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版恭亲王-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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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看做是“帝国主义急先锋”的杰作。

耐人寻味的是，恭亲王同时认为，既然人家发出了言辞威胁，“若不通盘筹划，事先图维，恐将来设有决裂，仓卒更难筹措”。他建议中央，将这两份充满敏感词的文件，下发沿江沿海各省的督抚们“供批判用”，令这两份文件的“流毒”大大扩大。

恭亲王确定的讨论主题是，“如何设法自强，使中国有备无患”。吊诡的是，各省的表态一亮相，便截然分成了壁垒清晰的两个阵营：几乎所有的满族干部，都认为这两份报告是列强“求媚于中国”的表现，对此不必抱持敌对心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主张“借法自强”，认为英国人“所言类多要求，其所论不无可采”；湖广总督官文则认为，两份建议“若其论中国政事之得失，虽辞多谬妄，而深切事机之处，亦复不少，中外臣工自当随事随时，力图整伤”，对西方“不必处处疑其挟诈怀私”，而可以“推诚相与”……

而几乎所有的汉族干部，包括那些站在改革第一线的实践者，都对这两份充满“危词恫吓”、“傲慢之谈”的建议，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左宗棠痛骂赫德与威妥玛，甚至认为英国根本不值得效仿，他举例说连英国产的来复枪都比不上广东土产的无壳抬枪；

刘坤一认为绝对不能派遣外交官，以免被敌对势力“挟以为质”，铁路、电报也不可行，至于铸钱、造船、军火、练兵等，可以“斟酌仿行”；

翁同龢则在日记中将这两份建议书记载为“英夷又屡有要挟”，而北京知识界“相与谈夷务，悲怀慷慨，莫能伸也”；

曾国藩在致丁日昌函中说：“闻洋人在京陈说多端，词意激切，有所谓局外旁观论者，新议略论者，呈辨寻衅，咄咄逼人。”继而，在提交给中央的心得体会中，曾认为大清应该谢绝这种“劝告”，“如果洋人争辩不休，尽可告以即使京师勉强应允……而中国亿万小民，穷极思变，与彼为仇，亦断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这等于是要中央向威妥玛、赫德等发出“反威胁”；曾国藩最亲信的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记载道：“见示洋人在总理衙门所递议论二篇，均言中国政治之不纲，不日将为万国之役，尽情丑低，而托为友朋劝谏之语，欲中国改从其国之法，庶可自立，否则至危险之际，彼国各有难弃之事在中国（通商、传教等），只得自己护持，不能由中国作主。又力言欲行轮车电器诸事，中国若不听从，彼当自行……阅之令人发指。窥其意旨，盖以中国捻肆猖撅，兵力不敷，故敢为此恫喝，从之则堕其计中，不从则将来起衅之端，随时皆有。”

赵烈文对恭亲王评价一向很低，这次更是认为恭亲王让地方督抚讨论两个洋人的建议是其惊慌失措的表现，他感慨道：“嗟乎！自强之道，端在政本，疆吏能设法乎？枋国若此，夷言殆必售矣。大江以南必沦异域，其事不远，如何可言！”

在这次小范围、高规格的大讨论中，呈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真正在第一线身体力行进行改革的汉臣们，却在言辞上激烈批评这两份力陈改革的建议书，高调地强凋自己对传统和中央的认可；而那些对两份建议主张宽容接纳的满臣们，则多数并非改革的先行者。从日后的历史走势来看，汉臣们对两份建议的“批判”，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表态的需要，这与之后改革过程中，中央的所谓“保守派”往往以汉人居多，言辞也较满人更左、更保守，是一致的。改革是一场利益调整，本就错综复杂，而汉巨们因为血统的关系，往往担心会被扣上一个“以改革的名义反对现政权”的帽子，不得不言行分裂，旗帜高高举向左边，脚步却实实在在地踩在了右边。这种体制内改革者的无奈，却往往难以被时人及后人谅解。

一台“双簧”？

洋人们并没看错的一点是：大清国的最大隐忧，的确是中央权威的沦丧和政权的失控。利用威妥玛和赫德的两份建议，组织地方督抚大讨论，也是恭亲王“以夷制藩”的手法：强化危机感，强调改革的紧迫性，在救亡图存的名义下，加强政权的凝聚力建设，确切地说，要争取将全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到理解、贯彻和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

