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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熔基传-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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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斯为盛，惟楚有才」，这是宋代中国四大书院之一，湖南长沙岳麓书院门前的一幅对联。自十九世纪以来，湖南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领衔」角色是不争的事实，且不说「无湘不成军」时代的曾国藩、左宗棠，也不说辛亥革命前后的黄兴、蔡锷，单说国共两党之中，不知出了多少喧嚣于中华民族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国民党方面，湖南籍的人物相对少一些，不过今日副总统李元簇、法务部部长马英九、台湾省政府主席宋楚瑜祖籍正是湖南；中共方面则是不胜枚举，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众所周知；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在中共十大元帅中占有三席。而日中共最高层人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湖南籍政治人物首推朱熔（注：应为左金右容，下均以“熔”代之）基。他虽然在中共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名列第四，在国务院领导成员中的排名也位居李鹏之下，但是没有人怀疑它是中共现任最高领导人中，最具有务实精神和最具经领导能力者，掌握着中国大陆经济事务大权。
早在他仅仅以中共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的党内地位，被邓小平提名为中共国务院副总理时，海外即有人夸张地称他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而在他于一九九二年十月顺利跻身中共「领导核心」中央政治局常委行列之后，尤其是在九三年春末夏初以后，因中共国务院总理李鹏患「重感冒」以至长期不理朝政，人们对他的政治仕途更是进一步看好。
早在朱熔基主政上海之初，笔者就曾撰文指出，不论朱熔基未来政治地位如何、政绩如何，也不论中国往何处发展，朱熔基将在中共最高层扮演关键性角色却是毫无疑问的。
江泽民在因八九年「六四」镇压事件，取代赵紫阳中共中央总书记职位的同时，自称熟知中共高层政治运作内幕者即向笔者透露：邓小平考虑的接班人选绝不止江泽民一人，而且下一个也是来自上海。该人还向笔者断言：不出两年，朱熔基就会上调中央工作。果然，此人说了这话后只过了一年七个月，朱熔基进京出任了国务院副总理。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熔基的地位日益凸显，但是有关他政治形象、真实政治观点、在中共高层中的派系归属等等，仍然显得扼统、模糊。同时关于他的身世、家庭成员情况及思想、性格等，更是鲜为人知。本书的写作缘起，就是希望提供全方位的权威资讯，使有兴趣的读者真正了解朱熔基其人，并了解他过去是如何、及将如何迈向总理之路。
第一章命运乖违的遗腹子
朱熔基是遗腹子，从出生开始就注定要受苦。更不幸的是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也仅十年，母亲过世，朱熔基更加无依无靠。
幸有好心的伯父视朱熔基如己出，但不幸伯父又中年丧妻……。如果说「鳏、寡、孤、独」是人生之四大不幸的话，那么朱熔基和他的长辈们的遭遇就占了其中之三。
正是这悲惨的家世和因此而给他造成的苦难童年，使得朱熔基少年早熟，并在逆境中成就了他自强、倔强和宁折不弯的难得性格。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朱熔基在中共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为市长候选人被与会代表要求介绍自己的经历。他非常爽快地回答大家的提问说：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受苦人出身，从小家庭生活十分贫困，靠奖学金才完成了中学学业。我从中学时代就非常爱好文学，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即从文学巨匠鲁迅、巴金著作中了解到了上海的一些情况。
