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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经-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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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首先应该将中国和日本的文化进行对比研究，对我来说当然主要是进行性文化的对比研究。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距离很近，也不仅是因为两个国家、两个民族文化交流频繁，历史悠久，而且因为日本在近代和现代居然会那么强大，那么繁荣。有些中国人过去是不太看得起日本人的，叫他们“小日本”，的确，日本版图小，资源贫乏，但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期居然能把中国一时打得节节败退，而在最终失败、无条件投降以后，又能迅速地恢复起来，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里有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许多原因，也有文化上的许多原因。日本这个民族在文化上是有很多特点的，它非常善于向先进的民族学习，吸取先进文化，另一方面又很注意保存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它很善于把文化中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融合起来，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它是世界上最重视国民教育的国家之一，而且特别重视国民素质的教育。
对于这一切，中国人都是应该借鉴的。中国总以为自己地大物博、历史悠久，这当然是好事，可是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反而变成坏事了。长期以来，中国的统治者沉浸在“天朝大国”的美梦里，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等到发现自己大大落后于“列强”，已经来不及了。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像唐代那样的辉煌时期，也有文化交流，可是总是“输出”多，“输入”少，做“老师”多，做“学生”少。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国门还是只对苏联开放，以后又发现苏联的那一套也不行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拨乱反正，当然极大地扭转了这种局面，但是也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例如有些人一学西方，就把中国的老祖宗全忘了；有些人还很热衷于挖掘在什么什么问题上，古代中国是世界第一，这种挖掘当然也有一定的意义，可是如果仅止于“怀古”而不看现在，就错了，这叫“倚老卖老”，它睁眼不看繁荣强盛的美国才建国200多年；在改革、开放，向先进文化学习的过程中，有些人总是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也要防止它变成拒绝引进先进文化的一种借口。
性是人类两大基本生活需要之一，也是人类文化的两大起源之一。在**，对性文化的重视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但是形势在迅速发展，在不远的将来，人们会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性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个重要方面，先进的性文化是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目前在中国，多数人对性文化还有许多模糊的认识，譬如说，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究竟要发扬什么？要向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先进文化学习，究竟要学习什么，难道仅仅是引进一些科学技术？进行一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性文化对比研究，也许可以使人们对某些问题看得清楚些。
我多次访问过日本，都是开会、讲课这一类的事情。1995年8月在横滨办过一次性文化展览。我每次访日，都是在日本的现代化大城市，实际上是走马看花，对日本的民风、民俗和文化的原始面目了解很不够。2001年3月，我应日本金泽星麦大学秦莉方（波多野雅子）女士的邀请，再次访问日本，停留了较长时间。在秦女士的策划、引导和陪同下，访问了日本的不少中小城市，如京都、金泽、犬山、小牧、松本、宇和岛等，这些中、小城市的味道完全和大城市不同，民风淳朴，文化古迹保存较多。我们的目的主要是考察性文化，在犬山、小牧参加了“丰田祭”活动，在松本探访“道祖神”，在宇和岛参观了性博物馆。我们收集了大量资料，为这本书的写作提供了一部分基础。这本书的资料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中国古代性文化部分的资料来自我的中国古代性文化研究和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日本性文化的资料一部分来自这十几年我对日本的了解和资料的积累，一部分来自这次秦莉方女士和我的考察。
秦女士这些年来对日本性文化有许多研究，她积累了不少资料和照片，可惜因为她的工作太忙等原因，未能在这本书里反映出来。我一方面要对她陪同我在2001年所进行的日本考察表示感谢，另一方面如果将来这本书能在日本出版时，争取把她个人收集的资料补充进去，使这本书更加丰满起来。
正文 前言（2）
刘达临于同里
中华性文化博物馆
正文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从总体上看，中日文化交流的特点首先是历史悠久。wwＷ。ＨaＯＳhＵＤu。Ｃom在远古时代，日本列岛曾与亚洲大陆相连。在日本发现的古生物化石与旧石器文化与中国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有许多共同性，这说明原始先民们早有来往。直到距今一万年左右。由于冰川期的结束，海面回升和地壳变动，日本列岛终于完全和大陆脱离，但是以后仍然不断有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移民利用海流和季风渡海来到日本，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从两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看来，这种文化交流十分密切，而且绵延不断。
其次是范围广泛。中日文化交流极其丰富多彩，涉及文化的方方面面，无论是从狭义文化概念所包含的哲学、文学、史学、科学、宗教、教育、美术、音乐、舞蹈、书法、体育、建筑、工艺、园林、民俗等领域，或者按广义文化概念所述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诸层面，无处不有中日文化交流的表现。性文化作为人类文化两个最基本的起源之一，当然也在交流之列，不过长期以来这方面的文化被掩盖、被尘封了，现在则要把它重新揭开。
第三是影响深远。中日文化的交流对于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学的发展进步，以至于国家关系、民族感情、革命运动、人民友谊、日常习俗等等，无不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曾把中国文化在日本文化形成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比喻为做豆腐时加卤水。【转引出处同上书，第4页。】至今在日本的文化和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中还处处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化影响的烙印。