刚刚平定了太平天国动乱的大清国，胜利的喜悦并没有维持多久，一面是列强要求在刚刚收复的南方加快落实各项条约，另一面是长达十年的内战所造成的地方诸侯的实际割据。在大清国的政治棋盘上，力量过于强大的地方诸侯已经取代了太平天国，形成了列强、中央与地方的新的三角关系，“强枝弱千”成为中央必须首先解决的主要问题。那些手握重兵的诸侯们，并非没有乘时而起、黄袍加身的机会与诱惑。

与此同时，中外关系进一步改善：大清中央正式任命英国人赫德出任海关总税务司；在总理衙门的全力支持下，美国人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一书刊印出版；因鼓吹自由化而被贬官十年的徐继畬，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他那曾经被冷冻的旧作《瀛寰志略》，也获得公费印刷出版，成为省部级官员的学习资料，美国总统还专门给徐继畬送来了国礼。

地方诸侯们却挟胜利之威和传统的天下观，对于中央业已确定的对外条约体系，实行抗拒和抵制，这实际上威胁到了以恭亲王为核心的大清中央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在赫德与威妥玛建议书中提到的一些具体事件，如广东潮州拒绝洋人进城、贵州教案等，都不仅是“对抗列强”的“爱国”表现，也是“对抗中英”的“离心”表现。

“削藩”实际上已经成为大清中央与列强的共同利益所在。因此，当英国公使提交照会后，恭亲王立即心照不宣地、大张旗鼓地强化了这两份建议背后的英国官方色彩，拉响了警报，从而得以在“批判”的外衣下，借英国人“制造”的危机感，发起了一场特殊的改革大讨论和动员。

尽管被挂上了“批判”的标签，赫德和威妥玛建议中的绝大多数内容，都还是被融汇进了恭亲王日后的改革措施。而那些高声谴责洋鬼子的汉臣们，则成为改革的中坚。喧天的锣鼓声中，赫德和威妥玛高唱的，究竟是谁家的主旋律呢？



第十七章　华盛顿的定情信物

【　大清“右派”对华盛顿的评价令美国人大为感动：华盛顿率众起义，堪比陈胜、吴广；割据一方，堪比曹操、刘备；等到功成名就时，却“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这种“天下为公”的高风亮节，堪比尧、舜、禹……】



一份定情礼物越过了大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来到了大清首都北京。这是美国国父华盛顿的油画肖像，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指令国务卿西华德，由专人临摹复制著名画家斯图尔特的作品，赠送给大清国作为礼物。

这件礼物的收件人，是大清国外交部排名最后的一位副部长（总理衙门大臣）徐继畬，一位在恭亲王的力保卜，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不久的老干部。而这背后，则是美国政府对以恭亲王为核心的大清领导集体的一种友好姿态。

美国尧舜

时年72岁的徐继畬，是大清国官场中相当著名的有自由化倾向的大右派。他受到美国人的推崇，主要在于他将美国国父华盛顿描绘成了美利坚的尧舜。

在徐继畬于1848年写就的《瀛寰志略》一书中，在述及美国时，徐继畬对关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将其视为西方最伟大的人物，并将其放到中国历史的参照系中进行对比。他认为，华盛顿率众起义，堪比陈胜、吴广；割据一方，堪比曹操、刘备；等到功成名就时，却“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这种“天下为公”的高风亮节，堪比尧、舜、禹（“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首哉！”

徐继畬的这段话，后来以中文直接镌刻在了美国首都的“华盛顿纪念碑”上，至今为人凭吊，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还引用此文。

徐继畬对华盛顿的评价之高，大大超过了美国人的想象，美国公使蒲安臣专门向美国国务院做了专题汇报。当徐继畬复出担任总理衙门大臣，尤其是主持大清国第一所干部学校“同文馆”后，美国政府决定向他赠送华盛顿的画像。

