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世太保史-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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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央保安局组织的“完美性”自相矛盾，恰好成为它失败的原因。
　　　　由于国家中央保安局组织的多样化，因此有必要对所有在那里工作的特务进行
特殊训练……一九四零年五月十八日，海德里希规定，每个参加国家中央保安局的
年轻特务必须在各个局工作一段时间。新提升的党卫队员或者参加过法律学考试的
大学生首先要在刑事警察部门工作四个月，熟悉警察业务的基本知识和初步的刑事
学概念。接着在保
　　　　安处和盖世太保分别工作三个月。这样他才能了解正在开展活动的一些局的工
作全貌，并且知道邻近的局当时在想些什么。最后根据他个人的才能和工作需要被
分配在国家中央保安局七个局中的一个局工作。
　　　　盖世太保被编为第四局。
　　　　国家中央保安局把它的活动范围扩大到被占领和被并吞的国家。在那里建立的
分支机构从小范围来看，都是总部各局的翻版。在这方面盖世太保几乎闻名于整个
欧洲。
　　　　盖世太保获得这样一种听来令人发抖的名声决不是偶然的。它的这种名声远远
超出国家中央保安局的其他机构和实际上不出名的国家中央保安局本身。盖世太保
是整个纳粹政权唯一的执行工具，是该政权中的最可怕的主要机构，是其他部件环
绕它旋转的机器轴心。只有在盖世太保
　　　　内部，文件的加工、各种情报的收集和评价以及对其他局进行“科学”和“有
计划”的调研才有其意义和目的。那里不断地变换着统计数字和别的地方送来的一
大批人的花名册，那些人象野兽一样遭到追逐、吊打、虐待、奴役或消灭。如果说
盖世太保这四个字沾满的血泪比人类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名字多，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一九四四年春，盖世太保活动最为猖獗，它在国外拥有二十五个分局，六十五
个所以及三百个分局中的“天线”和八百五十名边防警察局的警官。恩斯特·卡尔
登勃鲁纳任国家中央保安局首脑海德里希的继承人直至战后为止。他在纽伦堡诉讼
中供认，盖世太保在一九四四年底大约有三万五千至四万名“固定”成员，不过有
人控告说，据一份比较全面的人数分配材料来看，它本来的人员为四万五千至五万
个。这个数字看来是正确的。因为盖世太保在一九四四年下半年曾经吸收了一定数
量的人员，他们在此以前参加其他组织的分支机构。
　　　　早在国家中央保安局成立的时候，盖世太保就把保安处的某些部门占为已有。
缪勒在海德里希和希姆莱的支持下推行这种政策。一九四一年底和一九四二年初，
缪勒力求把他的特务活动范围扩大到没有被占领的外国领土，并且对保安处外事局
的权力提出要求。虽然他的计划失败了，但是有权直接同在国外的官方或秘密的
“警察专员”通信，向他们索取情报，而且不通过第六局（保安处外事局）的媒介
向他们发布指示。
　　　　为了保证自己的优势和控制权，盖世太保在战争爆发时把必要的干部提供给新
成立的、由最高统帅部领导的秘密战地警察（ＧＦＰ）。之后，当五千名秘密战地
警察被分配给盖世太保的时候，海德里希可能依靠那些老人员的帮助，机敏地吸收
了被占领国的秘密战地警察。这样—来，“原来”
　　　　的盖世太保队员的数字就提高到三万五千人。
　　　　一九四四年十月一日，希姆莱发布命令，把属于德国内政部领导的保护关卡边
境的官员置于盖世太保的领导之下。
　　　　边防警察早就被吞并了。“没收”税吏只是盖世太保首脑“渴望攫取”行政权
的一个先例，接管谍报局的一个部门（军事情报处）．倒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如果
纳粹政权不在几个月之后崩溃的话，那么这个步骤今后很有可能继续进行下去。这