正文 中日文化交流的四个时期和代表人物（1）
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包括从上古一直到19世纪的漫长岁月。wＷw。ＨＡＯsＨudＵ。ＣＯm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起，可以划为以下四个时期：
1．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6世纪，即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是弥生时代和大和时代前期。这个时期中日交往的路线大多经过朝鲜半岛，从陆路过海峡或沿岸航行。交流方式主要通过中国移民赴日本传播中国先进文明。交流内容偏重于物质文化层面，如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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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著名代表人物是徐福。《史记》记述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山东一位方士徐福上书说：东海之中有“三神山”，名叫蓬莱、方丈、瀛洲，岛上有神仙和仙草。秦始皇闻讯大喜，便派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入海求仙人”。但以后徐福竟一去不返，找到一片“平原广泽”，自立为王。以后，中国的历代文人都把徐福奉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1376年，明太祖朱元璋召见日本僧人绝海中津，两人赋诗唱和，也提到徐福。
日本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传说，不少地方都有关于徐福的遗迹和故事。例如，九州佐贺县的伊万里港传说是徐福舰队到日本登陆的地方。在和歌山县新宫市有徐墓。据说徐福曾经在佐贺市的金立山住过，因此当地居民建金立神社奉祀徐福。佐贺县每50年举行一次隆重的“徐福大祭”，最近一次是1980年。当地还流传着徐福登金立山遥望西方怀念家乡的故事，甚至还有徐福和土著酋长的女儿阿辰的爱情经历，这就很带有浪漫色彩了。
2．公元6世纪至9世纪，即中国隋、唐时期，日本是大和时代后期、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前期。这个时期的交流路线则以直接渡海为主，交流方式有使节人员往来，尤其是日本派遣大批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来华，出现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次高潮。交流内容则以制度文化层面为主，如日本学习唐朝律令制度实现“大化革新”，同时也涉及精神文化如佛教、建筑、雕塑、诗歌等方面。
从公元7世纪初至9世纪末的两个半世纪里，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
公元742年，日本政府派人到扬州大明寺邀聘鉴真及其弟子东渡。弟子们害怕渡海风险，起初无人答应，而年过半百的鉴真却毅然说道：“为了弘法传道，何惜身命！”在他的感召下，有21人愿意跟随师父赴日。但是，在12年中，由于海上风浪、触礁、沉船、牺牲以及某些地方官员的阻挠，五次失败，鉴真双目失明，九死一生，但是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终于于753年12月20日抵达日本。日本的官方、民间佛教界对鉴真的到来极为重视，为他设坛授戒。756年孝谦天皇任命他为大僧都，统理日本僧佛事务。759年，鉴真及其弟子们苦心经营，设计修建了唐招提寺，此后即在那里传律授戒，成为日本律宗的始祖。763年鉴真在唐招提寺逝世，享年76岁。
3．公元10世纪至14世纪，即中国五代和宋、元时期，日本是平安时代后期、镰仓时代和室町时代前期。这个时期中、日之间虽然基本上没有正式使臣互聘，但是民间贸易和僧侣往来却十分活跃，两国也通过这些途经进行官方联系和文化交流，尤其是僧人，在宋元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中充当了重要角色。
4．公元14世纪至19世纪，即中国明清时期，日本是室町时代后期、安土桃山时代与江户时代。这个时期交流方式更加多样化，既有贸易（如明代的勘合贸易、清代的信牌贸易），又有移民甚至战争。交流的内容除物质的商品贸易外，更突出精神文化，而且逐渐从佛教这一重点转移到儒学、美术、书法、医学以及政治和经济上来。这种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交流，反映出日、中两国在向现代社会转化过程中的一些特点。
例如，日本的雪舟和尚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人物。他1420年出生在一个下级武士的家庭，12岁入寺为僧，绘画天分极高，在京都相国寺学习禅宗，又学习绘画。他十分向往来中国加强这些方面的学习，在48岁时终于实现了这一夙愿。
在从中国唐代开始的一千多年中，中、日文化交流以日本吸取中国文化为主。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推翻了德川幕府政权，建立起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权。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地强盛起来，这种情况引起了许多中国有识之士的注意，更多的知识分子要了解日本，借鉴日本的成就，吸取日本的文化，向日本学习。
黄遵宪（公元1848－1905年）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人物。他见识较广，眼界开阔，满怀爱国热情，留心时务，主张改革，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1876年他考中举人，次年由何如璋推荐为首届驻日使团参赞官。作为一个外交官，他主张中、日两国平等相待，友好相处，互相学习，各求富强，共御外侮。同时又坚决反对一些人种种破坏中日友好、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并为此据理力争。
他在驻日期间最大的成就是创作《日本杂事诗》和编写《日本国志》。他到日本后仔细考察日本的历史地理，认真研究维新制度，游览名山大川，熟悉民风民俗，了解工艺物产，比较中日文化，陆续创作了二百首“杂事诗”，汇集成册，1898年由长沙富文堂刊印。这本《日本杂事诗》使中国人进一步了解了日本。
正文 中日文化交流的四个时期和代表人物（2）
综观历史上的中、日文化交流，多以宗教、政治、经济、典章制度为重点，在近1000多年的时间里，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性文化交流，因为这种交流在封建社会中是不可能想象的。但是，文化交流中有许多民风民俗、风土人情的内容，其中就不可能不涉及到婚姻与性。例如，黄遵宪是清朝末年一位思想开明和进步的学者，他和同时期的戊戌维新的先驱谭嗣同、梁启超、康有为一样，都反对性压迫、性禁锢，主张以自然、健康的态度对待性。黄遵宪在收入《人境庐诗草》中的《新嫁娘诗》，就是一篇性心理、性文化的杰作，这首诗堪与唐人白行简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媲美。他在《日本国志》的“礼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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