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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前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二卷)主编:[英]阿诺德·托因比-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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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布局是一个可能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对于主要大国来说，有一个由弱小国家构成的地区介乎它和设法“遏制”它的周围大国之间，这是有好处的。从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现代欧洲的均势形成的时候起，到导致1859—1871年期间意大利和德国获得政治统一的1814—1815年的领土重新划分时止，法国在其东疆就享有这种好处。在三个多世纪内，直到普鲁士于1814—1815年并吞莱7茵兰时，法国同勃兰登堡—普鲁士和哈布斯堡王朝之间是由弱小国家构成的一个区域分隔开来的。法国以东存在着的政治真空，是有利于法国从1494年到1813年发动侵略的情况之一。后来，普鲁士在莱茵兰的深沟高垒，就成为1870年法国遭到那场大灾难的原因之一。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一个结果是，主要大国这个角色由法国让给德国来承担了；但是从1871年到1918年，东欧的政治结构使德国没有能取得它的前辈法国以前所享有的优势。在那些年代里，德国东迪的紧邻仍然是两个大国——俄国和奥匈帝国。这两个大国共同遮断了德国向东扩张的道路，因为它们事实上从波罗的海一直伸展到亚得里亚海，横贯了整个欧洲。限制德国向东扩张的这一难以逾越的障碍，在1918年德国战败时就由于那些击败德国的力量所作出的安排，突然不存在了。1919—1921年解决了领土问题后，德国发现自己的东侧是由弱小国家形成的一个地区，就如同1813年以前法国的东邻一样。只要西欧大国占领着莱茵兰和莱茵河以东的桥头堡，只要它们后来仍然可以重新占领这些德国领土而不会冒遭到德国有力反抗的风险，那么希特勒就只能看着这一有利形势，而不能去加以利用。一旦希特勒以自身的军事力量占领了莱茵兰，他就能够充分利用德国的这一潜在优势，即在东欧以及在斯堪的纳维亚和低地国家，尽是一些弱小的邻国。东欧这些后起的国家之所以孱弱，是有好几个原因的。从物质上说——就面积、人口和工业发展而言——它们即使和西欧列强中最弱的国家相比，也全是弱小的，更不必说和德国相比了。它们中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一方的也很虚弱，因为在签订和约过程中，它们同战胜一方的邻国在领土和其他物质资产方面发生的多数争议中，结果总是不利于战败国的。协约国的各大国并未蓄意要惩罚以前的敌国和偏袒以前的盟邦。在重新绘制欧洲政治地图的过程中，它们衷心谋求公正地实施民族自决的原则。但是在1919年，东欧各民族的分布并不象西欧那样，如拼花被单中的一块块拼花，相互之间界限分明。东欧的各民族是互相交织在一起，就如同一件镶嵌工艺品上的各色小立体或者如同彩色闪光的丝绸上的各色丝线一样。在东欧，要画出8清晰的疆界来划定各国领土的界线而不把许多少数民族置于错误的一边，那是不可能的。于是在这些为数众多的、对一个民族主持公道就要损害到另一个民族的东欧事例中，协约国的各大国就倾向于作出有利于它们朋友的裁决。例如，它们把罗马尼亚人占人口多数的匈牙利东部的一些领土划归罗马尼亚，这就势必也把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东南角上一块飞地内、完全为罗马尼亚人所包围的、为数较少但仍然相当大的马札尔人也并了过去。当这些盟友为所欲为，擅自处理时，协约国各大国也不愿，或许无力去约束它们。例如，波兰人就这样做了，他们不顾占人口多数的乌克兰人的意志，强行并吞了东加利西业，不顾立陶宛人的意志，强行并吞了维尔纽斯的白俄罗斯地区，并且趁苏联政府尚未能发挥它所拥有的非常优越的潜力时又把里加条约规定的边界强加于苏联。这种对有争议的领土采取有害的解决办法，造成了日渐扩大的影响，结果使以前被征服的东欧小国在物质方面全处于虚弱的地位，然而象德国和俄国一样，它们也心犹未甘，因此全期待着一有机会就来对那种解决办法作出有利于自己的修改。