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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10李敖系列之22中国迷信新研-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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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祈愿方面中国人的最大特色是“祈眉寿”,祈眉寿的祝嘏之辞,散见于大多数的铜器铭文里①,在这种祈愿里,他们希望:
  一、“令终②”、“考终命③”——死得好,不要死于非命。
  二、“诉黄发”、“祈黄耇④”——死得晚,要年老头发黄了再死。
  但是,祈愿祈得久了,中国人就开始不知足,开始变花样,有的地方(像春秋时的齐国),就节外生枝,认为死得好、死得晚是不够的,得来个青春永驻才过瘾,青春永驻就是“难老”。他们的呼声是:
  以旂眉寿,霝命,难老!(《齐甾盘》)
  用旂眉寿,霝命,难老!(《齐叔夷镈》)
  用旂匄眉寿,其万年,霝冬,难老!(《殳孝良父壶》)
  永锡难老!(诗经)
  二、从难老到不死
  难老以后,人还不过痛,认为何必难老呢?如果不死,不是更好吗?于是,呼声又为之外一章:
  用旂寿老毋死!(齐素命镈)
  “老毋死”,就是永生的境界了。所以齐景公喝酒喝乐了,就大叫“古而无死,其乐若何”⑤了。
  这种不死的构想,在中国人的思想里,有着深远的来龙去脉。传说里西王母有不死药,后羿讨了来,自己还没吃,就给嫦娥偷吃了,演出了嫦娥奔月的故事⑥。证明了为了争吃不死药,中国第一场太太离家出走的戏,就这样构想来了。
  这种不死的构想,在中国文献里经常流露:《山海经》里有“不死民”、“不死之国”的话;《吕氏春秋》有“不死之乡”的话;《淮南子》有“留不死之旧乡”的话。这种构想,是很普遍的。
  这种构想,到了帝王大脑里,由于他们有力量、有权势,倒真的想如何可以长生不死了。于是,长生骗子就出现了。
  长生骗子就是方士之流,像赵人安期生、魏人石生、韩人侯生、燕人宋毋忌、正伯侨、羡门高、元谷,最后,卢生、齐人徐市(徐福)。韩终等等,就都应运而出,《史记》记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二二四)“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三十五年(公元前二一二)、“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贪于权势至于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不但最后这些人开了小差,徐市和童男童女也都不见了。秦始皇变成了大呆子。
  三、肉体不死与灵魂不死
  不死的思想,细分有两派,一派是指形骸不死,一派是指灵魂不死。中国的儒家接近形骸不死,道家接近灵魂不死。
  儒家像埃及人一样,希望保存形骸,儒家提倡厚葬,就是对形骸的重视。儒家宣传“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个“在”字,有它相当的具体性。这种具体,表现在他们要求“立尸”的观念上。《仪礼》有“祝迎尸一人”的话,郑注说:“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见亲之形象,心无所系,立尸而主意焉。一人,主人兄弟。”这就是说,孝子(主人)死了亲人,要叫他兄弟打扮成亲人样子,坐在那儿,用活人代表死人,作为叩拜的对象。这种“尸”,就象征“亲之形象”的具体存在。这种心态与规定,显然证明儒家对形骸不死的执迷。
  道家就比儒家彻底得多、进步得多。道家相信形骸和灵魂是两分的,灵魂的存在,无须倚靠形骸的具象。《庄子》里写庄子将死,弟子想厚葬他,他就反对⑦。得庄子真传的汉朝人杨王孙,遗命死后“赢(裸)葬”(裸葬)。《汉书》里收有他的理论,说:
  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之言归也。其尸块然独处,岂有知哉?裹以币帛,鬲以棺椁,支体络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桔腊⑧。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
