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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熔基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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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京剧得人心
当有「与民同乐」的机会时，只要众黎民斗胆请首长表演个节目时，朱熔基一般都会不负众望，大大方方地登台献上一曲京剧清唱。
与江泽民分别为上海党政「一把手」期间，以开放形象着称的朱熔基一表演节目往往都是一曲京剧清唱典型的「国粹」；而以僵化和守旧闻名的江泽民，则一开口就是一曲情意绵绵的恋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地道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糜糜之音」。
对比之下，听众往往评价朱熔基自然、厚道；江泽民则往往被认为造作、虚浮。于是，明争暗斗的两人之间，江泽民无形中又去了一分。
朱学方曾对人说「朱熔基的童年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来没有一件玩具」。与寡母相依为命的十年里，每当庚伢子贪馋地看着富贵人家的孩子，手持各种五花八门的玩具嘻戏于街里屋外时，母亲只能强把眼泪压在心里，默默无语地哄着孩子回家。
早熟的朱熔基，似乎也明白母亲在现实生活上的难处和内心深处的困窘，从记事起就从没有主动要求过什么东西，无论是玩具还是衣物，不管是食物还是学习用品。
作家刘诗训、章一燕表示：诚然，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从来没有一件玩具，也许会使他的童年世界里缺少很多迷人的色彩，更缺少充满幻想的欢乐…。但是，毕竟在人生的历程中很少出现「玩具效应」的机会。反过来看，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从来没有一件玩具，也许会更利于培育他的早慧和大智，使他较早地直面人生，确立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从小就养成务实的精神。在中国政坛上，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务实精神。而朱熔基能够在中国的改革大潮中风云际会地步上高层，较成功地扮演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显赫角色，也正是凭着这些。
关于朱熔基童年的这一段经历，目前也有与前述内容不完全相同的报导。比如有报导说朱熔基因为是遗腹子，所以一生下即被托付给其伯父朱学方。到了朱熔基十岁的时候，其伯母又因病夭亡，所以从朱熔基十岁开始，其伯父即又当爹又当娘。
另外，香港《开放》杂志曾刊登一篇报导朱熔基的文章，其中引用朱熔基的话说：「我是一个末见过父母的孤儿，是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党就是我的母亲。」
这段话在报到的原文中即被围上了引号，以证明是朱熔基的原话。但如果阅读过中共对外公开介绍的「朱熔基同志简历」的人，就会感觉到这话的内容不太可信。
朱熔基是上了大学，即成人之后才加入中共活动的，一九四九年入党时已经二十一岁了。而在此之前，党与他没有任何联系，他的伯父朱学方更不是代表党收养他的。何况他无论是在中学还是在大学拿的奖学金，都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或国民政府治下的某个机构的钱款，无论如何也算不到共产党的名下。所以朱熔基虽然是个孤儿，但也不会说出「是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这样的话。
在中共干部中，与朱熔基同龄者，只有一小批中共烈士子女（如李鹏、邹家华等）或自幼在延安等地中共所办的幼稚园、中小学里成长过的「太子党」成员才有资格说自己是「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这样的话。
从「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角度，朱熔基应不会不顾事实地闭着眼睛便把自己往「红色血统」的背景圈子里拉。再说近些年来，包括李瑞环、陈希同等中共高官，都以自己的平民出身为荣，更何况朱熔基呢！
第二章从红色青年到反党右派
朱熔基青少年时代的成长地长沙是中共早期活动主要基地之一，中共创始人毛泽东、何叔衡二、三十年代曾在长沙掀起新文化运动，兴学办报，宣传赤色理论。
虽然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共产党势力都无法在长沙城里进行公开活动，但当时赤色即为「进步」，激进才是青年人尤其是知识青年的诉求，已经是那个时代的风尚。
就如同现今中共集权统治下，仍然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最容易滋生反叛思潮一样，朱熔基在长沙时虽然年少，但他所在的中学是最容易被赤色宣传渗透的地方。再加朱熔基那特殊的生活经历与贫寒的家庭环境，这一切都为朱熔基进入大学，正式走上社会后立刻崇尚共产党红色革命，并很快成为中共外围组织团结拉拢的「红色进步青年」奠定基础。
这段「进步青年」的经历，为他日后成为中共领导人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历史基础。不过朱熔基在追随中共之初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十年之后，他竟被他所效命的共产党当成不共戴天的敌人，打成「反党右派」。
一九四七年夏天，朱学方好不容易才借到一笔钱，立刻打发一侄一子赴上海报考大学。「三场」既毕，捷报传来，兄弟双双「中举」。而朱熔基更是一石两鸟，同时被北京清华大学和上海同济大学录取。随即，他于同年八月赴北平，正式进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
清华大学生涯
就在朱熔基刚刚进入清华大学的时候，中共中央曾用密电把毛泽东的一篇文章《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发给中共在国统区的地下党领导人，文章中说：
「由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的压迫和我党坚决保护群众利益的正确方针，我党获得了蒋介百统治区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贸产阶级的广大群众的同情。这些群众，因为挨饿，因为政治上受压迫，因为蒋介石的反人民的内战夺去了人民的一切活路，他们就不断掀起了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斗争，它们的基本口号是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和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而这个「反饥俄，反迫害，反内战」的口号正是清华大学在四七年五月全校罢课示威时提出来的。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后，清华大学等校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大受鼓舞，把北平地区，尤其是清华大学的赤色学生运动搞得如火如荼，以至清华校园被人称为「小解放区」。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后，清华大学的一些老教授回忆说：现在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情绪很像一九四七年到四九年那段时间。当时，整个清华校园里，拥护政府的言论绝对没有市场，热血青年中，十之有八都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中共的宣传，或多或少地参加过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反政府活动。而朱熔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进入了清华大学，思想观点是自然非常快地倒向了左倾一边。
