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版恭亲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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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了乾隆皇帝的女儿，和府因此又可享受公主府的级别，规制特别宏伟。奕劻以二品级身份，住在这样一座豪宅里，实在过于扎眼，极不相称。或许，老庆王家风波不断，香火不旺，就可能是出于这种“伤福”的“逾制”。道光皇帝下旨，老庆王府赏给了刚册封的恭亲王奕訢，这就是至今著名的恭王府，而奕劻则搬入了大学士琦善（就是传说中那位整林则徐的“奸臣”）那座被查抄罚没的宅第。

说来也怪，搬了房子后，老庆王家的熊市行情，便到头了，开始春暖花开。一年后（1851年），奕劻升到了贝子；十年后（1860年）升到了贝勒；二十二年后（1872年）成为御前大臣并且赏加郡王衔，而到1884年恭亲王倒台时，则出任总理衙门大臣，正式晋封庆郡王。袭爵时的奕劻，和堂兄恭亲王的地位至少差了十级。正常情况下，这两个家族将永无可能并驾齐驱，但到了甲午年（1894年），奕劻获封庆亲王，1908年更是获得了世袭罔替（即“铁帽子王”，子孙袭爵时不必递减爵位），彻底追平了恭亲王。而且其妻妾中还封了6位“福晋”，超出了清制规定的亲王只能封5位福晋的限额。

以一个旁支宗亲，而成长为清代第十二位也是最后一位“铁帽子王”，奕劻爆出了大清官场最大的冷门。

阴阳线

晚清参与中央工作的四大王爷（恭亲王、惇亲王、醇亲王、庆亲王）中，单从个人仕途成就来看，奕劻无疑可拔得头筹。恭、惇、醇三人，均是道光的儿子，先天资源就十分丰足。在他们这些凤凰而前，奕劻就如同草鸡。但“草鸡”也有“草鸡”的优势，特别谙熟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特别能办事，特别能察言观色，尤其特别能伏低做小，时刻准备着跃上枝头亮亮翅膀。

四人中，恭亲王为人最为周正严谨，这也源于他从28岁开始就挑起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重担。从恭亲王留下的诗文来看，这本是个内心世界异常丰富的才子，似因长期陷入政务和政争，他的“幸福感”指数绝对是四位王爷中最低的。从他的照片和西方人的画像看，他就是一脸的“苦相”，劳碌命。而他的个人生活似乎也缺乏色彩，单调乏味，甚至连子嗣都不旺盛，考虑到之前和�｜、永嶙等人如过眼云烟般的短暂富贵，这座府邸的风水的确令人生疑。

恭亲王待人宽厚，这点连西方人都大为认可。这令他的周围凝聚了一批精英，在内忧外患中，支撑起了政府的运行。恭亲王自身崖岸高竣，洁身自好，既不似四哥咸丰皇帝那样“绯闻”不断，也不似后来的庆亲王奕劻那样“丑闻”绵绵，对于恭亲王个人道德的仅有指控，是说他曾默许门房收取进门费（“门包”），但这也是野史所载，孤证而已。

惇亲王奕誴则因老妈不重视“计划生育”，而错过了本能成为皇家老大的机会，后来又被老爸道光皇帝送给别人家承嗣，心里多少有些不平，以王爷之尊跑到街头小摊大碗喝酒、赤膊躺在什刹海边纳凉等“平民”作风乃至“痞子”作风，也多少有些故作姿态。他在“叔嫂共和”的体制下，也长期在中央工作，敲敲边鼓，有时倒也能发挥些平衡的作用。

醇亲王奕譞，给时人和后人的印象都是“窝囊”，为人低调，不显山、不露水，却一门出了两任皇帝（其子光绪、其孙宣统），一任摄政王（其子载沣），两个郡王（其子载涛、载洵），在道光诸子中独领风骚。晚清半个多世纪，实际上就是醇亲王家的时代。

血统上毫无优势的奕劻，绝对是个另类。他有着恭亲王那样的办事能力，在恭亲王之后实际主持大清外交近30年，并且成为李鸿章、袁世凯等改革者及实力派的政治靠山，在诸如甲午战争、庚子事变、新政改革乃至辛亥革命等重大转折关头，他都是主角之一。

