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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刀锋:剖解影响中国历史的11个关键人物-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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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毋生早已等不及了，就对董仲舒说：“与其这样等着干耗，还不如回家找点事做呢。”于是，跟董仲舒道过一声别，就匆匆离京返乡走了。董仲舒又在京城待了一阵，实在看不到什么希望的曙光，只得无可奈何地清点行装打道回府，准备重操旧业。
董仲舒一脚踏上故乡的土地，便与京城的冷落形成鲜明的对比。现在，他可是受到皇帝钦点的博士，在普通人眼里，博士就是学问与权威的象征。听说他要正式收徒讲学，前来报名、求教的年轻人络绎不绝。他再也不像过去那样零碎而肤浅地讲说儒家学说，而是系统地向学生们传授春秋经传理论。学生一多，教室坐不下，有时不得不改在露天广场授课。董仲舒传授儒家经学，其规模与成就虽不如孔夫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但也培养了不少在中国具有一定影响的优秀人物。据《史记？儒林列传》所记：“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就连《史记》作者太史令司马迁本人，也曾拜在董子门下求学。
董仲舒除在家乡授徒教学外，还游学四方，并受到河间献王的召见求教，一时声名鹊起，颇受世人尊崇。表面看来，他的日子似乎过得十分风光，可内心深处，却缠绕着一股无法化解的“从政情结”。“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是儒者们一贯的精神支柱与人生追求，深得儒学精髓的董仲舒更是如此。不能进入政治权力的中心，哪怕学问再多、名气再大、日子再风光，似乎也是没有多大的“出息”与价值的窝囊废。一晃悠，他已六十多岁的人了；再一晃悠，一辈子的时光可就过完了，于是乎，心里免不了有着一种难耐的急迫与焦灼。然而，除了热切渴盼与静心等待外，也别无他策。
机会终于来了！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经过前几代君王“无为而治”的积累与铺垫，汉代的政治、经济都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繁荣的时期。武帝认为，时代的发展再也不需要过去的黄老思想了，他可不想让无为而治束缚自己，他要站在祖辈的基础上实行有为而治，放开手脚大干一番。刚一即位，就征召贤良，表现出对儒家的极大兴趣，并相应地采取了一些重儒措施，结果受到他的祖母——执掌汉朝实际大权、深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的干预而夭折。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五月，窦太后去世，早就跃跃欲试一展鸿鹄之志的汉武帝认为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时代已然来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更改年号，将建元改为元光。也正是从他开始，此后的帝王动不动就养成了更年改号的陋习，陶醉在一种虚幻的信仰、夸耀与自我安慰之中，却给平添了一份人为的繁杂。
接着是一番对内对外的“综合治理”，然后，汉武帝那鹰隼般的目光又投向了天下文人学士身上，再次向广召贤良，让他们出谋献策，辅助君王治国，使得天下英雄“尽入彀中”。
汉武帝初次征召贤良时，董仲舒正游学四方，停留在河间献王处与他切磋学问。他人居河间王国，户籍却在赵国，因此初次举荐的贤良之士中便没有他的名字。“福兮祸所伏”，如果初次征召进朝任用，以董仲舒的才能与性格而言，将很有可能遭到窦太后无情的压制与打击，当初建议、帮助汉武帝重用儒学的郎中令王臧、御史大夫赵绾就是在窦太后的威逼下撤职，尔后又自杀身亡。然而，董仲舒毕竟在年轻的皇帝身上看到了儒学振兴的曙光，并对他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因此，他对春秋公羊学的研究也更加努力了，“专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等到汉武帝完全执掌朝政再次征召贤良这一年，董仲舒已是六十三岁的垂暮老人，虽然晚了一点，但他一直葆有着一颗“参政议政”的勃勃雄心，哪怕再老，他也不会轻易放过这一难得的也许是最后的一次机会。