  杨王孙认为:既然形骸保留不住,迟早与土壤归一,又何必老是用厚葬的方法努力延迟,不让它速朽呢?又何必让形骸长久做客于外呢?因此他要“吾是以赢葬,将以矫世也”⑨。
  这种思想,充分道出了形骸和精神在人死后是两分的,灵魂脱离了形骸以后,属于天了,本身成为独立的抽象。形骸则归于尘土。这种看法,儒家显然是不赞成的。但儒家也无法把“立尸”永远立下去,因为技术上,一个家庭,总无法老是由活人长年扮死人,所以丧事办完了,把死人厚葬后,也就不再深究下去了。所以,儒家的不死观念,也就不如道家的生动活泼。
  后来儒家发明出盖庙立祠的方法,用塑像——崇拜偶像——的方法,以“见亲之形象”以供心有“所系”,于是,从孔庙的塑像到二十四孝故事中的塑像,都成了这种不死形象的代用品。后来,堕落的道家也糊里糊涂地同儒家混同,也搞起塑像来了,这就好像基督教也搞起玛利亚的塑像似的,从宗教抽象信仰的水平上看,这种崇拜偶像,也就未兔太低段了。
  一九八三年稿
  ①徐中舒:《金文嘏辞释例》。
  ②《诗经》。
  ③《书经》。
  ④黄耇就是黄头发。《仪礼》有“黄发台背”、“黄发儿齿”等话。《诗经》有“遐不黄耇”、“以祈黄耇”、“黄耇台背”、“黄耇无疆”等话。
  ⑤《左传》。
  ⑥《淮南子》。嫦娥本该叫姮娥,因为避汉文帝刘恒的讳,就叫嫦娥了。
  ⑦《庄子》:“庄于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
  ⑧照《太平御览》引汉东园私记的话,说:“亡人以黄金塞九窍,则尸终不朽。”“以云毋壅尸,则亡人不朽。”
  ⑨杨王孙还说:“且夫死者终身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声,乃合遒情。夫饰外以华众,厚葬以鬲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用变,是使物各失其所也。”这又明显道出,厦葬是违反自然的化合与还原(归)了。
  
  李鼎彝《宿命正命造命与非命》书后
  一、宿命正命造命与非命(李鼎彝)
  现在我要讲的命字,不是生命的命,是命定的命。关于命定的学说由中国哲学史看来,约分四派:即宿命正命造命非命。
  什么叫宿命呢?这是老庄哲学的主张,他们认为人生的富贵贫贱寿夭,智愚贤不肖,在一生下来,自然界就有一定的安排,人们只有遵依着这安排去走,绝不用个人的力量改造或去改进,并且也不能以人力改变成改进;但是这种安排是谁来主牢呢?这却引起一个“天”的问题、“鬼神有无”的问题。在周秦时代,对于天的学说,向分从派:一派是认为天是人格神,他有意志、他能生杀祸福,人能积善修德即可获天之佑,否则罹天之殃,这便是天志鬼论。此种主张的人,相信敬天可以致福、明鬼可以有祥,所以他们不相信生下来就有—个命定的安排;相反的,信命定的人既认为人的一生,事前既有一定安排,自然不是渺小的人力所能左右,何况这种安排,不是有谁在那做主宰,天是无意志的,是混沌的、自然的、不能生死祸福人的。命的安排,只是一个无意识的安排、没有什么神鬼在那里管理这些事情,所以他们不信鬼神,不信天有意志,天是一个自然天,混然一气,命是自然的安排,人却必得遵依它。
  宿命论既然确定命的安排为人生之不可逃避的现实,于是他们消极了、反璞归真了、不争什么富贵功名了,更不求满足什么耳目口鼻的欲望了,这自然造成厌弃现实反对文明的态度、要人人老老实实的安安静静听命运的摆布与安排。但是有人要问白起坑赵降卒四十万,莫非这四十万人前生造定同时该被活理而死?宿命沦者答说,一个人有他的命运,一个国也有他的国运,国运坏了,个人的运也随着坏了,赵国国运已坏,所以赵降卒四十万随着他们的国运一同牺牲。同时又有人要问,这种命的安排,是不是提前可以预知呢?宿命论的哲理派答复说:这不能,可是流辈靠命定论吃饭的人,却用什么八字、面相、骨相、卜巫来推测,可以先知,可以利用人的生辰时日,预知人的一生祸福。这自是流风所及,没有哲理的价值的东两,但其势力却至今日尚普遍地在民间流行着。