奕劻也有着醇亲王那样的隐忍和低调，他的权力伸展和布局，都是“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对上级从来都是逆来顺受，唯唯诺诺之后再想法“遇见红灯绕着走”。作为一个毫无先天资源的旁系宗室，奕劻只能依靠后天的努力，多笼络那些能办事、尤其能办大事的人，以便形成合力。野史传言，光绪驾崩时，有人甚至想拥戴奕劻之子载振，这虽是野叟村言，却也代表部分官心民意。

奕劻更有着惇親王那般的大智若愚，他或许是这四个王爷中名声最不好的。时人说他家是“细大不捐，门庭如市”，“异常挥霍尚能积蓄巨款”。著名的《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也提到他家就是中国官场“集市”，连门房都设了“收费站”。后世有人称他为大清“首富”，虽未必尽然，但也“虽不中亦不远矣”，仅在汇丰银行就有200万两白银以上的存款。他与军机大臣那桐一道，因特别能贪，而被时人讥为“庆那公司”。

这四位王爷，在大清国的政治行情表中，画出了不同的曲线。恭亲王的走势基本是一条下行的阴线，高位开盘，盘中三次剧烈震荡（“三起三伏”），在1884年的甲申易枢后，则直线下跌，从此就深度被套；惇亲王则是中位开盘，中位行走，小有起伏；醇亲王则是中位开盘，持续走高，盘中十分活跃，最终成为大盘的“领头羊”；最有戏剧性的是庆亲王奕劻，低位开盘，急剧拉高，中间甚至连起伏都没有，亮出了一条极为灿烂的阳线。

防火墙

四位王爷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学会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尤其在领导面前多反省、多自我批评。这其中，做得最好的就是庆亲王，他的身段最低。当然，因为出身的问题，他也缺乏“强颈”的资本。其次是醇亲王，这位皇帝的本生父，最拿手的就是以柔克刚，绵里藏针，猛声不响发大财。然后是恭亲王，在慈禧太后的不断敲打下，恭亲王从以批评太后为主，转变为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之后就是以自我批评为主。做得最不尽如人意的是惇亲王，他时不时地要和老大们抗上一抗，这与其说他有所图，不如说是他的心态平衡问题，当然，他也不敢真玩，以装疯卖傻为主，留条退路，便于大家一笑了之。

最为低调的庆亲王，属于那种不怕肉麻的主儿，能高举红宝书，高喊万岁，为了巩固地位，啥都能干，也啥都敢干。最令当时的政治观察家及日后的历史学家大跌眼镜的是，这位王爷可算是唯一一个敢于大张旗鼓地贪腐的国家领导人，因此而高调地成为大清国的“首富”之一。晚清两次以反腐败的名义出现的台谏风潮，矛头都直指奕劻，而奕劻居然依然屹立不倒。能够做到在这种时候依然雄起，一靠手上的真本事，内政、外交都还算有两把刷子，甚至连与八国联军谈判那么艰难的活儿，都能和李鸿章两人扛下来。在晚清改革的几次反复中，奕劻都是改革者背后最为坚强也最有技巧的支持者，英国公使窦纳乐甚至认为他是“推动中国政府（进步）的一个杠杆”。

本事之外，当然还得乖巧。恭亲王未必就对官场潜规则陌生，但他的高贵身份、卓越才华以及巨大的影响力，令他可以不屑于这种面子游戏，当然最后又不得不服低做小。奕劻则不仅对官场游戏烂熟于心，而且敢于放下身段，婉转歌喉，亲身实践厚黑学。奕劻心里明镜一般，在低调地展示着自己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的同时，却高调地展示着自己对醇酒美人的“低级趣味”，表达自己有能力、无理想，以自污而获得政治上的安全感。

这种既能干又安全的干部；显然是大多数的领导们最乐意见到的，而这或许也正是奕劻成为大清政坛上增值最快的绩优股的根本原因？充满牛劲的恭亲王；最终不得不做熊；而装熊的奕劻，最后却成了真正的牛人；也难怪大清官场最后成了一个“熊出没注意”的乐园……



第七章　风中芦苇

【　西方人将恭亲王形容为“暴风雨中弯折的芦苇”，他们或许不会完全明白，在风暴中低头，这与其说是芦苇的屈服，不如说是芦苇的生存之道。烈风如刀的任何所在，能蓬勃生长的，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参天大树。】