另一方面，东欧的一些前战胜国在道义上和政治上也削弱了，因为它们强行取得了一些居住着少数异国民族的土地，而这些少数民族全是不情愿的，心怀不满的。这些前战胜国坚持并入自己那扩大了的战后国境的每一少数民族，都使它们受到了两面夹攻的报应。它们不得不担心来自两方面的齐心协力的敌对行动：一方面是来自它们境内心怀不满的少数民族，一方面则是来自愤愤不平的前战败国，因为这些少数民族希望回到它们的故国去，而这些国家也希望收回它们所失去的国民。对于一个前战胜国来说，如果只需要应付一个心怀不满的从属民族和一个愤愤不平的邻国，那么这项威胁已经是够严重的了。然而大多数东欧的前战胜国全都树敌很多。例如，南斯拉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由于并吞了马其顿北部而使保加利亚成为敌人，后来又由于吞并了多瑙河左岸的马扎尔人而使匈牙利成为敌人。罗马尼亚在同一时期并吞了保加利亚的南多布罗加之后，又并入了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和若干邻近地区，并且又兼并了比萨拉比亚，使9苏联成为敌国。捷克斯洛伐克在斯洛伐克的南疆一带并入了一些马扎尔人，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边缘地区又并入了一些德意志人。希特勒反过来以民族自决原则来对付捷克斯洛伐克，出面维护苏台德德意志人的解放事业，并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附属民族马扎尔人，这样，捷克斯洛伐克也就没有救了。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各自据有，一个大国要求划归给它的领土和两个东欧小国要求划归给它们的领土，所以它们的处境显然都比南斯拉夫危险。因为后者只据有两个东欧小国要求归还的领土。在1939年3月15日以前的半年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就已遭到清算了。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地位尚不如波兰那样危险，因为对波兰提出领土要求的三个国家中——即德国、苏联和立陶宛——两个是大国。由于非常短暂而又异乎寻常的历史条件的凑合，波兰得以同时对这两个大国进行掠夺。那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靠着牺牲哈布斯堡王朝、罗曼诺夫帝国和霍亨索伦帝国而建立起来或扩大了的后继国家，在德国被人恶毒地称为应时而兴的国家（意思是说过了一个季节就要覆灭的国家），以与国运绵长的国家对照。两次大战之间在东欧诞生的一批应时而兴的国家中，波兰具有最极端形式的典型特征，并且对世界其余地方的命运具有巨大的影响。1939年3月，波兰拥有的疆界是德国和苏联都难以接受的。这两个毗邻大国中的任何一国遇到机会，必然会坚持要求重新划分它们切身利益所在的那一部分边界。然而在其他方面，波兰同这两个邻国利益的冲突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波兰和德国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因为除非将前普鲁士领土波兹南（又名波森）和波莫瑞（又名波兰的波美拉尼亚或者“波兰走廊”）包括在波兰疆界之内，否则波兰人民就不可能在波兰国旗之下重新取得政治上的统一，并且同样地，除非将前普鲁士领上但泽在政治上和德国分开，否则重新统一的波兰就不可能拥有通向海上的有效通道。因此，对于这些重大问题中的任何一个，波兰不可能，到头来也没有同德国达成妥协，而从德国民族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在任何一个问题上与波兰达成永久性的妥协也同样是绝对办不到的。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后，德国第一次使柏林周围、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土地方和东10普鲁士的外围飞地连成一片。从那时以后，德国前前后后的帝国主义者，从眯特烈大帝经过俾斯麦到希特勒，都野心勃勃，要使介乎其间的这片领土不仅在政治地图上是属于普鲁士的，而且在人口方面也是德意志的，不是波兰的。换句话说，德国决不会被人说服放弃自己的心愿，不设法兼并波兰的一半心脏地带，以巩固德国民心所在的民族领土。反过来，波兰也决不会被人说服放弃自己的愿望，即在政治上和人种上使东普鲁士与德国本土分开，以保证波兰的民族统一和自己通往海上的通道。