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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战士-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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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高文战后遇到两个步兵军官，对他们说：“无论何时，我飞过你们上空都会想，在泥浆里行军，近距离的战斗，还有所有那些炮弹，是多么可怕呀。”而步兵告诉他：“看见你们在空中，我们想，如果被直接击中，你们根本没机会逃生。”让麦高文惊讶的是，“他们对我们心存歉疚”。麦高文说，对他自己而言，“我一直知道，最终将是步兵赢得战争，但我想到轰炸机和战斗机也很重要，没有这些飞机，步兵无法战胜德国人”。
对于陆航队中在飞机上飞行的战士，死亡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威胁。456轰炸大队的卡普斯少尉于1944年1月到达切里尼奥拉。本月他庆祝了自己的21岁生日。和他一起的还有其他三名年轻军官，少尉道格拉斯·S摩根、盖尔·J斯葛里奇菲尔德和爱德华·J赫夫纳。摩根和斯葛里奇菲尔德是飞行员，赫夫纳是投弹手。他们之间友情甚笃。“我们都年轻、热情、爱国，急于开始战斗飞行的伟大冒险。”
起先他们在301轰炸大队的食堂吃饭。卡普斯永远忘不了301大队机组人员走进食堂时，那一张张脸。当时他们刚完成一个轰炸德国的任务归来。“他们看起来都在发愣，紧张、疲劳、精力耗尽，极其疲惫。他们自顾自地谈论着行动中弟兄们怎么被击落，看见几个降落伞从下落的飞机中出来，以及那些爆炸后没有跳伞机会的飞机。”
归来的机组人员的这些表现和他们说的东西，让卡普斯体会出真实的战斗是什么样子的，但“我不信我们会是被击落的那一个，迫不及待地打算去战斗”。
在卡普斯到达切里尼奥拉的四个月内，他的三个朋友———摩根、斯葛里奇菲尔德和赫夫纳———都死去了，他们死于B…24的坠毁。后来，卡普斯同一帐篷的伙伴，投弹手尼古拉斯·科利逖，也因为飞机被击落死亡。到卡普斯完成其任务数———一共51次！———时，即1944年7月7日，他的副驾驶悉尼·布鲁克斯成了飞行员。布鲁克斯担当指挥两个星期后，飞机被敌人击中机翼，与编队里另一架飞机相撞。布鲁克斯旋转着狠狠地摔到地上死去。另一架飞机爆炸。
同其他中队一样，741中队也伤亡惨重。兰福德队长差点儿成了其中之一。他因1944年3月17日领导一次对维也纳的轰炸任务获得杰出飞行十字勋章。但在7月21日，他的飞机在轰炸捷克斯洛伐克布吕克斯的任务中被击落。炮火严重炸伤了操控杆。兰福德试图向右转一个急弯，但“控制轮像赌博轮盘一样急速旋转”。飞机很快失去高度。他命令大家跳伞。兰福德安全落地，与铁托的游击队接上线，设法返回基地，他走进食堂大厅，受到执行官的热情迎接，他说：“上帝，我还以为你死了！”兰福德返回后继续进行战斗飞行，完成了他的任期。但中队的历史日志记录了他与其他人的B…24的被毁，并说：“我们急需代替者，因为当时我们的状态可以恰当地被称为半失控。”
事故导致的死亡甚至大大超出B…24被击落导致的死亡。麦高文机组的无线电操作员肯尼思·希金斯军士到意大利没多久，就看见了一起事故。刚一起飞时，飞行员应该踩住刹车踏板，让起落架上的轮子停止转动再收回去。但在那次事故中，当飞行员踩刹车踏板时，“解放者”还没有飞到空中，因此机头翻了过去，扎入地面。飞机前半部分的所有人都死了。另一次，一架B…24开始降落，但一枚炸弹还挂在炸弹舱门上。飞行员一定没有检查确认炸弹是否落下去，它的确没有。刚一降落，炸弹掉下来爆炸了，把整架飞机炸成碎片。“整个机组全都烧着了，”希金斯回忆说，“我的意思是他们被烧成灰烬。”
