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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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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觉得陈子善的工作很重要，你从我是个香港人的角度理解就行了。在《王家卫的文学老师》里面，陈子善向大陆读者热烈推介刘以鬯，说他当年在上海办出版社，来香港主编《香港文学》的功劳，更称他的《酒徒》真正是“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对我们喜欢文学的香港人来说，这或许是老生常谈了。但内地知道刘以鬯的人有多少呢？从前在还没接触到港台文坛的时候，很多人甚至以为比《酒徒》晚了二十年的王蒙《蝴蝶》才是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呢。你说陈老师这篇文章是不是替我们香港文坛洗冤呢？且想象你是个活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的“海归”学人，温源宁自然是你这圈子里闻名的大人物，知道他的作品根本是种常识。要是发现数十年后原来已没人听过这号人物，你又会作何感想呢？
虽然陈子善不爱碰理论，但他这种看似琐碎的细活却往往起到了比理论还厉害的启发作用，因为他正在不断地带领我们重新发现新大陆，而每一趟发现都能引来自省：忽视刘以鬯是不是中原中心的偏见？歧视陆小曼是不是大男人主义的错？不想碰“汉奸”胡兰成是不是我们搞混了政治与文学？
陈老师的病，是文学材料饥渴症，起于无书可读的运动年代。照他的自述，那时凡是禁书都坏不到哪里去，所以他有了不轻信传统偏见的习惯，再不受主流重视的东西都要拿来看上一眼。又由于禁书总是要费一番力气去寻觅的，所以他练就了一身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本事。难怪当年内地门禁才开，他就迅速和港台接了轨，两个岛屿的一切对他来讲都和以前的禁书一样，是被埋没了的宝。半生埋藏故纸堆中，他的心胸却是最开阔的。对着这种人，我们自叹不如，只好常常取笑他的傻劲，他也不在意，总跟着我们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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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编辑的藏品——《东写西读》
其实报刊编辑和作者没有分别，他们都是作家；如果真有什么不同的话，差别或许就在于作者用键盘和笔书写，而编辑则利用作者来替自己书写。一个编辑用不着自己动笔，他只需调动不同的作者，开发他们的潜能，形塑他们的风格，再组合并装成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作品。当然我们可以争辩，作者创作如臂使指，手到心到；编辑就没有这份控制作品的能力了，他不可能完全掌握每一个作者要写的东西。所以编辑的作品永远是不完整的，它永远失控。然而，又有哪一个作者真能达到令每一字都处在自己严密蓝图之中，恰如其分刚好到位的地步呢？如果一本杂志就是一个编辑的作品，那么好杂志就应该要风格鲜明气息强烈了，让人一看就感到在这芸芸作者的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其手艺抢眼，令人无法视而不见。
