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世太保史-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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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没有人会相信传奇式的纵火案会由共产党人干的，这样一个神话有可能对纳粹
党人的敌人采取毫不留情的镇压措施和发动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当时他们的地位还
不稳固，所以需要战争来巩固政权。　　　　那位穿着法衣的老态龙钟的参议院议长宾
格尔的身旁坐着四个陪审员。在召开的五十四次会议期间，他作了最大的努力来维
护他那仅有的一点尊严，可还是逐渐失去了审理案件的领导权。
　　　　在被告席上坐着五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男人，显然，这是因为（对纳粹党有利的）
偶然事情使他们五人相继来到这里。在被告席上为首的是一个半白痴的荷兰人范·
德·卢勃。他是在燃烧着的国会大厦里被捕的，无疑属于纵火犯之一。坐在他旁边
的是共产党国会议会党团的前任主席，党的最有名的演说家之一托格勒，接下来是
最受人爱戴的德国共产党主席恩斯特·台尔曼。为了证明自己是无罪的，他在纵火
那天自己去向警察局自首，此后他就被禁闭起来。
　　　　这是根据两个可疑的证人的供词而对他提出的控告，这两个人就是参加过纳粹
党的前老共产党员弗赖和卡尔瓦纳。
　　　　他们发誓作证说，纵火那天，他们看见托格勒同范·德·卢勃一起走进国会大
厦，就凭这个供词已经足够了。更有趣的是其他三个被告是在莫明其妙的情况下被
捕的，他们三个都是保加利亚人。一个名叫黑尔默的人是波茨坦大街‘巴伐利亚宫”
饭店的服务员，他在报上看到范·德·卢勃的一张照片和看到广告栏里的一则通告，
通告里这么说，凡是抓到凶手范·德·卢勃的同谋犯，可得重赏两万马克。黑尔默
现在回忆说，在“巴伐利亚宫”曾看到卢勃同三个男人在一起，他们经常光临这家
饭店，“肯定是布尔什维克”。因为“巴伐利亚宫”是一家相当高级的饭店，而象
范·德·卢勃这样的流浪汉很可能还未进门就被赶了出来。这种情况却没有引起人
们的注意。警察在“巴伐利亚宫”设了一个圈套，在三月九日逮捕了这三个老顾客。
两个人身边带着普通护照，上面证明他们是黑迪格尔博士和帕内夫博士。第三个人
身边没有带护照。当局只花了几分钟，就确定这些护照是伪造的。对此，这三个人
承认，他们叫布拉戈伊·波波夫，华西尔·泰涅夫和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而且
都是保加利亚人。
　　　　季米特洛夫！当盖世太保总部的人获悉有这个战利品时，顿时爆发出一片欢呼
声。季米特洛夫是西欧共产国际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在保加利亚已经两次被分别判
处二十年和十二年监禁。其他两个保加利亚人在他们的国家里，同样由于政治活动
被判了刑，每人被判徒刑十二年。他们逃出了保加利亚，在俄国避难了一段较长的
时间，不久前才来到德国，以便设法从这里秘密地回到保加利亚去。他们断言，从
未看见过范·德·卢勃，至于托格勒这个人也是只知其名，而不知其人。他们被捕
的消息一公布后，就有几十个证人前来报到。这些人都斩钉截铁地说，在饭店里，
在大街上以及在国会里，看见过这三个人同托格勒和范·德·卢勃一起，如何把贮
藏器拖到那里以及如何偷偷地把它们放在大厅和那些最想象不到的地方。季米特洛
夫镇静地倾听着这些言论。要证明他在起火那天去过慕尼黑，那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五个人就这样站到了被告席上，控告书的指控对当场被抓到的卢勃来说是致命
的，他是一只披着人皮迷了路的可怜的野兽，而对其他四个人则是毫无根据的。
　　　　公众对这次起诉颇感兴趣。来自世界各地（没有得到允许的苏联记者除外）的
一百二十名新闻记者把国会大厅的记者席位挤得满满的。希特勒想从这次“无情的”