阳春三月的北京城，却被一场“倒春寒”所笼罩。突如其来的政治批斗，将大清国“总理”、恭亲王奕訢推向了风暴的中心。代行国家元首职能的慈禧太后，坚决要求恭亲王下岗。

这是1865年，距离慈禧与恭亲王戮力同心，一举粉碎以肃顺为核心的顾命大臣集团，仅仅过去四个年头。双方把政治盟誓写在了年号“同治”之上，但这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如今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北京，乃至全中国、全世界都被震撼了……

“同志”难“同治”

这场风波来得似乎有点突然。

这年3月31日，“翰林院编修”兼“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上了一道奏折，指控恭亲王奕訢“揽权纳贿，徇私骄盈”。蔡寿祺此时的官职，类似大清中央办公厅的中级干部，兼国家通讯社的高级记者，有撰写“内参”的权力。中国官场上，笔杆子从来就是投枪与匕首，有时甚至比枪杆子还管用。但蔡寿祺居然敢炮轰当朝总理，莫非真是书呆子犯了痰气？

能在高手如林的中央国家机关混到高级笔杆子的级别，蔡寿祺当然有几把刷子。大清官场如赌场，撑死胆大的，憋死胆小的，爱拼才会赢。风险最大、收益也最大的，就是提前买入政治原始股。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只是名义上的代理国家元首，实权都握在恭亲王手中，太后们的确如同乏人问津的冷门股。蔡寿祺逆市操盘的算盘打得并不坏：恭亲王乃当朝显贵，投怀送抱的人早已大排长队，与其锦上添花，不如给另一家雪中送炭，烧烧太后的冷灶。何况，如今已经熬过了太平天国的内乱及英法联军的外患，也不怕窝里折腾一下了。

慈禧太后当然明白，权力争夺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蔡寿祺一搭台，慈禧太后赶紧唱戏，并且雷厉风行，两天内就宣布将恭亲王“双开”：“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

这一声政治炸雷，果然快得让人不及掩耳。大清官场在省过神来之后，立即反弹，无论王公勋戚，还是文武百官；纷纷请愿；强烈要求挽留大清的好总理恭亲王。各方博弈了一个多月；恭亲王终于在太后面前“伏地痛哭；无以自容”，做了违心的自我检讨；深挖思想根源；灵魂深处大闹革命；慈禧则收回成命；归还了这位前政治盟友的几乎所有乌纱帽；但依然去除了“议政王”的头衔。

在一片和谐至上、理解万岁的欢呼声中；这场持续了39天的政治风波平息了。大清政坛终于换了老大；牝鸡司晨的新时代开始了。



“风暴中的芦苇”

4月18日，风波还在进行当中，《纽约时报》的驻华记者就发出了报道，将其称为一场“革命”，认为这一事件足以展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某些特性。在详细介绍了风波过程后，《纽约时报》发出疑问：在恭亲王的治理下，统治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政权保持了稳定，赢得了持续发展和国际信任，内政外交方面日渐理顺，如今风云突变，“新朝代的黎明是否会蒙上朝臣内讧和内政纷争的阴霾呢？”

在提到恭亲王的妥协时，《纽约时报》将其形容为风暴中弯折的芦苇，甚至在风暴尚未来临前就已经屈膝。无独有偶，长驻北京的另一位美国人、38岁的传教士、同文馆教师丁韪良，在其6月1日为《哈泼斯》杂志写的文章中，也将恭亲王形容为暴风雨中弯折的芦苇。这位日后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的首任校长，忧心忡忡地说，“斯巴达曾经在两位国王的共同统治下实现和谐，罗马也曾在两位执政者的共同领导下走向成功”，如今，恭亲王已经被打倒，获得胜利的这两位“教育程度低的女性”，能领导好中国吗？

作为改革与开明的代表，恭亲王的落败被西方普遍解读为大清政治的一次倒退和反动。而在后世中国的主流史学者们眼中，这一风波也成为慈禧太后弄权的一大罪证。恭亲王当然不是蔡寿祺所指控的“权奸”，但平心而论，他毫无疑问地是“权臣”。“君子无罪，怀璧其罪”，整天与最高权力瓜田李下地黏糊在一起，招来嫌疑也几乎是必然的。白居易曾有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恭亲王就是大清朝名副其实的“周公”，他的政治命运三起三落，受尽猜忌，其背后原因无非是：在最高权力的卧榻之侧，他发出的鼾声实在太过于响亮了。

西方人或许不会完全明白，在风暴中低头，这与其说是芦苇的屈服，不如说是芦苇的生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