近几年大陆芸芸文化刊物之中，编辑的作家性格最突出的就是《万象》了。很多人说它“海派”、“小资”，比起北京的《读书》多了几分闲情，多了几分旧时颜色，更多了故事。其作者有现成名家如董桥、黄裳、迈克、林行止、刘绍铭和舒国治，也有许多在这里头养出来的新秀像恺蒂、毛尖和娜斯；但不论成名与否，是老或少，大家都出奇地协调，合作酿出了一股浓淡有致的清雅韵味。这本杂志背后的作家叫做陆灏，有“沪上美男子，当代邵洵美”之称，可是《万象》没有他的玉照，甚至看不见他的署名，更别提什么编者前言或后记了，实在是低调得很有性格的编辑。他刚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万象》，转眼就出了一本雅致的小集《东写西读》。一个惯于躲在幕后的编辑要是亲自下笔，会写出什么样的东西呢？一打开《东写西读》就见引文，陆灏放在书里的第一篇文章是《读〈容安馆札记〉》。《容安馆札记》是现代中国作者中最擅长引经据典、摘字取词的钱钟书的晚年笔记，全书除了引文还是引文。我以前少不更事，觉得钱先生只不过博学，总是东抄西抄，没甚么自己见解。后来我才理解这样的书最难写，虽旁征博引，却环环相扣，让不同的文章和书籍在自己书出来的范围里相互发明相互碰撞。就像一个指挥正在驾御庞大的管弦乐团一样，你能说一个指挥不玩乐器就不算音乐家吗？整个乐团就是他的乐器。
陆灏这本集子也是他的读书札记，记的都是他读到的有趣故事。例如其中一篇提到一类喜欢毁书的读书人（专有名词叫Biblioclast），佼佼者是达尔文，喜欢把一本厚书撕成两半，放进外套上的两个口袋，“认为这样方便携带”。大诗人华兹华斯要是进了朋友的书房，“就好像把狗熊放进了郁金香花园，他会用一把满是牛油的刀，裁开一本伯克的著作，以致书中每一页都留下油渍”。同是诗家，雪莱的行动就诗意得多了。他喜欢摺纸船，每见池塘，必从书中撕下几页摺成小船下水，看它们浮游徜徉。
我想起二十世纪德国大思想家本雅明，他一生痴迷收藏，不只写过许多谈收藏的文章，还为了藏书的嗜好犯穷。其最大心愿就是要“写一本完全由引文组成的书”，早逝的他当然成就不了这等伟大的宏图，唯钱先生庶几近之。至于年轻的陆灏，来日方长，不妨继续革命，这种写书的态度很像一个编辑，问题是它有意思吗？也是本雅明的话，碎屑散漫的收藏集合起来会产生“新的宏发性关系”，引述回来的故事也会爆发意想不到的力量。在《举人算得了什么》一文里，陆灏先讲了一堆民国学人的逸闻趣事，最后终于说到“*”：“听朋友说，*中造反派找王瑶先生训话，不知什么原因，造反派就要动手打他。王先生一边绕着桌子逃，一边哀求：大王饶命！”。此情此景，当然可笑，但它爆发出来的那股力量欲又不是“笑话”二字可以道尽的了。
壮哉万圣
几天前才谈到，现下要禁书可不容易了，不止盗版横行，连正当的出版商和书店也都各有神通，懂得用法律的盾牌与法外的渠道左右周旋。没想到过不了数日，我就差点在北京目睹了一幕禁书秀。地点是北大附近的万圣书园，主角是老板刘苏里夫妇。听他俩说，那一天我要是早点到就能够赶上了，台湾出版界名人郝明义先生看了一下午，频呼过瘾长见识，让我很羡慕。原来今年（2007年）是“反右”五十周年，几位文化管理执法人员上了万圣书园，硬要没收一本谈反右历史的书。刘老板夫妇俩什么场面没见过，这么多年以来，哪一个“主管单位”的人都晓得到了这个知识分子圣地得客客气气，好言相劝，不可硬干。偏偏这些执法人员平常大概捉惯了“小姐”据说卡拉OK和书店都是“文件事业”，属于这批执法人员的管理范围，没有闯书局的经验，于是一上来就要拿营业执照（类似香港警察去夜场“查牌”）。结果惹毛了刘老板，双方闹得不可开交，最后要出动当地官员调解……。
说起来刘老板也是个京城闻人，经历了八十年代的风起云涌，九十年代初刘苏里在京开书店让青年学子走向世界。由于他的背景独特，有些搞“修宪”维权的就喜欢聚到万圣的加啡店里聊天，据说很令“有关部门”注意。其实这真是误会，刘苏里不涉政事久矣，他现在专心老实做生意，一门心思全在书店上。于是万圣书园就成了北京最好的人文学术书店，不止附近的教授学生喜欢光顾，连我这等游客每回去了北京也一定要去报到。你可别以为它像台湾的诚品，咖啡店里充满了精致的摆设优雅的桌椅，空气中还有高级的乐声。不，刘太太很强调他们拒绝“小资”，一切以平实为尚。最夸张的是他们偶而还会客气请走霸着座位喁喁谈情的情侣，因为“这是一个给人讨论问题交流思想的地方”。万圣到底好在什么地方？简单地讲，就是我从来没在那里找不到自己要找的书。尽管以大陆标准而言，它的地方不大。