判决中捞一把，通过这次判决，使案件审理获得成功，并借助新的力量使反共宣传
复活起来。　　　　然而，在莱比锡起诉前不久，已经有另一个法庭对这次事件作了判
决。流亡在法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德国人曾经向世界舆论发出紧急呼吁。他们
进行了调查，请来了证人，公布了照片和文件，设法把大家认为可能的真相如实地
反映出来：国会是由纳粹党人自己放火烧的，目的是要让年迈的兴登堡在紧急法上
签字，为他们的镇压措施辩护。
　　　　在巴黎，借助于安德烈和克拉腊·马尔罗，让·盖埃诺和意大利人希亚罗蒙特
成立了一个特别积极的核心小组。在德国共产党的两个作家维利·明茨贝格和古斯
塔夫·雷格勒的领导下，用几种语言公布《褐皮书》并广泛宣传。真相开始大白于
天下。
　　　　九月初，伦敦的一个反法西斯委员会委托国际调查委员会，由它决定，在莱比
锡起诉前，对国会纵火案进行起诉。
　　　　在一位有名的伦敦法学家，工党的一位拥护者，检察长德尼·诺韦尔·普里特
的主持下，法国、英国、美国、比利时和瑞典的知名人士云集在该委员会里，其中
有加斯东·贝热里，律师德·莫罗·贾费里，律师亨利·托雷，阿尔蒂尔·埃斯和
弗莫伊伦。斯坦福·克里普斯爵士坐在起诉者的位置上。他叙述了事实的经过并强
调指出，这次表面上的起诉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它除了揭露在德国由于种种情况而
受到阻碍的真相之外，别无其他目的。
　　　　会后，委员会才明白，卢勃虽然是纵火者之一，但只是被用来作为一种工具。
那么它是掌握在谁的手里？委员会回答说，是在纳粹党人的手里，特别是掌握在戈
林的手里，他应该是主要的被告人。九月十一日，律师德·莫罗·贾费里大声叫喊
道：“在整个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法庭，不会有这样的裁决，甚至是最无情的裁决，
对被告抱着最敌视的态度所作出的裁决，都不愿意在眼下去接受这种童话似的可笑
证据，这是可以肯定的1　但是人是要面子的，在决意干坏事的被告者身后，肯定隐
藏着戈林那样的人，他已经遭到所有正直人的良心上的谴责。
　　　　“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在柏林，是谁手拿钥匙去国会大厦的？
　　　　“是谁向警察下达命令的？
　　　　“是谁能够加强或放松对国会大厦监视呢？
　　　　“又是谁手里拿有去大厦地下室的钥匙，而且看来只有用这把钥匙才能进入地
下室呢？！
　　　　“这个人既是普鲁士邦政府的内政部长，又是国会议长：他就是戈林！”
　　　　“为了保持面子……”对此，最高法庭费了很大的劲。因为起诉者一方很快出
了洋相，他们面对着季米特洛夫对他们发起的猛烈抨击，只有招架之势，而无反击
之力。其他被告态度消极。范·德·卢勃神情忧郁，人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他
嘴里挤出一些简短的答词。至于泰涅夫和波波夫，他们不会说一句德国话。季米特
洛夫争得了起诉的主动权。他成了起诉者，他的起诉词简洁明了，使得原来的起诉
者、帝国律师瓦尔纳博士决定采取一个惊人的步骤。他设法弄到流亡者的一本《褐
皮书》的样本，逐页进行审查，以便证明这是编造出来的唯一谎言！
　　　　这样，起诉者成为被告者，诉讼案在继续审理过程中，除为起诉者进行辩护外，
并没有达到其他目的。
　　　　接着，这些人在法庭的栅栏旁一一走过，德国人都在窃窃私语着他们的名字：
布雷斯劳的警察局长，西里西亚的冲锋队队长海因斯；纵火时任波茨坦警察局局长
的赫尔道夫伯爵；冲锋队队员舒尔兹以及最后戈林自己。
　　　　吉斯维乌斯生动地描绘了戈林出庭时的情景。他喜爱表现变化多端的性格（流
行的“赫尔曼”、“忠心的骑士”、“民族英雄”等等），而在那一天他却选择了
他特别喜欢的一种性格：“铁腕赫尔曼”。
　　　　这位“铁腕赫尔曼”身穿亚麻织成的淡褐色的猎装，脚上穿着使地板发出咯咯
声响的高统靴步入会场。他强作镇静，但是很快就失去了镇静。由于愤怒而汗流浃
背，他开始大发雷霆地讲了一通。这次起诉，出乎意外地发生转变，使他惊慌失措。
戈林不知道，法官们正在研究一本《褐皮书》，那是一份“煽动性的文件”，这种
文件只要被他发现，他就要把它消灭掉。