种合并标志着纳粹为谋取特权而对谍报局进行斗争的结束。
　　　　希姆莱为了设法控制他手下的每一个特务，于一九四零年初特别动用了全部德
国警察继续作战，并且把他们置于党卫队的管辖之下。这样做可以使任何一名警官
今后避开法庭在预审时所作出的正式判决。事后，这些案件完全由党卫队领导的一
个特别机构负责。通过这种方式，任何从外部来的控制都失去效力，希姆莱可以以
党卫队首脑的名义在他的管辖范围内为所欲为：任意决定调查或不调查，中途停止
调查，对判决施加影响，取消判决，禁止执行判决，赦免或严惩犯人。一九四零年
初，希姆莱在六年前锻造的那件可怕的工具因此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多亏这场
战争它才找到一个它所合适的活动地盘。　　　
　　　盖世太保史　　　　　　　　
　　　　　　第一章　在波兰
　　　　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二年初的冬天，当党卫队部队准备“扫荡”已占领的苏
联领土，消灭大量居民时，希姆莱对贴身警卫团作了简短的讲话，决定“再次提高
他们的士气”，因为他们的士气由于大量的恐怖行为开始低落。
　　　　“武装党卫队队员经常自言自语地说，当我今天一想到这些事，我就似乎觉得
在光天化日之下目睹治安警察在你们这些人的支持下犯下了使人难以忍受的罪行，
把一些人带到这里来是否有必要。在零下四十度的气温下：波兰也发生同样的事，
我们不得不把成千上万的人，甚至几十万人押送出去，我们必须在那里——你们听
到过这种事情，但是你们很快又把它忘记了——无情地枪毙成千名波兰领导人。”
　　　　波兰曾经是纳粹暴行的试验地。这个由城市和乡村组成的不幸的“大行政区”
处在残酷的汉斯．弗朗克的统治之下，那儿的暴行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体系。不久，
整个欧洲也因此遭受了重大损失。
　　　　一九三九年十月七日，波兰战役结束。时过不久，希特勒在一项由戈林和凯特
尔共同署名的法令中任命希姆莱为“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的帝国委员”，并委托
他去完成波兰“日耳曼化”的任务。
　　　　根据这项法令，希姆莱要把沃尔希尼和巴尔的库姆两地的“日耳曼族人”（根
据莫斯科条约，这两个地方已经纳入俄国势力范围）迁移到德国来，另一方面要消
除给德国和日耳曼大家庭造成危害的外国侨民的“灾难性影响”以及把人烟稀少的
地区变为新的德国殖民地。由于希姆莱可以完全不受约束地为所欲为，因此很快实
现了这项带有普遍性的指示：“我们的任务不是用旧观念使东方日耳曼化，就是说，
不是给住在那里的人讲授德语和德国法律，而是去关心住在东方的真正具有德国血
统和日耳曼血统的人。”
　　　　为了加速这种完全新型式的“日耳曼化”，希姆莱命令采取适当措施，“阻止
危险分子进一步渗透到波兰的知识分子阶层中去”，同时希姆莱让人把失去男人的
波兰寡妇许配给德国人，并且冷冰冰地说道：“德国东部必须达到的最主要的目的
是，清洗进入东部地区的外国侨民。”这样可以从“杂种”中挑选出优秀的种族类
型，保存了日耳曼化。“我认为，我们的任务是收养他们的孩子，不让他们接近周
围的人，如果我们去抢或去偷走他们……我们获得的要么是可以使用的好血统，把
它安排在我们这儿，要么，我的先生们，他们会说这是残酷的，但自然界毕竟是残
酷的，我们就消灭这种血统。”
　　　　波兰人和犹太人就这样眼看着他们自己的财产、房屋、财物、耕地被掠夺一空。
那些被剥夺者，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可疑的危险的敌人，一概被送进集中营，在比较
恶劣的情况下一些人被送往德国军工厂或当作农业工人使用，他们象强盗占有的奴
隶一样在德国人的土地上强制劳动。
　　　　一九四零年九月十二日，希姆莱通过法令实施“种族登记表”。登记表上必须
填写：“1　．积极投入到民众斗争中去的日耳曼族人……2　．日耳曼族人虽然没有
积极投身于德国文化，但是却保护了自己的德国文化；3　．几年来同意和波兰国民保
