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版恭亲王-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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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威妥玛决裂离京，令大清中央十分担心中英之间可能爆发战争。而此时正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大清国，最需要的就是和平的国际环境。经过大清国的洋干部、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的斡旋，中英双方同意在烟台重开谈判，李鸿章在7月28　日被任命为全权大臣。

李鸿章和威妥玛都没有想到的是，6天后（1876年8月3日），刚营运了一个月的吴淞铁路，就轧死了一位中国行人，这令中英谈判变得更为复杂。威妥玛坚决要求，将吴淞铁路纳入马嘉理事件的谈判中，一揽子解决。

李鸿章无奈，经请示中央后，他派朱其诏、盛宣怀两人前往上海，协助上海市长（“道台”）冯焌光，与英方代表梅辉立（英国公使馆汉文正使）及麦华陀（英国驻沪总领事）就吴淞铁路进行谈判。

4个月前，冯焌光与梅辉立就开始了谈判，但没能谈拢。梅辉立在4月10日前往上海前，曾专程到天津拜访李鸿章，李鸿章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由中国政府“照原值买回，另招华商股份承办”，这样，既可以保障“洋商资本不致无着”，也可以令“中国主权亦无所损，似是两全之法”。但双方在上海的谈判并不顺利，英国方面同意中国购回铁路，但坚持购回后仍应继续由英国的怡和洋行继续承包经营数年，而沈葆祯指示冯焌光，中方购回铁路后必须拥有完全的处置权，这导致了双方谈判在4　月28日破裂。

担忧全局的李鸿章写信给冯焌光，希望他能顾全大局，尽快与英国人就收购铁路达成条件。此时，李鸿章“以夷制夷”的手段奏效，美、德、俄、奥等国公使突然集体到烟台“避暑”，令英国人感到了巨人的压力。中英双方终于在9月13日签订了《烟台条约》。

吊诡的是，大清中央立即批准了这一日后被指责为“卖国”的条约，而英国政府却迟疑了：因为他们及列强突然发现，条约中有关租界内免收厘金一项，不仅对他们没好处，实际上变相承认了中国政府在租界外对洋货有征收厘金的权利。这条规定加上对鸦片实行关税与厘金并征的条款，实际上是绵里藏针的李鸿章给老外们下的一个套，“将要给英国商业的一个重要部门严重的损害”。英国政府只好请求大清政府重新谈判，李鸿章因此争取到了足足十年的时间，直到1885年7月18日在中法战争压力下，才与英国签订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而英国政府迟至1886年5月6日才批准。这等于说，在十年时间内，《烟台条约》实际上是一纸空文，既没“卖国”，还将很多棘手的问题长期搁置，令英国人自食其果。

李鸿章在烟台给英国人下套的时候，朱其诏、盛宣怀到达了上海，标志着北洋大臣李鸿章开始直接插手本由南洋大臣沈葆祯负责的吴淞铁路的谈判。《烟台条约》签订后不到一个月（10月5日），中英双方重开谈判。谈判于10月21日移到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的驻地南京进行。在沈葆祯的强硬坚持下，英国人最后放弃了承包经营的要求，双方于10月21日达成协议：中方以28。5万两自银的价格，回购吴淞铁路，在中方支付完所有款项前。铁路由英方继续经营，中方支付完毕后，铁路归中方自主经营。

英国人拼命利用剩下的时间。吴淞铁路于1876年12月l日全线通车，在中国市场的热捧下，进入了经营上的高速增长期，并迅速跻身世界上利润最高的铁路之列。包括李鸿章在内，人们并不知道，在上海跑得越来越欢的“先锋号”等机车，却在飞速驶向它们的终点……



第四十三章　大清铁轨不平行

【　沈葆祯在拆毁吴淞铁路的同时，还给其中一台名为“总督号”的火车头

做了整容手术，将车身上的“总督号”三个汉字锉去，这实在是再清晰不过的

一种政治防护手段。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观点，实力决定行为，这似乎是

颠扑不破的官场真理……】



蜿蜒向前的铁轨，时而平行，时而却又不平行，大清改革这条特别的铁路，就是如此具有大清特色。难能可贵的是，习惯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恭亲王，驾着大清改革的机车，居然在这样的铁轨上也能调整轮距，照常行驶。

