内卡”（Seneca），暴君尼禄王的老师。这篇前言的作者的意思应该是说“Nothinghumanisalientome”是句“塞内卡式”的格言，拥有塞内卡式的人文主义精神。看来《人文主义与*批评》的中译者对人文主义的传统所知有限，才会把一个古罗马人当成了印第安人。难得他还要很认真地去提供一条译注，生怕读者看不懂，尽管是条错得离谱的译注。


失书记（1）
——《失书记》
一
朋友搞书展搞了好几年。与困处室内人声鼎沸的官办书展不同，他喜欢在露天空旷处晒书，任一家大小如游园般地穿逡其中。白天在上，足下绿草，所以不叫它“书展”但称之为“书节”，意思很好。去年书节，朋友又想出了新招，请几位读书的“名人”公开所藏，拿十本“对我最有意义的书”出来展示。蒙不弃，忝列名人，于是挑了又挑，干脆凑足十一本给他。两个月后，这事早就结束，不见音讯，就打电话去问。录音留言又过两日，再直接找上吾友查询，这才知道那十一本书连同其他人的藏品一并给人盗去了！朋友当然很愧疚，但他底下的人大概觉得无所谓，要一再催促之下才给我一张失书名单，并保证替我一一购回。购回？我想他们大概不太知道什么叫做“对我最有意义的书”吧。德希达有本悼友文集，书名改得好，《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