这幅华盛顿画像的原作者斯图尔特，是美国著名的肖像画家，他一生创作了无数华盛顿的肖像，其中最为著名的一幅题为《图书室》，该画中的华盛顿头像被印在了一美元钞票上，广为流传，其复制品在当年成为美国政府及议会向国际友人赠送的国礼。徐继畬所收到的，应该就是这幅画的摹本。

大清右派

徐继畬写作《瀛寰志略》，是因为深受鸦片战争的刺激。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他在福建任官，直接见证了这场战争。此后，他一直在福建，累迁到了巡抚，并且代理闽浙总督。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作了《瀛寰志略》，全面介绍了世界地理风物人情、军工器物乃至政治制度。

作为体制内的开明官员，徐继畬的自由化言论令自己迅速成为靶子。与之前“睁眼看世界”的《海国图志》等著作不同，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在“睁眼看世界”的同时，还“睁眼看中国”，第一次不再端着天朝上国的架子，书中也很少出现“夷”之类的蔑称。最为关键的是，徐继畬大大超越魏源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鲜明地提出了全面学习西方，包括其政治体制的观点。

一位省部级高干，居然敢明目张胆地宣扬西方政治体制，贬低有大清特色的先进的社会制度，自然遭到了守旧者及政敌们的广泛打击，他被抨击为“轻信夷书，动涉铺张扬厉。泰西诸夷酋，皆加以雄武贤明之目。佛英两国，后先令辟，辉耀简编，几如圣贤之君六七作……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况以封疆重臣，著书宣示，为域外观，何不检至是耶！”按照美国学者龙夫威的说法：“因为他（徐继畬）对中国之外世界的开明观点，摇撼着中国文化至高无上的传统观念，他变成了守旧的反动派的靶子。”

最为痛苦的是，在最猛烈的攻击他的敌人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林则徐。1850年，因为一名英国医生及一名英国牧师租住了福州城内的神光寺，引起谣传说英国人将来进攻。正在福建老家养病的林则徐，鲁莽地要求徐继畬驱逐英国人，并且备战，在遭到徐继畬的反对后，便告上了北京。咸丰皇帝很重视，派员调查，结果发现整个福州城内仅有5名洋人而已，完全是风声鹤唳。但徐继畬依然被迅速内调，从一个封疆大吏改任“弼马温”（太仆寺少卿，太仆寺主管皇家的马政，类似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汽车管理处），不久便下岗回到山西老家。吊诡的是，徐继畬走后，福州的“爱国者”们便不再限制洋人入住，“神光寺事件”其实成了驱逐徐继畬的一场权争游戏。

徐继畬下岗后，他的《瀛寰志略》也是“罕行世，见者亦不之重”，倒是在日本先后两次翻刻，风行一时，这倒与《海国图志》命运相仿––1862年，日本维新人士高杉晋作随同“千岁丸”前往上海，就吃惊地发现在日本畅销的《海国图志》居然在大清国绝版。

东方风来满眼春。1865年随着英法联军的撤退和太平天国的灭亡，执政的恭亲王决心在推进改革方面，胆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外交事务需要像徐继畬这样的老右派来推动一下。于是，大清组织部门一纸调令，赋闲了13年、年逾七旬的徐继畬“临老上花轿”，并且从原来的“从四品”一跃到了“正三品”，焕发了政治上第二春。美国传教士、与恭亲王有着密切关系的丁题良对此评价道：“前福建巡抚徐继畬由于地理知识丰富，得以进入总理衙门任职……他的复出是好的迹象，尽管他的考古学不无错误。举国皆盲人，独眼称大王。”

随后，恭亲王又大力推荐徐继畲出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认为他“老成望重，品学兼优，足为士林矜式”。徐继畬到任后，同文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与倭仁等守旧派的激烈冲突中，徐继畬成了恭亲王最为得力的助手。

美国国礼

就在恭亲王、徐继畬等为同文馆的改革而与倭仁等相互斗法时，美国人及时地给这位大右派送来了国礼。没有史料证实，美国人是否想以此给中国的改革派增加点砝码，但是，美国人却毫不掩饰地承认，赠画的目的正是希望恭亲王、徐继畬等，能在同文馆这个培养大清国干部的摇篮中，大力宣扬美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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