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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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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征战之外，夏商也借着建立新城邑来扩大自己的疆域。城邑并不是因为贸易或个人家庭迁徙而无事先计划就形成的，都是由地方统治者计划后斥建的。通常是君王下令在某个要开辟农田的新区域建新城，然后选中某城的人去完成任务。《诗经》〈大雅〉有一段描述建邑过程的记载，与美国拓荒时期筑谷仓的味况颇相似：
……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主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梂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
总括来说，做为扩张行为之因素的征战与贸易，其重要性似乎不如帝王在祈求祖宗与自然神力的仪式祭拜中那种高于一切的地位。也许和法国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早期的国王相似，如凯特利（David Keightley）所说，远征跋涉显示世袭政体的国家尚未充分官僚化，政府施行的仍较属于神权政治而不够世俗化。
西周
周灭商以后，中国的国家政府终于出现。在此方面，青铜器的铭文与新近出土的周代甲骨提供的考古证据，契合了有关古代地名人物的文学记录，以及经典古籍中早已有的史迹记载。
周人初兴时的人数不多，与北方游牧民族以及西边的羌人频有往来，很早就学会与不同文化的人共容。周人以渭水流域为根据地，逐渐茁壮后成为商的诸侯。终于强大至能够于公元前一○四○年在交战时将商击败。当时商周双方都动员了七、八百个「小国」的兵力。周克商之后，在长安（西安）建新都，令殷商大族迁徙并主管建筑事务，又在仪礼与政府制度方面运用商的章法。另有一些殷商家族被迁往西边去繁衍开发。许倬云与林杜夫（Katheryn Linduff）认为，殷商遗族曾与周的统治阶级合并。
周兵攻克东部的平原后，再击败西北游牧民族，向南攻入汉水长江流域，向东南沿淮河推进，势力更加扩张。周的统治奠立于封建的基础，分封了周的姬氏子孙分治五十多个诸侯国。周的分封仪式是含契约性质的详尽的权威委托行为。天子除了要赏赐具象征意义的器物，还要「授民」。被「授」的臣民比天子授的「土」更为重要，诸侯带了这整批家族的臣民到了封地上，加上封地上原来居住的人民，可以成立一个诸侯国。
周延续商的办法，用宗族为政治统理的基本原则。并且以政权得自天命之说为巩固王权的新力量。商王敬拜先公先王，求祖宗庇佑指点。周人却称天下得自更为广大而无个人性的「天」，而周之所以得「天命」，是因为有德。这种理论断言君王应具有为全民表率的至高道德力量。西方统治者登位凭依的君权神圣说，理由只在他有先王之子的身分。中国的天命说却为当权者立下了道德标准。
周的中央权势扩张行动包括同化向周称臣的各方子民，凡有关中国文字系统、仪礼、行政体制之推广，都是不可轻忽的。中原文化乃是主流。「中原」指的是商周统辖时代的核心区，其周边外围都属异族，包括北边、东北、西南的半游牧民族以及南方的部落。从四方异族的名称不是汉字而是音译可知，夷狄文化与中土的地位是不一样的。经联姻、同化、官僚政治施行，继商周之后取得支配地位的诸侯渐渐兴起。这些诸侯国承继了多种文化的融和遗产，在战国时期（约始于公元前四○○年）成为各自独立的政治实体。
新考古记录之含意
