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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0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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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
——摘自毛泽东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21—422页）
［解析］
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在这里说明了一个道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在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如果理论不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那就要丧失其生命力，就会破产。毛泽东肯定了原书作者的观点，写下“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的批注，以示对作者观点的赞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说明了社会实践对于知识或理论的关系，说明直接认识和间接认识的关系，强调要深入实践，来发展理论。他认为，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观点，社会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是认识服务的目的。他认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的实践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知识都是间接的经验和知识，这就是古今中外的一切知识；但这些间接的经验最终还是来源于直接经验和实践的。学习、研究书本知识是必要的，毛泽东历来强调要系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但他强调书斋不能发展理论的根本用意在于，在教条主义者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斗争实践相割裂而给中国带来重大损失，中国革命的发展又迫切清除教条主义的影响，需要科学理论指导的情况下，必须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深入中国革命实践，总结实践经验，把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用来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这样才能一方面给中国革命以科学的指导，另一方面发展马列主义。
9。中国主观主义者的“一般”是脱离“个别”的（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原文］
辩证法的概念是具体的。因为它在其一切方面的充满矛盾的统一上因而在一般与个别的统一上，论理的反映出对象。
伊里奇：“个别，如排除那引导到一般的关联，是不存在的。一般，只在个别中，并且只通过个别而存在。一切个别，在某种方法上是一般。一切一般是个别的一部分、一方面或本质。一切一般，只是近似的捉住一切个别的对象。一切个别不完全的进到一般之中，等等。”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国主观主义者的一般是脱离个别的（脱离实际）
——摘自毛泽东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29页）
［解析］
毛泽东的这句批语是在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时写下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的这部教程，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读的苏联哲学书籍中译本中遍数最多的。1936—1937年，毛泽东曾读了该教程的第3版，先后读了3—4遍，作了许多读书批注。在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时，又读了该教程的绪论。1936年12月，李达、雷仲坚译的该教程又出中文第4版。毛泽东在1941年3月到9月间，在繁忙的工作中又抽出时间读了第4版，留下了一些重要的批注。1941年，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比较稳定，党中央准备开展整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主要是纠正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指出：“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76—477页）1941年9月，毛泽东在起草的关于中央学习研究组的研究方针及阅读材料的通知中，曾将该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即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指定为学习、研究的内容。
毛泽东是联系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来读这本书的，特别是为了纠正和克服党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他在这部书上留的批注几乎都是在针对中国的主观主义而写的。可以说，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之前反复读这本教程，有其明确的目的。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这里说明了事物的个别与一般、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个别与一般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个别中有一般，二者不是脱离的，但又有区别。列宁那段论述的新译文是：“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列宁选集》第2卷第713页）毛泽东在读这段论述时还写有“中国的主观主义者相反”，“理论与实际联系，普遍与个别联系”的批注。毛泽东的批注，揭示了主观主义即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理论根源，即割裂一般与个别，亦即割裂理论与实际。马列主义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的反映，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不是抽象地存在的，而是存在于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之中的。正因为此，马列主义如果要指导中国革命，就不能不与中国革命这个“个别”、这个“实际”相结合。否则的话，这种马列主义就是一种抽象的、僵死的理论。中国的主观主义者即教条主义者不懂这些道理，他们把马列主义当成到处套用的公式、不可改变的教条，不是考虑如何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是不顾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如何去应用理论，这就把马列主义这个一般同个别（中国革命的实际）对立起来了。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革命付出的巨大的代价。毛泽东于1938年10月14日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
10。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
［原文］
我们对于应用于自然科学，关于狭义的自然的科学的实验及经验，上面已经说过了。但实验与经验，在社会的发展上，也以特有的形态显现着。巴黎公社是最大的经验。从此，马克思、恩格斯与伊里奇，引出了革命的斗争的教训，充实了普罗列达里亚革命的理论，建立了普罗列达里亚专政的学说。
革命的辩证法论者马克思，把1871年的巴黎公社，看做是有历史的意义的历史的经验，是世界普罗列达里亚革命莫大的前进，是比较几百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践的行动。“分析这种经验，从此引出战术的教训，由于这种经验，再检讨自己的理论——马克思正是这样的树立了自己的理论。”（伊里奇）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
——摘自毛泽东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45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这里论述了实践经验对于理论发展的重要作用。教程在这里引用的列宁论述的新译文是：“分析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得到策略教训，根据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201页）
中国当时的那些教条主义者，只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公式和教条，他们自封为“理论家”，其实并不懂必须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国革命的经验相结合的道理；他们根本不是什么理论家。正是基于这种分析，毛泽东发出“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的感叹。
中国的革命需要理论家。毛泽东曾号召中共高级领导理论联系实际地学习马列主义，掌握马列主义。他在1938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亲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正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3页）
11。先行后知知难行易（读河上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
［原文］
安朵拉托斯基在他所著的“列宁主义之理论与实践”的里面关于这一点，曾有所论及，他说：“思维为存在所决定。我们所应特别留意的，就是我们对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不可和人类头脑中所想象的社会关系（即人类的观念），拿来相混同，应该就社会关系的真实方面，加以究明。这两种事实的差异，我们试从历史上的各个发展阶段一步一步看去的时候，那怕特定的社会关系是成熟而且实在的，而人类对于那种关系的意识却仍旧缺乏；而且我们就各个人自己所做的一切还不会详细的理解这件事说来，也就不难明白。最初，是关系成熟，然后意识发生，然后人类才理解关系。”
——摘自河上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先行后知知难行易
——摘自毛泽东读河上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74页）
［解析］
毛泽东的这两句批注是读河上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时留下的。河上肇（1879—1946）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曾在日本翻译介绍马克思《资本论》，主要著作有《唯物史观研究》、《经济学大纲》等。1930年6月，李达等人翻译的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由昆仑书店出版；同年11月再版。毛泽东大约在抗战爆发之后，读了此书。该书上篇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该书在说明社会意识同社会存在的关系时，引证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安朵拉托斯基（现译阿多拉茨基（1878—1945），曾任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1932年起任苏联科学院院士）著《列宁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一段论述。新的译文是：“思维是由存在决定的。应当善于按照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本来面目来研究它们，而不要把这些关系同人们对它们的想象、同人的观念混淆起来。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一事实即使从下面一点也显然可以看出：在历史上我们处处可以看到，当社会关系在现实中正在成熟起来并且实际上存在着的时候，可以还不存在关于这些关系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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