持联系的日耳曼族人……4　．在政治上献身于波兰文化的日耳曼后裔（叛徒）。”
必须通过“再改造”使这些“叛徒”
　　　　重新归化为“日耳曼人”。谁反对这样做或者拒绝填写“种族登记表”，有人
就会向盖世太保通风报信，把他送进集中营。
　　　　所有旨在“日耳曼化”和殖民地化的措施都委托给德国中央保安局首脑莱因哈
德·海德里希去办理。德国中央保安局布置和办理征收、撤退以及把流放者运往德
国，把日耳曼族韵殖民者运往已经“解放了的”前德国东部省或者“大行政区”。
　　　　“哪里发现犹太人，我们就必须在那里消灭他们，”汉斯。弗朗克“总督”说
道。为此，一九四零年六月，奥斯威辛“灭绝营”在克拉考附近的一处肮脏的沼泽
地带建立。这以后的五年时间里，数百万犹太人被杀害在那里。
　　　　不久，又建立了两个集中营：马伊达内克和特雷布林卡。特雷布林卡为建立绝
灭营起了示范作用。　　　　　　　　　一年以后，德国中央保安局根据希姆莱的指示从被德国吞并的波兰领土上驱赶
了一百五十万波兰农民和犹太人，把他们打发到大行政区去，他们在那里的处境真
是难以忍受。一九四三年底，没收了七十万二千七百六十处地产，总共六百三十六
万七千九百七十一公顷土地。这个数字中还不包括设立在但泽、东普鲁士、波森和
西里西亚的公务机关所没收的土地。有关这方面的数字报告已经找到。将近五万个
日耳曼族人（占被剥夺家产的波兰人的三分之一）已迁移到那里。日耳曼族人中转
站成立了一个由希姆莱领导的新部门，它作为移民总局参加迁移活动。
　　　　被劫持到德国去的波兰人受到了奴隶般的虐待，希姆莱第一次把他关于未来帝
国的理论运用于实践。
　　　　波兰农业工人必须服从一项列有十五个条文的章程，其中第一条规定：“波兰
籍的农业工人原则上不享有申诉权，也不允许任何部门录用他们。”波兰奴隶横遭
他们“主子”的独裁统治，他们没有权利离开自己的工作地点。冬天，他们从晚上
八点钟到翌晨六点钟，夏天从晚上九点钟到翌晨五点钟必须留在家里。除了去上班
或者去为他们的雇主干活外，谁都不准使用自行车，也不准上教堂，看电影，看戏，
听音乐会或者上馆子。他们没有权利同妇女或者同年轻姑娘建立密切的关系。不准
他们参加集会和使用公共运输工具。严禁他们调换雇主。相反，“如果好言相劝和
谆谆教诲当耳边风的话”，雇主有权对他们进行体罚。雇主对此不必作什么说明，
当局也不会要他负责。此外，当局还劝告雇主，要他的家庭远离波兰工人。雇主必
须立即把任何由波兰工人所犯的“罪行”报告上级，占则将自食其果。人人务必知
道，工作干劲松懈，工作意志淡薄，“破坏活动”，“态度蛮横”等诸如此类都是
犯罪。“如果发现雇主同波兰籍的农业工人关系密切，就对他们采取严厉措施。此
情况同样适用于妇女和姑娘。总之，一视同仁”。
　　　　波兰妇女被安排在德国人家里当佣人，其中纳粹党员有优先权得到免费的女仆。
“为了减轻德国家庭主妇的负担，不再损害她们的健康，四十至五十万的波兰妇女
就这样被迫移居和遭受奴役。”这些不幸者的处境同农业工人的处境一样艰苦：
“想得到一点业余时间是不可能的。原则上，东部来的女管家除了管理经济之外，
基本上是做家务。但是她们在家务劳动以外每星期可以休息三小时，以此作为报酬。
外出必须在天黑以前，最迟不得超过晚上八点钟。”
　　　　用于男人的规定也适用于这样一些可怜的人：“东部来的女管家除料理家务之
外，随身必须始终带着劳动卡，用它来代替身份证。”
　　　　有人说，这是一种“奴隶身份”的标记，这并不夸张，人们倒是有点儿不好意
思把一个显然有着古老文化国家的有道德的公民德国“雇主”所执行的规章制度宣
扬出去，正是这些规章制度把其他人无条件地交给了他们。七年的纳粹统治使一些
难以置信的事情得以存在。当然在这条道路上德国大工业家还要走得更远一点。
　　　　盖世太保对执行这部新法典关心备至。当几十万成年男女陷入经济和道德困境
的深渊，几万名儿童遭受更加悲惨的命运时（有些劳动营让几乎是裸体的、营养不
良的十岁儿童拉重车子，扛重东西），盖世太保的朋影始终笼罩着这群不幸者。
　　　　盖世太保在波兰作出了如此“出色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