考古资料显现的古中国文化的同构型，与古中东人种、立国、文化之变化多端，呈鲜明的对比。自公元前三○○○年起，埃及人、苏美人（Sumerians）、闪族人（Semites）、阿卡得人（Akkadians）、亚摩利人（Amorites，受巴比伦王汉摩拉比统治）、亚述人（Assyrians）、腓尼基人（Phoenicians）、西台人（Hittites）、米堤亚人（Medcs）、波斯人（Persians）等等，在中东连绵不绝的战争政争中互相较劲，留下激烈多元政治的记录。尼罗河、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河、印度河谷各农业区都有灌溉系统，贸易与航海一同兴旺。各种语言、文字、宗教欣欣向荣。这与古中国实有天壤之别。
此外，中东的工技发展在多方面早于中国。彩陶、青铜之使用、马拉的战车，以及后来的铁器，在中东出现的时间都比中国早。此种先后之别固然显示这些都是中东传入中国的。但古中国与中东究竟有何关系，现在仍不清楚而有争议。我们倒很清楚有些事物并没有从中东传入中国。例如，尽管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有灌溉网的实例在先，黄河流域华北平原上起初并未照做。夏商时期的中国人未曾使用金属的农具，也未使用耕畜和犁。马拉的双轮战车于商代晚期被用为贵族的交通工具和作战主力，但是，西方历史学者直至最近以前所持的假说——是在遭受西北大草原戎狄马战车侵略后才开始用它，却没有证据可循。
南方传入中原的影响也是相当模糊的。例如，青铜冶炼术似乎于公元前三○○○年以前始于泰国，与中国青铜有无关系却不确知。整体而论，中东史前文化之间相互广泛交通的证据，并不能作为有无向中国流传的依据。每个重要文化都是当地的成就，但文化难以孤立。我们不妨归结说：西亚方面确实有重要的影响「潜移默化」般地来到中国，但是绝不至于强烈到足以破坏中国文化同构型的地步。
这种结论反对先驱考古学者——多半是西方人——早期的主张。其主张是，经由中亚渗透过来的中东影响给了古中国步向文明绝对必要的推动力。较后来的看法是：古中国文明是从华北这一个核心区形成的，夏商的发展是独特的，按何柄棣所说，是「东方的摇篮」。新的证据也对这个说法不利。必须承认，有关夏商周三代的周代史书以及一九二○年以后的出土遗址，足以让「三代」稳居中国古史的舞台中央。但是整个东亚地区的考古挖掘，虽然刚开始，已经揭露了长江以南、中国东南海岸、越南北方相关联却各不相同的陶器文化。
夏商国力的来源之一是其血缘关系加诸社会的秩序与宗法制度造成的阶级划分，即是，延伸出来的宗支必臣服于父辈的宗系。每一个人都有其在家族中应居的位份，宗系间一层层的尊卑主从关系溯至最尊，即是在位的君主。统治者的至尊地位，系于他在使用青铜礼器的祖宗崇拜以及运用战车与青铜武器的征伐之中的最高权威。在这阶级划分已很森严的社会中，帝王殡葬时还要用活人陪葬。
换个角度来看，在无甚航海活动的情况下，贸易与工技革新对于中央政治权威扩展而言，似乎相当次要。考古学家的这项发现，西方历史学者不大容易理解。西方历史，尤其是地中海历史，早已烙下的证据印痕是，早期的邦城都是在贸易航线上兴起的，帝国也是凭控制商贸——尤其是海上的——而强大。古代中国缺乏海上贸易，以致商人不重要，商贾身分不受尊重。也因此故，秦与汉的统治者上台以后，比较不难控制地位渐渐升高的商贾。
末了，统治者的至高地位，不但系于他一人独揽礼祭与作战时的领导大权，甲骨卜辞与史料的书写也是由他主导。商代文字系统已经有「主词——动词——受词」的语法，中国造字依据的象形、指事、形声等基本法则也已出现。中国字最初为象形文，如「木」指一棵树，「林」指丛树，而「森」指森林。中文的「一、二、三」也比英文字的one，two，three要简单易识。又如「囗」（ㄨㄟˊ）是包围、环绕之意，写小了就是「口」，可以指嘴，也可用于「洞口」、「入口」、「港口」等词。
只凭象形原则（如木、林、森）可造的字有限，必须进而从字音上设法。因此，大多数中国字是有偏旁的组合体。通常单字的某一部分指义，另一部分表声。
兹举例说明。由于中国字都是单音字，总共不过四百多个字音，常会遇到音同字不同的问题。像英文字的soul（灵魂）与sole（鞋底）以及all（全部）与awl（尖椎），也是同音不同字。以「东」为例，与「冻」和「栋」是同音的。造字者便是取「东」的声，加上「冫」的偏旁就成为表冰冷的「冻」；加上「木」字旁即是造屋的「栋」梁。