这一段，左边的铁轨，叫做李鸿章；右边的铁轨，叫做沈葆祯。在处理英国人偷偷修建的‘地下”铁路吴淞铁路时，作为主要责任人的南洋大臣兼两扛总督沈葆祯，以及后来参与的北洋大以兼直隶总督李鸿章，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李鸿章最初并没有介入。上海不属于他的管辖范围，而是沈葆祯的一亩三分地。根据大清国官场的显规则和潜规则，越位插手对方辖区内的事务，都是十分犯忌的。那时，李鸿章只是提些建议，赞同沈葆祯将此条铁路收回，以维护主权。

但随着李鸿章开始主导因“马嘉理事件”而进行的中英谈判，英方要求将吴淞铁路纳入谈判的范围，李鸿章便越来越深地介入此事。

1867年4月17日和23日两天，英方代表梅辉立与中方代表冯焌光，密集举行了6次会谈。但在以保守著称的江苏巡抚吴元炳向冯焌光发出一道书面指示后，冯撤回了所有的让步，谈判破裂。在返京途中，梅辉立在4月30口晚再度拜访李鸿章。李鸿章对于上海谈判的破裂十分失望，他表示赞同由英方承包经营一段时间，还起草了一个建议书交给梅辉立。但他再三强调这只是个人意见，因为他无法干顶南洋大臣辖下的上海事务。

就在当晚，冯焌光给李鸿章的密信送到，李鸿章得悉了吴元炳的背后就是两江总督沈葆祯，而沈的态度是收回吴淞铁路后立即拆毁。次日（5月1日），在和梅辉立的再次会见中，李鸿章收回了自己的建议书，并且提醒梅辉立如果自己插手，反而会令沈葆祯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此事便不了了之，吴淞铁路继续施工，而英国外交官也惊奇地发现，直到7月份，总理衙门都没有再就此事向英方发出任何提议。吴淞铁路七海～江湾段也就在这种静默中，开始了“半程”运营，直到8月3日轧死了一位中国人。

李鸿章全权负责对英谈判后，在英方要求和中央批准下，派出了朱其诏、盛宣怀到达上海，协助冯焌光与梅辉立谈判。在国际压力下，英国人不仅签订了《烟台条约》，解决了“马嘉理事件”，而且在一个月后也就吴淞铁路达成了协议，由中国政府回购，全部款项付清后，英国人完全撤出经营。

毫无疑问，在这列强环视的多事之秋，中英争端的和平解决，令以恭亲王为首的中央领导核心大舒一口气。但是，吴淞铁路以巨资收回后，沈葆祯将其一拆了之，却再度引起国际间的轩然大波。洋人们能够理解为了主权而收回铁路，却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将巨款回购的铁路又拆除了。沈葆祯的个人品质受到了普遍质疑，从北京发往伦敦的英国外交报告，讥评他是“犟驴般的自大”和“耍小孩脾气”。甚至在1879年沈葆祯去世后，《北华捷报》（12月18日）还指责他“有许多显著的缺点”，最主要的就是个性狭隘、顽固，令其并不适合作为一名高级干部。

沈葆祯当然不是保守者。

早在担任福州船政大臣的时候，他就以锐意改革的姿态引起广泛关注。他接替左宗棠主持的马尾船厂，与李鸿章的江南制造局一起成为当时改革开放的标杆企业。而在日本侵台时（1874年），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台湾，军事上积极备战，经济上加快建设，大大加强了台湾的向心力和海峡两岸的凝聚力，在之后抵抗日本的侵略中作用卓著。他的马尾船厂中就有专用的铁轨，而他在台湾更是修筑了运煤的铁路，这些都表明他本人与铁路并无“私仇”。

沈葆祯与李鸿章两人，在相当长的时问内，工作上的配合相当默契。　1872年，当江南制造局和马尾船厂被指责为浪费国有资产时，李鸿章、沈葆祯在曾国藩的保驾护航下，并肩反击。在1874年对抗日本侵台时，两人又是通力协作。随后，李鸿章积极推荐沈葆祯接任两扛总督，正式成为大清国最有实权的领导核心之一。日本侵略台湾与沙俄侵略新疆同时发生，引发了大清官场上“海防”与“塞防”的争论，沈葆祯却出人意料地站在了李鸿章的“海防”派一边，反对其老领导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这其间固然有其防守海疆的本位主义，但也表明其与李鸿章在政见上的相同。即使在吴淞铁路协议达成后三个月（1877年1月），沈葆祯还提供了巨额资金，协助李鸿章辖下的轮船招商局收购美资的旗昌轮船公司，成就了大清国企经营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但在吴淞铁路上，沈李二人却表现出了越来越大的分歧。沈的态度十分强硬，甚至当英国军舰赴到上海进行武力恫吓时，他还宣称“兵轮何足虑，何日何口无英国兵轮耶？……兵轮恫吓，吾辈勿闻之，不足措意。梅辉立此来必有数次强辩，吾辈能毅然不挠，彼亦自就范围”。这令正在与英国艰难谈判的李鸿章大为不悦，认为沈某人实在太不顾全大局了。