飞行员盖扬·菲利普斯看见另一次同样的事故。刚一离地，飞行员就踩下刹车。菲利普斯评论说：“没有充足的动力，一架满载油料和炸弹的B…24无法飞到空中。”这次飞机是在跑道尽头出事的。机首起落架折断，机首重重地栽到地面上，从引擎处断开。飞机前半部分的所有人当场死亡。
一次，一架轰炸机出了毛病，但还能勉强保持高度，机组人员尚有逃生机会。几个人设法逃出将毁的“解放者”，拉动降落伞拉索，安全落地。他们中的几个落在中立国瑞士或者南斯拉夫，幸运地找到了铁托的游击队，返回意大利。但好几个，或许是大多数，成了战俘。到突出部战役之前，陆军航空队的战俘一直比步兵多。
第四章 他们是一群优秀的人
陆军航空队知道跳伞的战士总是可能被抓住。为避免被抓，每位机组成员都得到一套逃生设备，包括几块糖棒、一管吗啡、一张丝质欧洲地图，还有一个罗盘。不是很多。战士们被指示只能向逮捕他们的人提供以下信息：他们的名字、军阶和系列号。一般而言，他们说的会比这些多，但不是自愿的，有时是为了避免拷打，更多情况下是从不经意的谈话中透露出来的。德国的讯问者都是年轻人，英语不错，往往是前飞行员（现在没有飞机或者受伤）。他们和战俘闲聊，就像同行间谈话。像他们这个年纪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战俘们喜欢吹嘘诸如此类的事情，如“你的飞机能飞多快”，“飞机里能转圈吗”，等等。而且，德国人已经掌握了准确的情报，例如中队的基地所在地，以及指挥官的名字。战后大多数战俘坚持说，他们从来没和德国人说过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德国人说，他们已经从战俘那里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一切。两边的人都经过恰当考量，曲解事实。
一旦被逮捕，战士就脱离了陆军航空队的控制，但他仍然在军队里，要服从部队的纪律。战俘都憎恶这种体验，但他们大多数还是活过来了，用不着妥协。741中队的飞行员沃尔特·肖斯塔克少尉是其中的一位。在他的第四次任务中，他的飞机飞到奥地利一个精炼厂上空，被一发炮弹直接击中，炮弹在B…24的机首爆炸，当场炸死投弹手和机首射手。飞机开始迅速失去高度，几乎撞上一座山。肖斯塔克命令机组跳伞。他们当时在南斯拉夫上空，包括肖斯塔克，全都安全跳伞着陆，但有三个人被党卫军射杀，后者认为他们是恐怖分子。“他们根本没机会解释。”
肖斯塔克一个人设法躲藏了一个星期。他联系上铁托的游击队，他们打算帮他逃亡。但他运气不好。他们在一个农舍停留时，一个男孩跑去告诉了为德国人打仗的游击队。他们在阁楼上找到肖斯塔克。得知他是美国人，就给了他一个苹果。肖斯塔克说俄语，俄语和塞尔维亚语很像。塞尔维亚人说，他们不打美国人，他们要打的是共产主义者。具有讽刺的意味是，肖斯塔克的家人离开俄罗斯就是为了逃离共产主义者。就像他所说的：“在这场无序的战争中，你真是很难说清谁是谁一头的。”
最终肖斯塔克被带到法兰克福，在那儿受到审讯。最先审问的德国人来自底特律，曾经是一个旧车推销员。当时是1944年中期，肖斯塔克解释说：“他那时知道战争失败了，因此给我一些茶和饼干。”德国人其实是希望能让肖斯塔克松口，“但他运气不好，我在第四次任务时就被击落，什么也不知道”。肖斯塔克被送到第三空军战俘营。这是一个大的战俘营。在肖斯塔克去之前，里面的战俘曾经挖了一条地道，大概有六个人从那儿爬出去逃跑了，但他们运气不好，大部分被德国人抓住带回来，在其他战俘面前被射杀。因此他们不再挖地道了。对肖斯塔克而言，除了打牌，盼着下顿饭，等待战争结束，没有什么可干的。
因为德国人尊重军阶，肖斯塔克少尉和其他军官比起一般士兵有“一点点轻松时光”。军官不用干活。俘虏的营房分12排，每排12个铺———四张三层的床。肖斯塔克所在的营房有144个人，营房一头是炉子，另一头是一个冷水龙头。龙头是卫生设施。营房外有公共厕所，但战俘必须得到卫兵允许才能去。
