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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小传 作者:周汝昌-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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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汉汇流、满人严重汉化的局面，而满洲封建主，恐对其统治不利，是最害怕他们丧失了自己原来的骑射的技能和〃淳朴〃的风气的。因此，他们始终找不到一个双全两美的政策，而历史的发展却在他们的踌躇不定中而快速迈进。
在康熙前期，他们的〃淳朴〃的痕迹尚有可寻，而在乾嘉时代的满人看来，那些痕迹却已经成为话柄谈资了。康熙皇帝可以说是入关后第一个特别注意培养人材的，他本人就非常好学，所以他身边和周围的人大都是挑选很有文化造诣的，连包衣家奴、侍卫驱走之人也不例外。他在康熙二十四年就曾慨叹〃看来内府竟无能书射之人〃，因此下令在他〃常见〃的近处设立书房，专门培养内府佐领、管领下的子弟（注：内府佐领和管领本是两种不同的身份；前者本为兵弁家丁，后者本为管事家奴。曹家在内务府隶属前一类。），分习清书〔满文〕、汉书，一次就选了三百六十六名官学生（后来又迭有增额）；次年遂设景山官学这是在顺治元年设立八旗官学之后的第一个专门为内府三旗子弟所设的专学。
雍正继康熙之后，对八旗人材也很注意，增设了很多培养旗人的学校。雍正六年，命令于景山官学之外再设咸安宫官学，在内府佐领、管领下的幼童以及已在官学的学生之中挑选俊秀者，委派翰林、乌拉、满洲人等为教习和〃谙达〃，分授汉、满功课和弓马武艺。结果选定十三岁以上、二十三岁以下的学童九十名，于雍正七年正式成立。
我们了解了上述的制度，可以有助于想象、推测曹雪芹自幼接受封建教育的各种可能性和大概的情况。
曹雪芹是雍正六年才到北京来的，那时曹钜驯豢垩耗冒欤也丫唬┲薪隽粲喾考吧偈冢┣郾救舜耸辈挪还俏逅甑挠淄共坏骄透档哪炅洹Ｕ饩退得鳎诮鲜逼冢词勾嫌痹缁郏不估床患笆艿绞裁唇衔降慕逃骄┮院蟮募彝デ榭觯膊换峄褂凶郧胱ㄊΦ哪芰ΑＫ芸赡苁蔷投劣谧逯衅渌上碌募役又械摹＞退姆爬诵愿穸矗笤即厦骺⌒阌杏啵床豢锨谘Э喽粒蛭哂姓庵中愿竦娜耍换帷ò床烤桶唷āㄑ娴妇亍ǖ厝ツ钏朗椋腋匾氖撬苑饨ń逃兴贪骞嗍涞哪且惶锥鳎静环⑸巳ぁ４臃饨ü鄣憷聪驴加铮苎┣凼歉觥ɑ笛ǎ椴⒚挥小詈谩ǎ凇逗炻ッ巍返淖钋懊娌皇腔沽粝铝恕ㄋ湮椅囱Аǖ淖怨┞穑烤屯嘎读苏飧鲆庖濉！ �
在此有必要说明一下，那时代的所谓〃学〃，究竟是什么？ 说到〃学〃，大家可能首先想到人们常常提起的乾嘉时期的〃朴学〃〃汉学〃之名，或且以为曹雪芹既然正是乾隆时候的人，生活在这种社会学术风气之下，他之所谓〃学〃与〃未学〃，一定也就是指这个。其实大为不然。
第一，以真正汉学言，吴派始于惠栋，惠栋生于康熙三十六年，卒于乾隆二十三年；继之者如江声，生于康熙六十一年，卒于嘉庆四年。皖派始于戴震，戴震生于雍正元年，卒于乾隆四十二年。常州派始于庄存与，存与生于康熙五十八年，卒于乾隆五十三年。可以看出，这些〃创始〃人，除惠氏外，最多的也不过长于曹雪芹数岁而已，他们完全是同时人。而且雪芹年寿不永，反而先于诸学者下世了；在他生时，诸家还都没有十分重要的著作问世；例如到雪芹二十岁时，惠栋才得见到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时尚未刊刻，两年后才刻成）；雪芹三十一岁时，脂砚斋已再评《石头记》（乾隆十九年甲戌），那时戴震才不过初至北京，稍为都中人士所知；雪芹四十岁去世之时，戴震因会试不第，居新安会馆，段玉裁才得投札称弟子，往从讲学；到戴氏的《孟子字义疏证》成书与段氏《说文解字注》的始作，那已然是乾隆四十一年、雪芹逝世十余年以后的事了，不必再多列举，只此已可见其时学人学术情况之大略先后。其时诸家壁垒粗成，流派未晰，所谓某学某派诸名目，那只是此后的人的概念和分析，雪芹生时，人们还根本没有这种认识，而且〃汉学〃的势力影响，这时也根本未曾打入满洲八旗人的圈子里去，旗人的〃学问〃，走的全然是另一条路径。