于是，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又一次欣欣然地来到京城长安。这次，他不仅没像上次那样“坐冷板凳”，似乎为了补偿似的，还享受到了一份难得的殊荣：在所有被推荐的一百多名贤良中排列第一，考试结果出人意料地令人满意，汉武帝又特地为董仲舒加试两场，以虚心的态度向他垂询较为系统、完备的治国之策。汉武帝三次策问，董仲舒三次答对，这便是上有名的“天人三策”。
“天人三策”的主要内容为：一、君权虽为神授，但上天总是警告、谴责、威胁人间君王的恶劣行径。因此，君王要努力实施德教，贬抑刑罚，更化旧的陋习；二、兴办太学，培养贤士，知才善任；三、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也是董仲舒的落脚点之所在，他抬出毕生都在潜心研究的儒家经典《春秋》为据对汉武帝说道：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天人三策”是董仲舒思想理论的一个总纲，其展开、充实与完善都反映在他此后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之中。
董仲舒所言，可谓“正合孤意”。汉武帝审阅这些策论之后，自然大加赞赏，大多采纳，严厉推行：兴太学、建庠序、置明师，将儒家所存的五部经典《易》、《诗》、《书》、《礼》、《春秋》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得“经”成为儒家典籍的专称；废除诸子博士，专立五经博士，博士之官由此为儒家所垄断，儒家之学也一跃而成为官学；将帝王的封禅活动及五行说纳入儒家体系，以神化儒学，运用五德始终说诏令天下，改定历法，使得普通百姓加深对儒家的神秘感，将其思想渗入政治生活与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此一来，儒学不仅成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而且成为生活行为的一种准则与规范。“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假汉武帝之手，将儒学奉为永恒不变的大法，奠定了儒学在当时以及此后两千多年封建统治中的主宰地位。
独尊儒学，虽然在维护国家的统一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实在是太深远了。其中一个最为直接的恶果，就是导致了儒学的政治化。对此，翦伯赞曾在《秦汉史》中论述道：“儒学哲学变成了封建制度之最高的政治原理，变成了衡量思想之标准的尺度。一切与这种原理相冲突的古典学说，即使比儒家学说含有更多的真理，也要从头到尾被摧毁。从这一时代起，孔子便从诸子百家之中超升出来，变成了东方世界之罗马教皇，而儒家哲学也就变成永恒不变的真理。谁要批判儒家哲学，谁就是名教的罪人，的叛逆。”直到今天，儒学仍被不少“卫道者”奉为不可更移的圭臬。
定儒家于一尊，这是类似于秦始皇大规模焚书的一次浩劫，所不同的是两者运用手段有别，一用强制毁灭的方式，一以柔性打磨的策略。汉武帝、董仲舒的钳制手段远比秦始皇、李斯高明，其改变也更为彻底，影响也更为深刻。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认为：“秦以后的曾遭受到三次厄运：一次是秦始皇的焚书，一次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又一次是明初的科举制度。在这三次中，要算董仲舒所发动的这一次对封建政权的长期巩固所起的作用为最大，其在上危害也最长远。”
儒学一旦成为“国教”，也就变成了一门不是宗教的准宗教，广大民众的信仰在此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将那独一无二主宰宇宙的上帝降格为封建帝王将相与儒家代表人物。一个没有真正宗教的民族其想像力必然退化，思辨必然贫弱，信仰必然世俗，一个两眼只盯着自己脚下的极端实用主义者永远也不可能成长为一名伟大的巨人。