于是，非常自然地，朱熔基穷苦出身甚至文学爱好都成了他与上海市民亲近的本钱。
朱熔基的这段自我介绍被上海电视台和《文汇报》如实报导，他那苦难的经历和坦诚质朴的亲民作风，给上海人留下了非常好的笫一印象，不但顺利地以高票当选上海市长，而且很快就得到了大多数上海老百姓的交口称赞。
两代背父
朱熔基祖上居住在湖南省长沙县安沙乡。当时的朱姓家族在当地仅拥有数亩薄田，还算不上富有，所以也不会惹人注意。大约在十九世纪中叶，朱氏举家迁居，落脚在今湖南省首府长沙市，从此，开始小有发达。到了朱熔基的曾祖父一辈，已经成了方圆百里内颇有些名望的书香门第。
据相关史料记载，当年，还是封建政府奉行的「学而优则仕」的纳贤制度，给了朱熔基的祖父一个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机会。「十年寒窗」的苦读代价，使得朱熔基租父在科举应试中顺利中榜，并借此在家乡觅得一录事官职。虽说是一芝麻大的小官，但毕竟开始了朱氏家族世代都没有经历过的吃皇粮、拿薪俸的历史。
朱熔基祖父为官因为敬业有方而受到上峰赏识，官运也就步步见好。他一生中最显赫的一段时期是在现今河南省境内做过一任道台。
自祖父为官开始，朱熔基家族在族谱上被大大地添了一笔风彩。不过也还是到了今天朱熔基为官的时代，朱氏家族才算是在中国政坛上出足了风头。
从民国初年之后，因为换了朝代，朱熔基祖父不知是由于守旧的原因还是被人贬压的结果，从此自宦海中淡出。自此，因为再没有官俸可依，家道竟也很快就衰落下来。
而到了朱熔基的父亲一代，或许受当时「实业救国」之时尚的影响，或许是因为看透了官宦之途的险恶，干脆彻底淡漠了功名利禄之诱惑，将其志趣转向了自然学科。不幸的是，虽然当时从事自然学科者也不乏有名利双收之成功先例，而朱熔基父亲却天不随人愿，年纪轻轻即卧病不起，还没有来得及给后人创造出经济条件即早早逝去，以至到了朱熔基这一辈不得不一切从「无」开始。
朱熔基的父亲名朱希圣，据闻此人少年时代即愤世嫉俗，颇有宏大抱负。青年时代，他曾取屈原「世人皆醉我独醒」之意，自号「清醒中人」。
朱希圣本人也是个遗腹子，自幼体弱多病，到了中学时代则已经沈疴不起。当时，朱希圣虽然崇尚科学，但仍不得不按照家长的意志，求学期闲即早早与一位多年前即订下「娃娃亲」的当地女孩子成婚。
成婚以前，朱希圣的父母即已经知道他们的宝贝独子已经染上了肺疾。而在当时当地的医疗条件下，所谓「痨病」的可怕程度，无异于现代人所畏惧的癌症之类，更何况朱氏当时的家境和兵慌马乱的世局，使得朱家既没有条件同时也不敢让朱希圣外出求医。
父母成婚为求冲喜
于是，朱氏人家在求医不能，求神不灵，求人无助的万般无奈情势下，只能把独生儿于痊愈的希望寄托在刚刚过门的儿媳身上因为当地自古即有「冲喜」一说，意思是办喜事可以冲走使新郎官致病的「晦气」、「妖气」和「孽气」。
朱熔基父母的成婚时间大概是在公元一九二七年底到二八年初左右。婚后不久，新过门媳妇顺利怀了孕。但是，朱氏一家在欢喜之余，却发现媳妇因怀孕而愈发显得红晕的气色与朱希圣那付日渐黄瘦病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眼看「冲喜」不但不见效果，新郎官的痛状反而日显严重，朱氏一家也就只有把这一切都看成神的旨意了。结果，没有坚持到孩于出世，朱希圣终因咯血不止气绝。
临终前，朱希圣已经虚弱得无法凭自己的力量翻身。每每嗑出大口的血块被温良贤淑、无悔无怨的妻于揩净之后，可怜的朱希圣也只能是费力地挣开眼睛，满怀忧郁地望着她那日渐隆起的肚子长叹不已。
朱希圣过世的时候，朱熔基还没有出世。按照当地的说法是「两代背父，后代命大」。但话虽如此，在给朱希圣出殡的时候，谁又能保证他的遗腹子几个月后会顺利生产，另外更不知那肚里的孩子是男是女。
毕竟那还是一个空气里都迷漫着无数封建陋习的守旧年代，朱希圣尸骨末寒的时候，邻里乡亲们在面对新婚盖头揭下没有几个月、即要为丈夫披麻戴孝的朱希圣妻子时，虽也还敷衍一半句稍带悲怜之情的安慰话语，但转过身去就是一阵指指点点，「小寡妇」，「克夫命」之类的难听话，不时地钻进这个可怜女人的耳朵里。
而朱氏人家则是但心，即使朱希圣留下的遗腹子，能够顺利生产而且是个家人盼望已久的男婴，因此使朱希圣留下香火，但今后孤儿寡母的漫长生活道路中会有多少艰难和酸辛？当时，无论是朱家长辈还是街坊邻里，有谁能料想得到，朱希圣的这个遗腹子虽然前半生磨难重重，日后却跻身于一代主宰整个中国大陆的领袖中。
