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斯大林1939-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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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正是通过这两次战争，使产业革命基本完成，并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并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取得了大量权益。

甲午战后的十年，日本掀起了一个新建和扩建企业的狂热lang潮，产业革命达到高潮。

而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使日本资本家大发战争横财。

从战争后期开始，日本国内再次出现兴办企业和投资的高潮，日本产业革命基本完成。

日本产业革命的完成过程与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大体一致，特别是在日俄战争后，日本产业革命的完成过程大体上就是日本垄断资本形成的基本过程。

列宁指出的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日本在日俄战争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基本具备。

此外，日本帝国主义还有着自己的特点，即是“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

日本帝国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军国主义色彩，是靠对外实行野蛮的军事侵略发展起来的，并在连续不断的对外军事侵略中持续发展。

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有明显的军事性和封建性。

军事封建的特点贯穿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整个历史，而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演变是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发展密切结合的，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又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息息相关。

因此，可以说日本垄断资本的孕育、形成和发展，构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

（三）日本军国主义发展演变到法西斯主义阶段后，其社会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资本。

日本军国主义的最后或最高阶段，则是日本法西斯主义阶段。

日本法西斯主义，就是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陷入全面危机时期军国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其在经济方面的突出特点是以较为单一的垄断资本为其社会经济基础。

在这一阶段，随着战争经济体制的形成与稳固，特别是随着农业统制的加强，寄生地主制不断衰落。军部和财阀紧密联盟成为日本法西斯统治和法西斯体制的主要支柱。

也就是说，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带军事封建性的日本垄断资本。

日本军财紧密联盟，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逐步形成和巩固的。

“九一八”事变后，军部的对外侵略战争与扩充军备，得到新兴财阀的全力支持。军需生产的高额利润滚滚流向财阀。而日本对外倾销受阻使国外市场缩小，进一步促使财阀积极靠拢军部，支持军部扩充军备的要求，仰仗军部去武力争取、确保市场和资源。

与此同时，军部也作了重大改组，统制派确立了在军部的支配地位。

统制派主动接近、拉拢财阀，争取财阀的支持、合作。军财的双向接近，便有了军部与财阀的紧密联盟。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日本法西斯统治得以建立和加强，军部敢于飞扬跋扈，并且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军国主义于1937年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本国民经济全面转向战争经济，即战时统制经济体制。

战时统制经济体制为主体的统制经济，是战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是法西斯主义的经济体制。日本统制经济体制的指导原则是法西斯极权主义，是一君万民的极权主义。而且，这种经济体制被作为整个法西斯体制的基础。

正是随着极权主义新统制经济的进展，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机构得以完备，其他的法西斯文化体系、思想体系同时得以形成。

第八章　特别班与九段办事处

第八章“特别班”与“九段办事处”

叛逃的留西科夫由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的斯波行雄和关东军司令部第二课的宇多川达也秘密用军用飞机护送到东京后，首先由日本内务省警保局的特高科对他进行了例行的审问。

随后，留西科夫就被关进了参谋本部第二部的地下室，继续接受审问。

几天后，他又被秘密隐藏到第二部下属的“九段办事处”，继续进行审问。

留西科夫在六月底之前，由斯波行雄和宇多川达也陪同着再次返回满洲之前，一直就被关在这里。这是后话。

日本二战时期的内阁是“战时内阁”，其权利最大的决策机构是“军事大本营”，简称“军部”。在很多情况下，“军部”发布的军令、政令是至高无上的，就连裕仁天皇都要听命于“军部”，或者屈服于“军部”，亦或者受制于“军部”。

陆军参谋本部本身所属的众多部门又都是日本“军事大本营”的重要决策部门。

参谋本部第二部是则专门负责情报和谋略的一个重要部门。

第二部在陆军参谋本部、甚至“军事大本营”作出有关战争的决策时，从某种意义上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整个“战时内阁”时期，可以说参谋本部第二部的声望远远的高于参谋本部的其他部门。第二部的几任部长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

如臭名昭著的二战日本甲级战犯、在一九四八年年十一月四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元凶松井石根、武藤章等人，都担任过第二部的部长。

日本三大特务机关之一“土肥原机关”的首脑、大特务土肥原贤二也曾供职于第二部。

留西科夫叛逃时，第二部的部长是本间雅春（又译本间雅晴）。

本间雅春于七月十五日晋升为陆军中将、调任陆军第27师团，任师团长后，第二部部长一职由谋略、情报专家山口喜三郎陆军少将接任。

负责继续审问留西科夫的机构就是当时最为神秘的“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特别班”。

由于它的“办公”地点设在东京都一个叫做九段的地方，又被称作“九段办事处”。

这个“特别班”是专门为了审讯留西科夫而成了的特别机构。

（一九三九年三月后，这个特别班被命名为陆军参谋本部第十八班，后来演变为专门监听外国间谍相互之间无线电通讯联络的专门机构。这个机构人员最多时，拥有一百二十多名专职军官。）这个机构的第一任班长就是不久后、即七月十五日接替本间雅春，就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的山口喜三郎陆军少将亲自担任的。

留西科夫到达“九段办事处”后，山口喜三郎曾经专门设宴招待了他两次。

斯波行雄则是在山口喜三郎高升后，接任了这个“特别班”的班长职务。

宇多川达也则是根据斯波行雄的要求，参谋本部第二部专门从关东军司令部借调过来，协助他继续对留西科夫的审讯的。

也就是在宇多川达也来到东京后，斯波行雄正式向他详细的介绍了他秘密制定的那个极其大胆的行动计划。

宇多川达也立即对这个行动计划表现出了极大关注。

随后，他们二人经过反复的谋划，将行动计划写成正式报告，正式交到了山口喜三郎的办公室。

行动计划被批准后，他们二人就成了具体的执行者。

这也是后话。

第九章　最后一次审讯留西科夫

第九章最后一次审讯留西科夫留西科夫被带到东京后，斯波行雄和宇多川达也一连几天继续对他进行了“苏俄在远东地区谍报网”和“苏俄在欧洲地区谍报网”两个专题的进一步审讯。