这个例子很简单。其实中国语文都不难，难的是要记的字太多，字的用法涵义也太多。后代文字学者要编纂字典的时候，不能用拉丁字母这套简便的排列法，必须研究出二百一十四个「部首」，将所有的字依部首归类。不过部首查法用起来不如二十六个字母的查法明白快速。商代文字已经有木、口、心、手等部首归类。从一开始，政府掌理造字书写的大权就握于帝王之手。而文字主要似乎是为因应宗法秩序与政府统治的需要而生，为商贸服务的动机较小。
我们若将司祭巫者、战士、刻写卜辞者、氏族宗主、监督技艺工匠者汇集，就可看出后代统治阶级士人菁英最初的发展雏型。政治的治理方法利用了礼仪、艺术、作战、写作、亲族关系，这些都是组成文化理念的要素。下面一步即是，将未认可中央政府至上权位的部族指为蛮夷，以断定中土文化之优越。因此，中原四周的异族分别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直至十九世纪晚期，官方仍以「夷」指从海上来的西方人）。自从有了以「中国」称呼统治「中原」者的定名法，也就有了这种「中」、「外」分明的观念。周代纂辑的四书五经特别注重如此的定位，以致中西历史学者常把「三代」时期的中国描述成一个「文化的孤岛」，四周是欠缺中国文化所含文明特质的一片「蛮夷」汪洋。
新的考古数据却显示，情形并不这么单纯。西周因为已经和北边西边异族融和，在中原自居文化盟主的时候，便可驾轻就熟地容纳文化差异。其步骤不是直接用武力征讨，而是以中国生活习惯统治方式为基础的逐步同化。政治区的划分上，文化依据也重于版图的依据。
我们从读史知道，「夷狄」自古就在中国的边境上出没。由此应知，四夷自始就是政治体系里的基本项目。我们不可忽视，古中国有认为文化与现世权势当然共生的看法。向某朝的统治称臣了，就必须接受其礼制以及授予当朝治人天命的宇宙论。不接受这种政治化了的文化，就不足以为中国人。不过如果是生来就使用中国语文的人，四书五经和言谈中用的词语可以大致笃定他已经接受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也普遍存在显然类似的生活态度。
青铜时代夏商周三朝中，增强国力的任务乃是要不断谋求更多人顺从接纳中央当权的王朝。统治者以社会结构顶峰、祖先崇拜宗教主祭者、赏罚裁决者、公共建设与战争以及文学之领袖的身分运作。在其无所不能的身分中，张光直还强调统治者「一人独有的通天地鬼神」的资格。结果是，统治者一手造成了文化的整体统一性，这个整体统一性即是在单一共同国家内政治统一的基础。中国当然不是将此种统一性视为理想的唯一国家，许多古代帝国都追求过这个目标。但是中国孤立的地理环境一开始就使这种理想更能行得通，后来也更易获得政府与社会的支持。
以上的考虑也许夸大了，却也代表中国考古学呈现的一件重要事实。即是，在有文字记史时代之始，中国人已经达致某种程度的文化同构型以及与外界隔离的连贯性。这是别处都没有的。而农业、工技、商业、军事、文学、宗教、艺术等各方面的活动，都以整体中从属分子的姿态一同配合。
然而，早已惯知近代民族主义情操的我们，如果现在持有古中国是萌牙期单一民族国家的想法，可就错了。我们不如引用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观念，将古中国看作近似西方基督教世界（法、英等单一民族国家是在其中共有欧洲文化的从属政治单元）。再者，因为我们已经太清楚二十世纪极权国家总揽一切的权威，最好避免贸然作时序错误的判断而指商周帝王的特权不可避免地促致某种极权政治。我们不妨照白乐日（Etienne Balazs，1964）的说法，称之为以「机关制度」（officialism）治理的政府。如史都华·施蓝姆（Stuart Schram，1964）曾说：「政府自始就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力量，而楷模行为、仪礼、道德、教化在中国从来都被认为是治理的手段。」我们只需再加上一句：礼教运作之外，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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