在共产党清华大学地下党成员的极力游说和拉拢下，朱熔基进校没有几天即答应要多做一些「进步工作」。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虽然没有像许多中共学生地下党一样，不惜荒废功课也要「把一切交给党安排」，但在同他一样重视学习成绩的同学圈里，他算是最热心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反蒋爱国学生运动」的。进校不久，他即正式参加了中共北平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但仅仅是个普通盟员，没有在组织内担任任何职务。
海外的中共人事专家所著文章中，曾介绍朱熔基在大学三年级时，出任过受中共领导的清华大学赤色学生会主席。而中共新华杜九二年十月公布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会领导机构成员简历」中，关于朱熔基的部分，仅仅提到了他大学时代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和四九年十月加入中共的内容，并没有介绍他曾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一事。
朱熔基本人在八八年四月向上海市人大代表介绍自己身世时，也仅仅提到自己在大学读书时即投身学运，亦末提到担任学生会主席一职。
中共地下党一般成员
朱熔基当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的一位同班同学明确指出，当时朱熔基仅仅是个热心赤色学运的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一般成员，其地位距中共地下党的核心组织尚有好大一段距离。
不过，中共对外公开宣布的「朱熔基同志简历」中，介绍他是「一九四九年十月入党，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高级工程师。一九四七年至五一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
按照中共的惯例，在计算中共领导人「参加革命」的年份时，不一定按其入党时间开始计算，因为有很多中共老干部早在正式入党之前即已经开始为中共服务。
那么，朱熔基的简历中提到他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参加工作」，想必是已经在当时的清华大学里担任了共产党外围组织的负责工作。而他的这一经历，对于他晋升中共高层，并在中共高层中与其它人比资历的时候还是十分有用的。
对于朱熔基来说，如果在个人简历中仅仅说明自己是一九四九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话，很容易被人认为是「不勇敢」，因为当时中共已经基本取得了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权并正式建国。而强调「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参加工作」给人的印象就不一样了，因为一九四八年的北京还处在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之下，所以这个时候接受共产党的「红色启蒙」是做好为共产党的事业流血甚至牺牲之准备的。
在现在中共央政治局的七名常委中，江泽民、李鹏、乔石和刘华清都比朱熔基「参加革命」的年代早，而李瑞环和胡锦涛比起朱熔基来则是「革命晚辈」。
如果仔细分析中共十四大以后公布的中央领导人简历的话，就会发现至少江泽民和李鹏的俩历中，都强调了他们在正式加入中共之前即已经「参加工作」。江氏的简历中介绍他是一九四六年四月加入中共，但「一九四三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而李氏的简历中介绍他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入党，但却是「一九四一年三月参加工作」。事实上，李鹏一九四一年三月，只是刚刚被其养父周恩来从重庆接到中共根据地延安读书而已。
江泽民和李鹏之所以要刻意把自己的「参加工作」时间，提前到入党时间之前，主要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属于「抗战干部」之列。
按照中共政权对干部的资历划分，分别分成「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所以无论是朱熔基还是江泽民和李鹏，因为强调了自己在入党前即已经「参加工作」，就等于分别将自己的「革命资历」提前了一个时代。
革命资历的强调
在这种事情上如此认真，可能会被未能深入了解中共政权之种种特征的「局外人」看成是「小题大作」，其实不然。以中共提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为「不再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老干部规定出了种种优厚待遇一事为例，如果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前「参加工作」者，「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叫「离休」，且仍然享受在职工资的百分之一百。而在四九年十月一日之后「参加工作」
的，退下来以后则叫「退休」，而「退休」工资最高也只能拿到原工资的百分之九十。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即大陆的所谓「国家干部职工」在填写档案中的个人简历材料时，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为一个明确界限，在这个时期界限之前，只有具备了为共产党工作的经历才能是「参加工作」（与「参加革命」的说法是同义词）。
至于在这个时间界限之后，因为整个中国大陆已经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只要是当了一个公有制企业的工人或普通党政干部就算「参加工作」。
比如李瑞环的「参加工作」时间是一九五一年七月，当时他是刚刚扔下锄头换了把斧子，从天津农村进北京当了一个建筑队的木工，其入党时间则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
胡锦涛的简历上则写明是一九六五年参加工作，一九六四年四月入党。原因是他刚刚入党时还是个清华大学的学生，而大学生在学习期间不算「参加工作」除非你是从工作岗位上进入大学学习的所谓「调干生」。清华大学虽然是个理工科学府，但由于该校在抗战结束之后至中共和平占领北平之前一直是中共在北平进行地下活动的主要据点，一度有所谓「小解放区」之说，所以当时的在校学生担任中共赤色学运负责人者不是少数，当年参与中共学生运动的经历，自然成了日后活跃于中共政坛的重要资本。清华大学及当时北平其它大学里有朱熔基同样的领导或参加赤色学运经历者，不少都成为日后的中共的重要领导人。比如已经在中共十四大时下台的中共著名左派、前国家教委第一副主任（现职为第八居全国政协常委）何东昌：在十四大上由原来的中央候补委员晋升至中央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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