　　　　宾格尔坐在椅子上胆怯地注视着这个场面。他开始理．解到，这次诉讼对他事
业上的成就等于是敲响了丧钟。被告席上的季米特洛夫按捺不住他内心的喜悦。戈
林怒气未消，气势汹汹地注视着他，试图重新保持自己的镇静。但现在的情况是由
被告季米特洛夫审讯国会议长，国会议长必须回答！
　　　　一场难以置信的对话开始了①：①　　吉斯维乌斯：《痛苦的结局》，第39页，
汉堡，未注明年代。
　　　　“为了……，能够找到同谋者，内政部长先生在二月二十八日以及在此后的几
天里做了些什么，可能是在寻找同谋者吧？’季米特洛夫问道。
　　　　“我本人不是刑事官员，而是位负责的部长，”戈林回答说。“因此，对我说
来，重要的根本不是去发现几个小混蛋，而是去注意那些应对罪恶世界观负有责任
的政党。”
　　　　他上了季米特洛夫的圈套，在围绕政治的舌战中迷失了方向。虽然他是一个纳
粹党的重要战略家，但是他没有那种气势能够对抗一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大师。
突然，对戈林证人的审问变为一次共产主义的宣传会议，戈林大发雷霆，用侮辱性
的口吻狂叫着：“在我的眼里，你是一个应该立即被吊在绞刑架上的骗子！’庭长
马上插话，他提醒季米特洛夫，他已经对他说过，不允许他在这里进行共产主义的
宣传。“如果这位证人发怒的话”，他是不会感到惊讶的。
　　　　季米特洛夫回答说：‘我很满意国会议长先生的回答。”
　　　　‘滚出去，你这个混蛋！滚出去！”戈林吼叫着。
　　　　法庭上顿时骚动起来，工作人员把季米特洛夫拉出大厅时，他讲了最后一句话
：“你大概害怕了吧，国会议长先生……？你大概害怕了吧……？你怕了吧，国会
议长先生……？！”
　　　　范·德·卢勃和其他被告之间的秘密协议是以控告卢勃是共产党人这个事实为
基础的。但是在审理案件期间发现卢勃在一九三一年背弃了共产主义。刑事警察调
查的结果清清楚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十二月二十三日，帝国法庭宣告判决：范·德·卢勃被判处死刑，其他四名被
告被判无罪释放。各国报纸对这次事件作了评论，流亡者胜利了。尽管对德国法官
施加压力，但他们还是不准备对无罪者判刑。当希特勒知道这次判决时，他暴跳如
雷，周围的人见此情景，怕得要命。
　　　　然而，戈林不愿放弃他的战利品。他曾经对季米特洛夫说过：“我会再抓到你
的！”事实上，戈林又抓到了他。尽管宣判无罪，但四名共产党人继续被监禁，直
到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日益强烈的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他们才被释放。托
格勒被送进了集中营。服刑一段时间以后，他离开了这个集中营。因为他为纳粹服
务，所以获得了自由。
　　　　一月十日宣布，范·德·卢勃已在莱比锡监狱的院子里被绞死。许多德国人对
此表示怀疑。有人说，卢勃的家属为了把他安葬在荷兰，多次提出合法的要求，但
是他们的要求从未得到满足。然而，使人不能理解的是，如果卢勃真是一个奸细的
话，为什么纳粹党人对本来可以用世界上最合法的手段除掉一个如此讨厌的帮凶犹
豫不决。盖世太保不喜欢留下任何痕迹。
　　　　立即把下面这句拉丁文成语写到国会大厦的废墟上也许是最恰当不过了：“Ｉ
ｓ　　ｆｅｃｉｔ　　ｃｕｉ　　ｐｒｏｄｅｓｔ．”①。
　　　　①　　前不久，德国新闻杂志《明镜》发表长篇大论，试图说明国会纵火案是卢
勃一人搞的。我不能同意论文的结论。　　因为它对许多要点没有解释清楚，也许对
于国会纵火案还得费上许多笔墨。（拉丁文Ｉｓ　　ｆｅｃｉｔ　　ｃｕｉ　　ｐｒｏｄ
ｅｓｔ，意思是：这是由此事获得利益的人所干的。——译者）
　　　　可为镇压措施辩护，同时又加强了盖世太保的地位以及为大规模的选举宣传提
供了合法的证据。
　　　　这次“奉命’照办的纵火案确实给纳粹党人帮了大忙，甚至可以这样说，纳粹
党人是非常需要这把火的，因为这既发现起火后的一小时，希特勒和戈林都在注视
着燃烧的大厦。狄尔斯领着他们穿过大火尚未烧到的走廊，向那些已在进行工作的
人员交代第一批任务。
　　　　希特勒一到，火冒三丈地高声怒吼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