第二，即以〃汉学〃而论，当时也还远不是像后人所理解的已经取得〃正统〃学术的资格地位，最多，不过只被列入〃杂学〃之内而已。那么，什么才是〃杂学〃所不能拟议的〃正学〃呢？原来，那就是科举制艺、时文八股之学！比曹雪芹只小了十四岁的章学诚曾记下过那种情形，值得我们重读。他说：
前明制艺〔八股〕盛行，学问文章，远不古若，此风气之衰也。国初崇尚实学，特举词科，史馆需人，待以不次，通儒硕彦，磊落相望，可谓一时盛矣。其后史事告成，馆阁无事，自雍正初至乾隆十年许，学士又以四书文义相为矜尚。仆年十五六时〔1752…1753〕，犹闻老生宿儒自尊所业，至目通经服古谓之〃杂学〃、诗古文辞谓之〃杂作〃；士不工四书文不得为通（注：《章氏遗书·答沈枫墀论学》。并参看刘禺生《世载堂杂忆》77页：〃当科举盛行之时，其他诗文谓之'杂学'〃。忆《潜研堂文集》年谱中亦有此等例证。按〃杂学〃一词亦见于《红楼梦》第八回与第七十八回中。《儒林外史》则第三回、第四十六回亦有之，并可参看。）…… 这情况才是当时的一般〃念书人〃的代表见解；章氏本人在乾隆甲戌年买得一部《韩文考异》，而塾师于举业之外，禁不许阅读他书，以致他不得不〃匿藏箧笥，灯窗輙窃观之〃（注：同上《朱崇沐刊韩文考异书后》。）。由此可知，在乾隆二十八年就已下世的内府包衣旗人曹雪芹，绝不可能在家塾之中学到什么别的学问，不但连〃通经服古〃的那种〃杂学〃（即我们心目中的乾嘉〃汉学〃）对他是无缘的，就是〃诗古文辞〃这种〃杂作〃，也不是在明白许可涉猎之列的东西（注：可参看袁枚《随园诗话》卷六：〃余幼时家贫，除四书五经外，不知诗为何物。一日业师外出，其友张自南先生携书一册到馆求售，留札致师云：'适有亟需，奉上《古诗选》四本，求押银二星，实荷再生，感非言罄。'予舅氏章升扶见之，语先慈曰：'张先生以二星之故，而词哀如此，固宜与之；留其诗可，不留其诗亦可。'予年九岁，偶阅之，如获珍宝：始古诗十九首，终于盛唐。伺业师他出，及岁终解馆时，便吟咏而摹仿之。呜呼！此余学诗所由始也，自南先生其益我不已多乎！〃）。
从〃六岁就傅〃的皇子、八岁入官学的觉罗、十岁入官学的一般旗人、十三岁以上挑入官学的内府子弟等等例子而看，长到十多岁的曹雪芹是有进入景山官学或咸安宫官学的可能的，因为他的资质无疑够得上是〃俊秀者〃，官学生概由官方挑选，挑着之后恐不容不去，再说官学生不但有公费资助，出学后也有〃上进〃之路，以当时曹家的情况来说，入官学读书也必然是家长求之不得的好事。
官学的实际情形又是如何呢？乾隆时代的文献未易寻觅，但晚清时代的也同样可以说明问题，那就是：〃教习之勤惰有赏罚，学生之优劣有进退，岁颁巨款以为俸薪、束脩、奖赏、膏火、纸墨、书籍、饮食之费，于是官学遂为人材林薮，八旗子弟无虑皆入学矣；至近数科，每一榜出，官学人才居半。然费如许心力所造就者：举业耳；于学之实，固无当也！〃（注：震钧《天咫偶闻》卷四。关于官学的制度，可参看《啸亭杂录》卷九〃八旗官学〃条。）
曹雪芹能对这样的〃教育〃发生兴趣吗？
一方面，他绝不会发生兴趣；另一方面，又必须去走这种封建制度给他安排的路途。这里便又发生了他和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我们读一读《红楼梦》，里面所反映的贾宝玉不爱读〃四书〃、深厌八股文章的情形，就可以恍然如见了。