  什么叫正命呢?这是孔孟的主张,此派对于命的是否前定、他们存一怀疑态度。不可知的,他们不喜欢去研究它,所以“子罕言……命”。同时他们对于天也采取同样的态度,所以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又说:“鬼神其为德,其盛矣乎!”不过孔孟相信人类是进步的,文化是要保持的,所以他们本着教育家立场认为富贵寿夭,只有尽人事听天命,不要太强求。君子“不立乎岩墙之下”正是尽人事;“赐不受命,而货殖焉”又正是不安命守分,所以他们对于富贵利达,要安分的“素富贵行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君子无入而个自得”,这便是安命的讲法。但是孔孟一谈到做人,那便不安分起来,“舜何人也? 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人不一定可致富贵,但人一定可以希圣希贤,圣贤是属之我;富贵是属诸外,归之我者当努力尽其在我,不应知足,不应画地自守;属诸外者,一听自然,信命运摆布,这叫杀身成仁,杀身正是安命,成仁便是尽其在我。不安命,所以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这个正字,便是不求富贵,利达听诸天命,却要正心修身,希圣希贤,不信命运,这就叫做正命说。古今来大英雄大豪杰、大圣大贤,完成伟大人格,造福人类国家,“功成不受赏,富贵若浮云”的气概,全是正命说的表现。
  什么叫造命呢?中国的哲学,后来发生混合现象,儒道混,儒墨混,甚至儒道墨佛混,所以一面在信鬼神;一面又在信命。一面在焚香拜祷,求神灵菩萨保佑;一面在听天由命,不去巧用机关。造命论便是混合的产品,他们相信命是有定的,但同时要信神求佛,行善好义,可以得佛保佑,因祸为福,遇难成祥,你命定应该无子,应该夭折,但你广行好事,敬佛信神,可以有子孙,可以得永年,这种说法在教育上诚然有它的功用与苦心,但在哲学上却没有大地位,袁了凡四训中对这个论法说得很详尽,很足以代表造命论的说法,并且这种学说在今天的社会中,势力非常的大,信徒非常的多,人们全是那有心为善,希求得偿。
  什么叫非命呢?凡是宗教家多主张此说,认为人的祸福寿夭,有上帝做主宰,和人一样,可以喜怒可以生杀,你多行不义,必得祸;积善之家,有余庆,命定说是没有的,不过他们的非命,不似今天科学家,认为人可以胜天,他们是多种善因,可以获天之喜悦而降福泽于你们,不独现世,甚至来世。
  上面这四种说法在今天都各有它的力量,不过多相混淆,不容找出它的清楚界限,大概教育学者相信正命的人多,而一般民众则相信宿命与鬼神混而为一者多。究竟哪样主张为是,尚有待于好学者研究。
  二、书后
  爸爸名叫李鼎彝,字玑衡。一九二○年(民国九年)进入北大国文学系。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后第一年、正是北大的黄金时代。蔡元培是他的校长,陈独秀、胡适、周树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都是他的老师,他的同班同学,后来较有成绩的,有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加、冯沅君,有搞国语运动的魏建劝,同届的同学有冯友兰、周德伟、陈雪屏。爸爸本人书念得并不出色。
  爸爸在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北大毕业,吉林省政府想公费送他留学,他那时已经二十八岁了,急于回家乡养家,所以就拒绝了。因为是“京师大学堂”毕业的,回到家乡,非常拉风,后来被聘为吉林六中校长,当时教育界的待遇极好,远非日后的穷教员可比;而对教育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尊敬,也远非日后的风气可比。爸爸说:军阀张作霖,在孔夫子诞辰的时候,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军阀们是不敢向教育界人士致训词的,也不敢颁发训词教教师研读的。
  爸爸除在吉林六中做校长外,也曾在吉林女中、吉林一中、吉林大学讲课,他惟一一部著作《中国文学史》,也写在这个时期。这部《中国文学史》,后来由我加上长序、由文星书店印出来,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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