虽然波兰和德国的领土争端陷入了这样一种僵局，波兰和苏联的领土争端却不是生来就难以解决的。在涅曼河立陶宛民族领土的南端和喀尔巴阡山斯洛伐克民族领土的东端之间，有可能划定一条较为准确的人种分界线，西面主要是波兰人定居的地区，东面则主要是自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定居的地区。如果波兰和苏联接受这一人种分界线作为它们之间的政治疆界——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制定和约时期英国政府拟定的所谓寇松线一样——那么双方之间就不会出现难以调和的局面。居住着乌克兰人的一些孤立地区将置于波兰的管辖之下，而一些远隔在外的飞地上的波兰人则将归苏联统治；遭受最大损失的，是一些拥有产业的波兰地主，因为他们的土地上居住着大批乌克兰农民和白俄罗斯农民。但是双方将要蒙受的损失在规模上是相仿的，而且对任何一方不会是无法容忍的。这些情况清晰他说明了复兴的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制定和约时应当遵循的政策。一位波兰的俾斯麦（如果这一矛盾的提法在想象中是可以成立的话）在1919年到1920年间就会毫不犹豫地从暂时战败的德国索取这样一些领土条款。这也就是当时波兰的现实政治家们事实上在那个有利的时机成功地向德国索取到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为波兰招致了难以平息的德国仇恨。然而他必然会极其谨慎地避免同时招致暂时战败的俄国难以平息的仇恨。所以他不会利用这同一有利时机从俄国攫取那些主要是乌克兰人和自俄罗斯人定居的领土，波兰可以没有这些土地，而不致对它的民族福利造成严重的损害，可是从俄国方面来说，则不能期望它会永远放弃这些领土。不幸的是，在1919—1921年这一重大时期中事实上决定波兰命运的、负有历史使命的波兰政治家们，却缺少俾斯麦的两个主要长处：节制和远见。波兰人不顾英11国政府的反对和警告（几星期前，在1920年的俄波战争中，当波兰的处境最为不利时，他们曾经打算接受英国政府的斡旋），在政治上利用了战局的一次突然而来的转机，迫使苏联接受一条波苏边界——这条边界线划在根据人种分界线而制定的寇松线以东大约一百五十英里的地方，从而使大约四百五十万马克兰人和一百五十万白俄罗斯人属于波兰管辖——因此，只要这条边界线不改变，就决不可能使这两个国家相互信任和合作。既然苏联和德国的复兴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波兰将里加界线强加于苏联，就不啻宣告自己是一个应时而兴的国家。事实上、它坚持要签署的乃是自己死刑执行令的一份预先缮就的副本。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疆界，是推动德国和俄国达到第五次瓜分波兰这一共同目标的持续性刺激因素，就象1814—1815年的第四次瓜分波兰曾使普鲁士—德国和俄国为了防止波兰重新出现于政治地图上这一共同利益而彼此维持和平达一百年之久一样。1922年4月16日签署的俄德拉巴洛条约，是一个最早的迹象，表明这两个大国由于在暂时衰落时期领土遭到掠夺而相互产生的同情，可能胜过了由于意识形态不同而相互产生的憎恶。也许，正是由于残存的一点点这种同情心或者是由于这种同情心的恢复——两国都反对两次大战间的波兰，反对扶植波兰的西欧大国——才使1939年8月23—24日俄德公约的签署在心理上成为可能。毫无疑问，这项公约的任何一方都不过是把公约视为一时的权宜之计，因为希特勒同普鲁士—德国以前的任何一个统治者不一样，其领土野心是远远超出分得一点波兰领土这一有限目标的。希特勒的最终目标是夺取俄国的乌克兰和乌拉尔山一带。以便为德国建立一个庞大的生存空间。这一点，斯大林和克里姆林宫里他的同僚是深知的。然而尽管苏联和第三帝国之间存在着这种最终“无法控制的”矛盾，暂时的和解在这时候对双方都是合宜的。也许。它们在重新瓜分波兰方面的共同利益——虽然这和它们在乌克兰向题上潜在的争端的规模相比，只不过是一个次要的协议——就是导致它们暂时达成这笔交易的部分动机。如果波兰继续保有两次大战间的疆界是促使俄国在1939年夏季同德国暂时达成协议的动机，那么德国周围12一些小国所构成的隔离地区则是妨碍西欧两大国和苏联建立任何有效的反德联盟的巨大障碍，因而也是德国的一宗宝贵的政治资产，因为英法俄联盟是足以引起希特勒严重关怀的欧洲大国唯一可行的联合。这对德国的利益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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