罢黜百家，使得全国只剩下了一门异化了的政治学问——儒教。当官的、教学的全都成了清一色的儒生，研究儒学成为一条通达之道，其他学说自然地就冷落了。孔子“学而优则仕”的主张，确立为正式的文官制度。从上到下，国人所读之书、所明之理全部都是儒家的一套“玩意儿”。而儒家经典不过就那么少量的几本，其教义更不能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两千多年来，全体儒生（几乎囊括了所有的知识分子）所干的事情，不是诵读六经，就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在一个狭小的圈子内左冲右突，怎么也突破不了那张无所不在的“儒教之网”。一代又一代精英的智慧、才华与创造就这样白白地空耗浪费，他们留下的所谓成果就是一大堆在数量上相当于其他诸子研究总和的没有半点用处的儒学专著。国民性中的自我封闭、盲目自足、因循守旧、不思奋进等莫不与儒学的定于一尊密切相关。
儒教以礼为规范，仁为思想核心，义为价值准绳，知（智）为认知手段。而礼教压抑人性，仁义限制经济的竞争与自由发展，一味地讲求道德使人变得虚伪，实用主义态度让人变得卑微委琐，怀旧复古使人陶醉于往昔的荣光中不思进取，三纲五常捆绑手脚束缚行为……人们没了自己的选择与思想，只能以统治者规范的儒家圣人与儒教经典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日子一长，国民的思想萎缩了，精神麻木了，情感异化了，创造僵化了……而封建统治者却从中大获其利，虽然君王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但封建制度、专制政权两千多年来却一以贯之地延续不断。
思想归于一统，形成了中国上政治干预学术的恶习，战国时期那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成为文人志士们只可缅怀的“绝响”。两千多年来，学术成了政治的附庸与奴婢，没有独立的地位，更没有竞争与争鸣。不论学术，还是思想全都僵化、凝固成一潭波澜不兴的“死水”。于是，除了原地踏步兜圈子外，哪里还有什么别的出路？
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 三
儒学，本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之言，何以在中国封建两千多年的漫长中一直受到统治者的青睐而长盛不衰？其中肯定有它成功的内在因素。
儒源于“巫”，巫、儒两字属同音假借，也就是说，儒的前身就是巫。西周时，巫是从事占卜等宗教活动的高级知识分子。春秋时，巫成为儒，指教授经典、礼乐及指导贵族婚丧祭祀和其他典礼仪式的专家。由此可见，儒的可谓源远流长，在远古时一直位居中国的主流与中心地位。若论“年纪”，恐怕其他各家都比不上它，这一点，在论资排辈的中国非常重要，儒家占有诸子各家无可比拟的天然优势。
从早期中国的发展与演进来看，夏、商、周三代由原始宗教过渡到自然宗教而发展为伦理宗教，经历了巫觋、祭祀、礼乐，模式虽然各各有别，但一直贯穿着一种连续性的内在气质：重孝、亲人、贵民、崇德。这种气质是以黄河中下游为总体背景，在历代王朝对周边地区漫长的征服与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与长期安居一地、经营小块土地的农耕方式相互吻合。也可以说是黄河中下游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及农耕方式决定了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华夏民族气质。这一气质在西周开始定型，逐渐凝聚、形成中国的基本人格。而儒家思想产生的源泉与基体，正是重孝、亲人、贵民、崇德等中国的内在精神气质。早在孔子之前，中华本土就有了儒家思想，其中不少内容就直接源于《周易》。西周礼乐是儒家产生的肥沃土壤，为孔子及早期儒学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政治哲学、伦理德性的基础。儒学是一门生长于中华土壤之上的“智慧之树”，也是一门适合中国“国情”的学问。这一点，正是儒学得以统驭、凌驾于其他诸子之上的内在根源，只要中华民族的农耕方式未变，封建体制未变，这棵“智慧之树”就有可能长青不衰。
严格而论，中国上的第一位大儒并非孔子，而是西周初期的周公旦。周公乃周武王之弟，曾助武王灭商有功。武王死后，继位的儿子成王年幼，便由周公摄政。他平定了管叔、蔡叔、武庚及东方夷族的反叛，大规模分封诸侯，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如果我们还将视界稍微拓展，就会发现周公旦的一套也不是他的原创，而是源于周朝的创始人周文王及其《周易》。然而，毕竟是周公首开儒学世俗化之先，将其运用到、政治制度之中，形成了后世儒家之基础。杨向奎在《宗周与礼乐文明》一书中指出：“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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