食品配额非常可怜。面包明显是由锯屑制成，而且每个人只有一片。卫兵把食物放在营房门外地上。德国人还分发咖啡，但据肖斯塔克说，那是由刚长出来的橡树果子制成的。每个星期一次，如果他幸运的话，能得到一片马肉。偶尔战俘会收到红十字会的食品包裹。但第三空军战俘营旁边是一个俄国战俘分队———如果美国人觉得他们处境不好的话，最好让他们去看看俄国人，就知道什么叫悲惨了。因此，他们会打开红十字会包裹，把一半的食物扔过防护网，送给俄国人。
红十字会也会送来香烟，这“制造了一个交换食品的商品世界”。德国人会用一切东西来交换美国人的香烟。战俘有一个收音机，藏在锡罐里，这让他们知道外界发生的事。他们主要想知道的是，盟军离他们的战俘营还有多远？1945年4月29日，他们刚刚被解放，在收音机里听到了美军广播网的广播。他们首先听到的是一首流行歌曲，《不要把我关起来》。想到在这里已经将近一年，肖斯塔克觉得这“有些滑稽”。
肖斯塔克最后的判断是：“战争是可怕的事，告诉你战争不是如此的人，大概是在堪萨斯中部某地做后勤的某个军士，对于战争毫无概念。”就他所知，“它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最后他说：“我爱我的机组，而且那是我所爱的一切。战争不是令人愉悦的体验。”几十年后，他爱看战争电影，他妻子问他，既然如此憎恶战争，怎么还要这样。“我解释说，看电影时，你没有被击中的危险，可以专注于故事情节，不用担心一个弹片会穿过你的挡风玻璃。”
741中队有12架B…24以及23个机组。这意味着有46名飞行员或副驾驶，此外还有五十多个军官。麦高文报到时，许多人已经投入战斗，其他像他一样的人则等待投入战斗。无论他们是何种情况，每个人都明白被击落或者被迫跳伞的危险，也知道发生致命事故的可能性离他们多么近。死亡或者被俘的可能性围绕着这些年轻人。
无论是在军官还是士兵俱乐部，新来的人都会静静地坐在那儿，听完成任务归来的老兵们谈话。麦高文努力听着，听到不少怎样在战斗中驾驶B…24的忠告。谈话涉及什么事情发生了，飞机如何操作，德国人的防空炮火怎样，以及其他的细节。他们总是争论有多少降落伞从坠毁的飞机上飞出，但不说谁出来了而谁没有出来。他们假设降落伞打开就意味着人安全落地，但他们对于此人是否逃出并在回意大利的路上，是否已经成为战俘，或者是否在地面上被杀死，一无所知。肖斯塔克的名字从来没有在谈话中出现过。
梅尔·藤哈肯军士，455轰炸大队的一名无线电操作员，记得这些谈话既有启发性又很可怕。它不像一场测验或者橄榄球、篮球比赛后年轻人的谈话。“这里没有对个人成就的自豪之情，或者对战绩的互相比较、吹嘘”，而且，“没有人嘲笑那些还未参战的人（如藤哈肯、麦高文和其他刚来的人），因为大家知道明天或者后天他们就要参战”。藤哈肯还注意到：“那些完成34次任务的人没有表现得兴高采烈。”因为他们都记得“在第35次任务中死去的那个人”。没有人说话是为了出风头。大家交流经验只是因为更好地运用技术和战术将会提高生存机会。
藤哈肯军士和其他两个机组一起到达切里尼奥拉。其中一个机组先去执行任务。任务时间很长。他们的飞机安全归来，但被防空炮火在机翼和机身上打了几个洞。那天傍晚，做完任务后的询问之后，他们离群索居，不想说话。“他们觉得以后讨论这些感觉会更好，或许是我们都完成几次战斗任务之后。”对于藤哈肯及其机组成员而言，“我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恢复曾有的乐观、兴致勃勃及其正常个性”。
一天后，第二个机组执行他们的初次任务。两小时后飞机飞回基地。突然，在一排排的帐篷中间，黑暗中出现了一个射手，喘着粗气，降落伞一半收在手臂上，一半拖在地上。他吓坏了。他想知道机组中的其他人在哪儿。得知没人知道后，他解释说，他们的B…24在目标上空被击中，他无法估计伤害程度，但说他的飞行员把飞机开到机场，在空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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