曹雪芹的〃科名〃之有无与高下，也是无从查考的事了，但是清代人有的却记下过他是〃贡生〃〃举人〃〃孝廉〃等说法。〃孝廉〃，就是〃举人〃的别称（虽然清代确曾举过〃孝廉方正〃，但那是另一回事）。举人和贡生二说中，我以为后者较为接近事实（注：贡生说见于梁恭辰《劝戒四录》卷四，时代较早。举人说晚出。邓之诚《骨董琐记》卷三亦取贡生说。）。但也还不敢遽作定论（注：朱南铣先生《曹雪芹小像考释》据《八旗通志·学校志》中无雪芹之名，因此断定〃曹雪芹不会是一个贡生，但也许……是生员，故志书不载。〃但又说：梁恭辰的话〃殆系得自其父亲梁章钜的座师玉麟所述〃（玉麟〔1766…1833〕满洲正黄旗人，曾充上书房总师傅，管理右翼宗学，并两次管理内务府包衣三旗事务），〃玉麟有机会接触内务府包衣三旗的大量口碑或档案，此说谅有一定的真实性。〃）。
总的看来，有一点是明显的，曹雪芹因为封建力量的驱迫，少年时不得不去走科举功名的道路，但他最多只不过走了第一步：正式考中了秀才。此后，便〃不干〃了。
不过，谈到这一方面，也还是不要忘记历史，只凭一个简单的抽象的想法去〃套〃古人的事。说曹雪芹对科举这种东西本身是看不上的，那并不错，但这又并不等于说他一定就拒绝参加科考。他在小说中嘲笑〃进士出身〃的那些人的〃原来不通〃，就包含了另一层心理，即也要争一争谁行谁不行，大抵怀才之人没有不想使其所怀得有表现的机会的，而在科举时代要想显才也只有应考一条路可走，所以那个时代的才士，尽管不是为了高官厚禄，却也要争争榜上的名次。而乾隆时候，恰好又是对满洲八旗大臣子弟和内务府人员的报考问题，控制得异常严格，不让他们有显扬才名的余地（注：参看《红楼梦新证》页731…732。）。明白了这一点，才能明白，为什么当敦诚后来提到雪芹时竟会说出〃君才抑塞倘欲拔〃和〃三年下第曾怜我〃的话。不了解当时的历史，就会指责说，敦诚是歪曲了曹雪芹的人品了。
当然，曹雪芹自己选择的道路不是〃功名〃的道路，而且也不是〃杂学〃的道路。他所选定的，是〃杂作〃的道路，甚至是比〃杂作〃还〃低级〃得多的、为人所不齿的道路写作小说。
周汝昌
十六 当 差
曹雪芹是内务府旗人，所以他长大之后，一定要在宫廷当差作事，这是没有多大疑问的。但他到底担任过什么差事，却也是我们还弄不清楚的一个题目。在传说中，有的说他作过内务府堂主事，有的说他作过侍卫（注：前说见英浩《长白艺文志初稿》；后说仅出香山张永海口传。）。这种可能，自然是有的，然而想要再作进一步的考查，那就别无参证可求，因此我们对此不能作出什么叙述或推测。内务府中各部门唯堂上和上驷院所属有堂主事，尚与雪芹身份切合，其品位在主事之下、笔帖式之上；和六部的堂主事皆系职掌文案章奏之例相类，也是管理档案性质的职务。至于侍卫，乃是武职，其品级、类别也繁，就更无从确指了（注：传说中说曹雪芹所任为〃前三门（指正阳、崇文、宣武三门）侍卫〃。按前三门只有守兵，并无侍卫之制；疑系〃乾清门侍卫〃的音讹。乾清门侍卫，仅次于御前侍卫，地位很高。未知确否，疑不足信。）。
在这些传说之外还有一说，则是他曾在宗学里作过事。我个人认为，此一可能，值得探讨（注：此说根据系由敦诚赠雪芹诗中〃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等语推得。按〃虎门〃一词何指，向不为人注意；我曾在《红楼梦新证》三版本640页〃补遗〃引《李卓吾先生读升庵集》〃虎门〃条及《周礼·地官·师氏》推测敦氏所谓虎门有两解，可能指国学国子监或指侍卫值班的宫门处所，而以为〃但清代八旗各有官学，不当指国学，且敦诚宗室，雪芹包衣，亦不能同在一官学，所以不合〃（按当云八旗官学属国子监，而宗学属宗人府，固与国学非一），因此倾向侍卫一解。吴恩裕先生始进而指出，清宗室有以〃虎门〃指宗学之例，敦氏亦曾用指宗学，向来之疑遂解。吴说见其《有关曹雪芹八种》38…44页。当然，仅据敦诚诗，实不能断言雪芹必为宗学人员，盖〃数晨夕〃出陶诗，本移居喜得佳邻，日夕过从，交游甚密的意思，雪芹也可能当时居住西城，离右翼宗学很近，故而能和敦诚在学中晤谈。这些，还无法即作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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