李鸿章虽然尽力避免过多干预这一本归沈葆祯主抓的工作，但也毫不掩饰地希望沈不必过于强硬，“总期两边都过得去，始足见中英和好真心”。当时，大清国的中心工作就是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韬光养晦，加速发展。尤其当法国、日本和俄国都纷纷觊觎中国领土时，吴淞铁路的纷争，就显得相当次要了。

李鸿章虽然也是地方干部，但实际上却起到了“副总理”的作用，“当国”与“当家”显然是不一样的。在吴淞铁路问题上，李鸿章并不介意收回后让英国人承包，然后中方自营，他希望借英国人的“东风”推动一直受阻的中国铁路建设。而沈葆祯坚持英国人必须完全退出。双方打的旗号都是“主权”二字，但显然，让英国人承包经营并不丧失任何主权。沈并非当国之人，没有李鸿章那般的不可承受之重，他的着眼点更在于“爱惜羽毛”：英国人在他的鼻子底下偷偷修建这条“地下”铁路，令他的行政能力、个人威望等大为受损，他必须以一种戏剧化的夸张的手法，乃至不惜矫枉过正，避免给政敌留下任何的把柄。

此时，改革开放虽然已经成为大清国的中心工作，但却并非主流的话语体系，脚穿新鞋子，口喊旧号子，依然是恭亲王、李鸿章等改革者们的无奈选择。包括铁路在内的新玩意，都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绝不可高声嚷嚷，否则便会成为政治上的把柄，成为大清国最可自豪的先进的社会制度的敌人。沈葆祯没有李鸿章那种敢于“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资本和个性，他能做的，也就是在红灯面前假装“宁左勿右”，先把自己晾干了再说。拆铁路，是他的政治求生本能；拆了后又运到台湾，则是他骨子里改革派的基因推动。另一个往往被史家们忽略的细节是，沈葆祯在拆毁吴淞铁路的同时，还给其中一台名为“总督号”的火车头做了整容手术，将车身上的“总督号”三个汉字锉去，这实在是再清晰不过的一种防护手段。

吊诡的是，李鸿章似乎对沈葆祯这种无奈之举嗤之以鼻，他在写给郭嵩焘的一封信里说：“幼丹（沈葆祯）识见不广，又甚偏愎。吴淞铁路拆送台湾，已成废物。不受谏阻，徒邀取时俗称誉。”老李的这一评价，实在有点刻薄。沈葆祯无非就是忧谗畏讥的被动防守而已，哪里谈得上是沽名钓誉的主动出击呢？

郭嵩焘曾认为，晚清的几位改革派大佬中“中堂（李鸿章）能见其大，丁禹生（丁日昌）能致其精，沈幼丹（沈葆祯）能尽其实”，这是很中肯的。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观点，实力决定行为，这似乎是颠扑不破的官场真理……



后记　恭亲王：绝版之外

—雪珥答《中国经营报》记者问



【《中国经营报》记者】“绝版恭亲王”系列告一段落，读者通过恭亲王这一晚清政坛二号人物，得以一窥清廷政局之堂奥以及清末改革中坚人物的坚守与无奈。作为将这一切呈现给读者的人，你为何选定了恭亲王这个人物，他的哪些性格吸引了你去探究？能不能谈谈你从开始关注到研究恭亲王的过程？

【雪珥】二十多年前，我痴迷般地喜欢上了一本书，那就是尼克松的著作《领袖们》。这位美国前总统在书中，如此描绘中国总理周恩来：“他是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我感到惋惜的是，他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他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舞台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身上。”

厄克松当然不会明白，在中国的舞台上，聚光灯必须也只能照在一个人的身上；其他人则必须谦恭地将自己湮没在巨大的阴影下，明智地躲避着，或者耐心地等待着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