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今朱希圣在地下难眠的遗腹子到底顺利产下。一看是个男婴，朱家长辈们这才有了笑脸，随给孩子取名「长庚」。据说，起这个名字的原因是朱氏家族的长辈们，都希望这个生下来即已经看不到父亲的可怜孩子，能够藉此名字讨个吉祥，从此消灾化难，健康长寿。后来，按照朱家族谱的字辈排列，这个自幼被大人们昵称为「庚伢子」的男孩，才有了「朱熔基」的大名。
虽说是新婚丧夫，但好歹有个男性遗腹子平安生下，所以朱熔基的母亲才有可能继续留在朱家，以再无权婚配的痛苦代价，换得日夜陪伴亲生骨肉的权利。
动乱的年代
六十二年以后，朱熔基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身份，在上海川沙县为三十九对新婚夫妇主持集体婚礼。当他在祝辞中说到「我预祝你们白头偕老，早生贵子……」的时候，不由得怀念起自己那可怜的母亲和从没有见过面的父亲，回想起自己那孤苦的童年生活。
回到住处后，当身边的工作人员劝他早点休息时，他感慨地说：看到些青年人高兴的样子，我想起了好多过去的事情，我这个当市长的从小就没享过福，就因为这个，我要尽我的努力，让上海人民的日于过得一天比一天更好。
在朱熔基出生前后，湖南等地正赶上「闹红」。朱希圣尚还在世的时候，曾亲眼目睹了发生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的长沙「马口事变」。
当时，因为共产党在湖南等地发动的「工农革命运动」（毛泽东自认是「痞子运动」）搞得十分过火，以致乡下的绝大部分有产者和整个长沙城的民族工商业者都成了「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的革命对象。同时，再加上国共两党之间日益严重的分歧等种种复杂政治原因，终于导致了五月二十一日的一场政治大仇杀。
五月二十一日深夜，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对共产党在长沙的各类机关突然袭击，迅速逮捕并陆续枪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及其外围组织的成员。一时间，整个长沙城里杀声震天，尸横遍地。
就在朱希圣新婚之喜的前后，中共湖南地方省委根据其中央指示精神，于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发出了夺取全省政权总暴助的总动员通知。十二月一日，决定长沙暴动，计划于七日至十日为暴动日期。但届时暴动并没有完全发动起来。十日中午，长沙的铁路工人开始罢工，其中担任工人纠察队的小头目之一就是王震一九九二年强烈反对朱熔基进政治局的前中共国家副主席。
到十日晚上七时开始，中共湖南省委组织了二百人的「敢死队」，进攻电灯公司、军事厅和卫戍司令部。因为敢死队员大都表现得不「敢死」，所以战斗结果是仅仅破坏了电灯公司。接着，国民政府方面调动一个师的兵力，从外地紧急增援长沙省城，共产党的这次暴动终于被镇压下去。
据报导，王震是中共元老人物中，对朱熔基最没有好印象的一位。朱熔基当上副总理后，他曾经气愤地大叫「我们身边就睡着一个戈尔巴乔夫」。朱熔基当上中共政治局常委后，王震更是义愤填膺，直到九三年初临终之前，仍然对朱熔基这个「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跃升到中共权力的核心层而深感不安。
大陆政界人士们取笑说：年轻力壮时候没有把长沙攻打下来，临终之前又没有把朱熔基拉下马来，这可能是王震一生中最大的两件憾事。
九三年三月十三日晚上，死于广州的王震被专机运回北京，朱熔基也被安排到机场迎灵。空旷的郊外机场气温要比城里低好几度。一阵冷风吹过，朱熔基下意识地把身上的风衣裹紧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今年的北京应该早点转暖了。」
在王震参加长沙暴动差不多时候，朱德和陈毅等人率领共产党农民军队，在湘南地区发动了所谓「年关起义」，打垮了许克祥六个团兵力的进攻。虽然这次的战火没有波及到省城长沙，但「共匪」将再次攻打长沙的消息却日日不绝于耳，令包括朱氏全家在内的全城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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