在此之前，根据留西科夫提供的苏联在远东地区情报人员的姓名、详细住址，已经有大批的苏联情报人员被捕，苏联在远东地区谍报网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可以说，在满洲地区，除了同时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苏军总参谋部和共产国际的代号“莱欧”和“高”的两个谍报机构，其他所有的谍报机构几乎全部被日本关东军、朝鲜驻屯军、满洲防谍科破获。

这主要是在留西科夫到远东地区任职前，“莱欧”、“高”两个谍报机构就已经在这一地区活动，他并不掌握他们的具体情况。

正是“莱欧”谍报机构在此后出色的工作，才使得日本和德国谋略专家们制定的由留西科夫执行的两次企图刺杀斯大林的行动计划未能成功。这是后话。

至于“苏俄在欧洲谍报网”的审讯，则是根据“日德防共协定”的约定，德国方面已经正式提出希望得到留西科夫提供的情报，并派专人来到了东京。

“九段办事处”是一个由三排平房组成的独立小院，小院有一条小巷直通临街的大门。四周被一片三到四层楼房包围着，这片楼房是日本军方的一处后勤机关和大型军需仓库。

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这里只有为数不多的日本宪兵担任警卫，外人很难想象这里就是神秘的“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特别班”。

留西科夫的房间是三排平房中间的一排一套有里外套间的的日式套房。外间名义上是客厅，实际上是审讯室，内间是他的卧室。

刚来到这里时，他对“榻榻米”很不适应，在他的要求下，斯波行雄专门为他添置了单人床和沙发，饮食方面还是一如既往的日式饭菜和少量的清酒。

所不同的是，在这里他没有“放风”的时间，一天到晚必须呆在房间里，即便是站在窗前，也只能看到灰蒙蒙的天空和阴森的日式楼房。

几天里，他继续不停地向“特别班”提供着他所知道的所有情报，但是，他此时更加关心他的妻子和儿女的命运。

“我希望你们尽快再派人到芬兰去，我迫切需要知道我的妻子和儿女的情况，否则，我拒绝再回答任何问题。”

六月下旬的一天上午，留西科夫在他位于“九段办事处”的秘密住处里，在又一次接受斯波行雄和宇多川达也的审讯前，再一次提出了他的强烈要求。

“将军，这一点请您务必放宽心，我们已经派出了四批特工人员前往芬兰，很快就会有消息的。”

斯波行雄极力安抚着留西科夫。

宇多川达也也附和着说道：“阁下，请您相信大日本皇军的承诺，我们的特工人员一定会将您的妻子和儿女的情况查实清楚。”

留西科夫沉思片刻，郑重的说道：“我希望你们言而有信！”

斯波行雄也极为郑重的做出了回答：“我以我大日本皇军军人的荣誉向您保证。”

留西科夫再次沉思片刻，无奈的继续接受审讯。

“将军，您前几天向我们详细的述说了苏俄远东地区情报机关的三大主要组成部分，即：一是属于在哈巴罗夫斯克的苏军远东地区司令部的军事情报局系统，二是属于将军您曾经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地区的国家安全局系统，三是属于莫斯科直接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国际情报局系统。”

斯波行雄在套房的外间里来回不停地走动着，一口气简单的概括出了留西科夫所提供的所有苏联远东地区情报机关的构成情况。

留西科夫坐在房间一侧的沙发上默默的吸着烟，沙发旁是一张长条桌，宇多川达也坐在桌前，面对着审讯记录簿，准备做记录。

留西科夫听完斯波行雄在每次审讯前都要重复的活语后，抬了抬眼皮、点了点头，有些不满地说道：“是的，斯波先生，您概括的很准确。”

从在此之前的无数次审问中，留西科夫已经深深的感觉到斯波行雄等人对他并没有完全的信任，或者说，他们对他说过的话始终没有完全的认同。

这次斯波行雄又像前几次一样，重复着每次审问前都要重复的同样问题。

斯波行雄停住脚步，两眼瞪着留西科夫继续说道：“现在，我可以明确的告诉您，根据您提供的名单和地址，苏俄的情报人员绝大部分已经被我们抓获，唯独代号为‘莱欧’和‘高’的两个谍报系统的人，到目前为止毫无踪迹”

留西科夫打断斯波行雄的话：“斯波先生，到目前为止，凡是我亲手掌握和我知道的谍报机构和情报人员，我已经毫无保留的都告诉了你们。这一点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斯波行雄很清楚留西科夫对他的不满，但是，他还是按照他的一贯做法继续着审问。

“将军，我是在执行公务！您也是军人，而且是高级别的军人。如果我在某些方面冒犯了您的话，我请您原谅和理解。”

这也许是留西科夫第一次听到斯波行雄说出的“心里话”。

但是，他还是表示出对斯波行雄的不满，只是再没有那么强烈。

“斯波先生，我已经说过了，‘莱欧’和‘高’这两个谍报机构，在我到远东地区任职之前就在满洲活动，我既不知道他们机构人员的姓名，也不知道他们的具体住址。虽然他们的编制都属于我远东地区的国家安全局，但是，他们同时还隶属于军事情报局和共产国际的国际情报局。他们直接与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联系，根本就不与我联系。”

斯波行雄耐心的再一次听完了留西科夫的辩解，脑子里继续核对着他前几次的口供，希望能找到突破口。

他始终认为留西科夫在苏联满洲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