但是很奇怪，它摆出来的书恰巧就是我想看的；而我不想看的，却一本也见不着。不像好些超级书城，你略过垃圾的时间要比真正看书的时间还多。而且不只我有这种感觉，北京“圈子里”的朋友人人都有同感。要做到这点真是不容易。在万圣，任何一本书想要进门都得经过三重审核，不入流的根本上不了架。何谓不入流？为免得罪人，名字我就不说了，总之某些声震神州的文化大师全集，和包赚不赔的全国畅销书就不是他们的那杯茶。不看面子不讲关系，任你是大发行商在出版社，东西不行就是不行，凭什么你出过一百本好书那第一百零一本就一定好呢？难免有出版商给红包推书上畅销榜，也难免有人打电话来询问为什么自己的杰作你们不懂得欣赏；更有不识时务的作者在店里吵闹，不满书的位置不够当眼。你把我们刘老板当是什么人啦？他连执法大队的面子都不给，何况你这臭老九？刘苏里说他有回火了，结果就大骂一个恬不知耻的家伙：“这么次的书，还好意思叫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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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进一步
想要认识香港的独立出版社“进一步”，你可以从它的朋友开始，也就是所谓的“进一步之友”。有一天，人称“江总”的“进一步”总编辑江琼珠很高兴地通知我：“恭喜你，我们的股东一致决定，正式接纳你成为‘进一步之友'。”听她的语气，似乎这是天大的恩典。可是我早就从古琼诗和吕大乐那里了解到了“进一步之友”的真相，知道这绝对不是什么划算的事。就拿吕大乐来说吧，他替“进一步”写书，不只拿不到分毫版税，甚至还要出一笔“赞助费”。意思就是你出书的成本得由你自己负担，万一（只是万一）书卖得不错，竟然赚钱，那么这笔钱就该捐给“进一步”。你先别问这是为什么，我还没讲完呢。
据说有一次百事缠身的吕大教授迟交书稿，只是迟了一天，江总就电告他：“由于你没有按时交稿，导致我们损失惨重，所以我们一致决定你要缴交罚款，以作赔偿”。虽然吕教授位居学院厅堂，薪高粮准，但他平日奉公守法，实在没有随时交罚金的预备，于是他只好以实物代替现金。没多久，“进一步”的办公室就多了一座挺巨大的冰箱，上面贴了一张纸，写着“吕大乐敬赠”。这就叫做“进一步之友”了。不要以为“进一步”是个专门坑害友好的层压式诈骗传销机构，他们的股东不只严以律人，自己也很交足货。
为了庆贺“进一步”成立十周年而不倒之喜，他们不只在2007年一口气推出了“一步十年”系列的十本小书，还在相当高尚的中环SOHO区找了家法国餐馆祝捷。这天晚上除了十本书的作者，庄陈友社长暨全体股东，座中还有我等一众“进一步之友”，全场任食任饮，豪到你唔信。请吃饭的是大导演邱礼涛，在港片“滥拍王”雅号的背后，他真正的身份其实是“进一步”股东。请喝酒的是梁柏康，平常拿药房东主的职业做掩饰，实际上也是热衷各项示威*的“进一步”股东。这两人不得了，平常再忙，也不忘“进一步”进步大业，随传随到，花钱如流水。
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不是一家应该捱得了十年的出版社。我想不出什么精确简洁的解释；答案，或许就在“一步十年”这套书里。平常圈里人谈起这家独立出版社，想起的就是它很“关心社会”，爱出一些其他人不大愿出的书，胸怀天下，鼓吹运动。果然，“一步十年”本本硬桥硬马，绝无废话，没有无病呻吟，更不讲市场噱头，一派孤身走我路的风范。就算其中有个人感怀，那也是铁汉柔情。看张炳良指点江山，在《管治香港的难题》里痛思回归十年路，身在行政会议，心是学人本色。再看许迪锵《老师没有告诉我，我也无从告诉学生的历史与文学片断及其思考》，他开宗明义地说自己从小的志愿就是当老师，至今不悔，这等豪言现在又有谁吐得出口？更厉害的是这十本书里起码有七本可以算作社运见证，从七十年代的女工夜校到内地民工的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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